在中國歷史上，思想領域的每一次繁榮，幾乎都出現在舊體制松弛而新體制尚未形成的社會動蕩時代。如春秋戰國、魏晉、明朝中晚期、五四新文化運動等等。文學藝術更是在其中找到了最適合生長的土壤。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文學藝術作為對世界的感性表達，它總是能對社會律動保持超常的敏感，二是在社會變而未變、發而未發的那個契機，它總是會走在政治前面，承擔起思想啟蒙的任務。但同樣，一旦社會進入新的穩定時期，啟蒙的任務也就讓位于制度建設。啟蒙的終結必然導致文學藝術的相對沉寂。由此來看，文學藝術的繁榮期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繁榮期總是存在錯位。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講的“物質生產與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也是李澤厚提到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現象。
      文學藝術是時代精神的強化象征，它的發展建立于這個時代是否鮮明地顯現出新的矛盾和問題，以及主流政治是否對文學書寫的獨特性保持必要的允許。但是，就中國歷史而言，固然文學藝術的黃金時期往往出現在社會大變革時期，但在國家和平穩定時代，文學藝術也并非喑啞得沒有一點聲音。如唐詩與宋詞的繁榮，均有當時國家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繁榮作為背景。就此而言，僅僅在啟蒙層面理解文學藝術的價值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僅僅將文學藝術理解為與主流政治對撞的力量也失之偏至。一種更趨理性、也更穩健的說法，也許是有兩種藝術，一種是與主流政治爭執的藝術，它主要出現于社會的啟蒙時期；一種是與主流政治合作的藝術，它主要出現于社會的平穩發展時期。即反制度的藝術和制度性的藝術。但是，這種說法依然失之周延。這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中，除了與主流政治建立密切正、反關聯的藝術，還有日常生活的藝術，如宋元話本、明清小品文，內容更多涉及市井文人、百姓的日常愛恨悲歡。據此來看，所謂的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問題、啟蒙的終結必然導致文學藝術的沉寂問題，其前提并非物質生活的繁榮和社會的穩態發展必然反藝術，而是因為今天的文學藝術史觀出了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僅僅將文學藝術的價值界定于解構現實合法性，那么現實的非合理性必然反向助推文學藝術的前進；如果將文學藝術視為人性的表達，或者文學藝術創造源于人性的本然，那么它就不會因為社會政治的變化而表現出所謂的高峰和低谷，而是一代有一代之藝術。同時，藝術需要作為人類心靈的本然需要，人性所在便是藝術所在，具有不受時代特性限制的恒常性。
      據此，從本質意義上講，人們可以談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甚至文化創新，因為這些范疇都與社會的進步有著直接的因果或相互生成關系，但談文學藝術創新卻必須保持必要的審慎。這就像《詩經·關雎》在數千年前就歌頌愛情，并不見得今人就能在愛情書寫上有多少創新一樣。在此，文學藝術情感表達跨越時代的永恒價值，使任何所謂的創新都僅限于技術層面。或者說，在古今之間，只有竹帛書寫的愛情、印刷術的愛情、機械復制時代的愛情、圖像時代的愛情之別，愛情本身卻構成了超越一切載體或媒介之上的永恒主題。就文學藝術而言，抓住這個超越于一切時代、技術手段、時代背后的恒常極端重要，它意味著文學藝術史并不總是求新求變的歷史，而是一脈相承的歷史。唯有它才能保持民族和人類精神的連續性，并在多變世界里為人最后守住一份心靈的寧靜。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當代，中國遭遇到了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社會政治經濟還是科學技術，均呈突飛猛進發展之勢，似乎唯有文學藝術卻整體體現出強烈的復古主義取向。文化領域的國學熱歷久不衰，藝術領域中的古典山水寫意之作占據主導，文學領域歷史小說、戲劇膨脹，連獲諾貝爾獎的莫言也是在以小說的形式為已逝的農耕文明大唱挽歌。這種“政治向前，文藝向后”的現象表面看來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被視為文學藝術家對他的時代缺乏良知和責任，但事實上，這恰恰體現了文學藝術在新與舊的激烈對峙中所彰顯的制衡力量。時代走的太快，文學藝術在此承擔起了修復它與傳統之間斷裂的功能，并使人性在對歷史的回溯中獲得撫慰和喘息之機。也就是說，對歷史的回溯是手段，借此保持對歷史積淀的永恒價值的復歸是文學藝術家隱而不宣的意圖。
      那么，文藝創新為什么會在今天成為一個問題？原因無非有以下三點：一是當代社會為文學藝術提供的載體和傳播方式極度放大，反向凸顯了藝術創造能力的有限。比如，傳統意義上，紙質書籍幾乎是文學藝術借以傳播的唯一媒介，但在當代，電影電視、互聯網幾乎無處不需要文藝作品的填充和彌漫。由此，藝術家有限的創造能力和它的承載空間之間，就構成了極大的不對稱。在此背景下，即便社會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或閑暇使人人成為藝術家，技術進步為文學藝術提供的數據儲存和傳播空間仍然是永遠無法填滿的。其次，現代社會的高速運轉，使人的審美經驗快餐化、碎片化，人們很難擠出大量時間對藝術作品進行審美靜觀，而是只能進行走馬觀花式的流動性觀賞。這意味著即便對一些具有永恒價值的作品，人們也很難有足夠的時間體味它的永恒性，而是注重它在某一瞬間能給人帶來的新奇感受。這種新的觀賞模式，造成了藝術作品和創作的雙重快餐化。所謂的藝術創新，則往往僅憑借一些“擊中”人心的智性短語而名噪一時，但瞬息之間，又必然為新的短語或敘事取代。易言之，速成與速朽成了現代藝術的最突出特征，而對新藝術的饑喝則具有永恒性。所謂的藝術史則成為即時創新與即時感受的永無止息的互動。復次，現代傳播技術除造就出藝術存在空間的陪量放大和藝術經驗的碎片化，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它讓人嘆為觀止的復制技術。與傳統藝術摹仿生活不同，現代藝術的一個重要取向是對藝術自身的摹仿。同一部經典作品，可以被改編成多種版本的話劇、電影、電視劇，并進而成為戲仿或惡搞的對象。大眾選秀節目不僅摹仿經典作品，而且也摹仿經典的創造者（演員）。由此，所謂的創造，基本成為同一經典的不斷演繹或變異形式。經典作品因其耳熟能詳的性質而讓人不斷溫習，并在其中得到慰藉，相反，藝術創新則要么因接受者審美經驗的固化受到阻滯，要么因安于這種經驗重復而失去動力。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認為，藝術創新是這個時代的假設性命題。如上所言，藝術的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這意味著當代社會經濟的繁榮并不必然帶來藝術的繁榮。同時，藝術反映的是人性的恒常，它的價值不但不在創新，反而在為多變的時代提供反向的制約，并因此使人在其中尋到心靈的最后安居。可以相信的是，在當代，雖然科技進步為藝術創新提供了諸種新的媒介或通道，但這都是手段性的，并無法改變人試圖從藝術中得到的基本情感滿足和心理撫慰的渴望。據此，在一個充滿變化并讓人產生諸種創新焦慮的時代，為藝術或為人的藝術化生存提供一個不受干擾的區域是重要的。在這個區域，寧靜的價值大于騷動，為人提供心靈的安居比總是庸人自擾式地求新求變要更能滿足時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