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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后期著作有一個鮮明的主旨是關于極權主義生活各方面的反思。在她的個人經歷中，最為敬重的老師海德格爾的變節，身為猶太人遭遇到的流亡與身份危機，奧斯維辛大屠殺和戰后在耶路撒冷參與到對納粹分子艾希曼的審判，這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影響使其著作風格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收錄到《責任與判斷》一書中演講、講座和論文延續了她一貫的論辯色彩，充滿了強烈的個人魅力《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看似散漫的文字仍然集中關注了那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極權主義與大屠殺。
這樣描述這本書的主旨可能會引起一些誤解。在阿倫特的著作中，關于極權主義的描述并不少見，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但是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描述的重心是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同源性。1961年，曾在納粹德國擔任高官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前往報道，最終完成了《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阿倫特的這本書，不但因提出“惡的平庸性”這一概念遭到了學界的批評，還因為她揭露了猶太人在納粹大屠殺中同樣具有屠殺同類的惡行，招致了許多猶太人朋友和組織的決裂，一度眾叛親離。實際上，猶太人中同樣存有大屠殺者這一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人性的復雜與陰暗與何種人類無關，只與當時遭遇的具體環境誘因有關，這正是“惡的平庸性”這一觀念的的核心所在。
阿倫特提到一個例子，她的朋友，著名的美國作家瑪麗·麥卡錫提到這個屠殺困境的悖論：“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槍對著你說，‘殺了你的朋友，否則我就要殺了你’，他是在引誘你，就是這么回事。”我們一度把這種生存困境稱之為“蘇菲的抉擇”。這是一個道德上的難題，因為根本沒法選擇，在殺人與殺人之間，在殺人與救人之間，在殺一個人與救許多人之間，無論你如何選擇，你都是在作惡。但是在大屠殺中，很多人不會思考到這種悖論式的道德困境，大部分人都會用“殺一人可以救很多人”這種思想的幻覺安慰自己，以免良心不安，這也正是納粹之所以給你出這個難題的原因所在：他在引誘你作惡，引誘你變成一個屠殺者，一個納粹的同謀。阿倫特的后期著作中，對“惡的平庸性”這一觀念的分析已經超出了早期對極權主義觀念同源性和極端之惡的思考。
在《思考與道德關切》一文中，阿倫特談到“惡的平庸性”這一核心概念時說：“我并不企圖以此建立一個理論與學說，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確實的情況，即那種廣泛的惡行現象，人們不能把他們歸因于罪犯的特別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念。罪犯唯一的特點乃在于他有點兒異乎尋常的淺薄。無論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窮兇極惡，罪犯卻既不兇殘也不惡魔，人們從他的過去、從他在審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問詢中能發現的唯一個性特點是一些純然否定性的東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種非常真實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狀況?！卑愄氐挠^點之所以遭到了很多人批評，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總覺得這種說法是在替大屠殺開脫罪責。或者說，她的觀念太過關于超前，而顯得不合時宜。在齊口眾聲都在聲討納粹戰犯的時候，這種觀念讓大眾很難接受：即艾希曼與我們普羅大眾一樣，并不比我們惡多少。但是阿倫特一再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在對大屠殺反思中，我們都有罪。我們都有罪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都無罪。這樣一種觀念才是真正替納粹開脫。作為人類的我們都要對大屠殺負責，只有在某種形而上的意圖中才是正確的。在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中，無論你身犯極端的惡行，還是平庸的惡行，都是罪人，都要接受審判和懲罰，這點毋容置疑。戰后的審判針對的是具體的罪犯，而不是形而上的罪責。
如果說收錄到《責任與判斷》中的這些文字有比阿倫特之前的思想有所深入的話，那就是她提到的那種“不能思考的奇特狀況”。很顯然，這是阿倫特后期著作中最為閃光的一個思考點。戰后對納粹屠殺有過各種原因的分析，比較有代表性和權威的就是其格蒙特·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說奧斯維辛是一種高度行政性和制度性的大屠殺。它就像一臺精密的機器那樣運作，遵循嚴格的規章制度，一絲不茍地按照程序和步驟，實行流水線式的工業屠殺。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個人就成為了這道嚴格屠殺程序上的一個零件。阿倫特稱之為零件理論：每一個零件，每一個人都是可以報廢和替換的，而這又不會改變整個屠殺系統，這是所有官僚機構所能正常運站的基礎。在戰后大屠殺的審判中，很多被告都是用這種理論為自己解釋：如果我不做，換做其他任何一個人也會做。2009年奧斯卡獲獎影片《朗讀者》中，女主人公就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
但是阿倫特在《責任與判斷》中把對這個問題的反思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現代性的大屠殺中，個體是否真的沒有選擇權？那些作為零件的被告是否真的無罪？是否服從上級命令就意味著自己不該承擔責任？阿倫特就此重新提出了：何為思考？“人是思考著的存在，它的意思是，人有一種傾向，甚至說一種需要，需要越出知識的界限去思考，去更多地運用他的智力、腦力，而不僅是把它們作為求知和行動的工具”。也就是說，思考是一個過程，一個行動，而不是一個結果。我思故我在那句格言所能陳述的正是一種思考著的存在，“思考的需要只能通過思考得到滿足，昨天的思想只有被重新思索之后才能滿足于今天的思考需要”。
古希臘有個著名的哲學命題，你是想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還是樂意做一頭快樂的豬。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蘇格拉底因為思想而痛苦糾結，而一頭豬渾渾噩噩卻快樂無比。但是我們卻寧愿選擇做蘇格拉底，因為思想正是人與豬之間最大的區別。而且思考活動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每一個人永遠可運用的能力，同樣，“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腦力的重任的特權，而是每一個人經常存在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很多人不是不能思考，而是需要他做出思考的時刻，他逃避了這種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他能逃避自己的罪責。當他口口聲聲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和安排時，其實是逃避自己的思考能力，從而推卸了自己的責任，避免做出道德判斷，高高懸置起了自己的良心。
“不能思考的奇特狀況”當然不可能作為法律依據，讓那些大屠殺中被告判刑獲罪。但是阿倫特對這種“惡的平庸性”的深入解析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哲學關切和道德關切的范疇。所謂“責任與判斷”更多的是指向自身的省思。大屠殺之后，我們每人都有罪，聽著像是一種敷衍之詞。但是只有我們知道，阿倫特為警惕這種“每人都有罪”的觀念傾注了她的后半生沉思生活。
思郁
2011.9.1
轉載自思郁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