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天涯》2014年第4期“２１世紀詩歌精選之十六”
楊慶祥
 
楊河山將詩歌的時間軸建立在過去和當下的對比中，就像一列70年代的列車突然駛入了2014年，“那或許是1976年以前的火車。”時間的恍惚導致了一種空間上的錯置感，詩歌于是在溫情的敘述中流出一絲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我在心里槍斃了一只烏鴉。/ 因為它弄黑了我的視線 ”但詩歌的底色卻始終保持著某種純正的平衡，并在一種永恒的懷念中矯正著可能出現的精神分裂。“但有些東西不能抹去。樹木不能抹去，/ 河流不能抹去。它們始終都會存在。其實鳥雀也不能抹去，/ 千百年來它們始終在這里飛行。”
楊鐵軍和蔣在分別居于美國亞特蘭大和加拿大溫哥華。我試圖在他們的詩歌中嗅出一些異域的經驗，但至少從用詞遣句上看他們并無特別。也許唯一例外之處在于他們在詩歌中表現出來的耐心，楊鐵軍的詩對“物”的描摹有著解剖學般的仔細和精密，僅僅是通過這種描摹，詩歌就已經展示了在一個加速度時代的魅力——它能固定一切的細節，而這正是宇宙和造物的神奇。“另一邊，兩棵挺立的松樹已死去多年，/ 眼淚狀的糙皮脫落了，/ 露出石灰白的光面。/ 抬頭能看到圍了一圈的橡樹/ 伸出枝干，半掩半露地/ 把枯死的松樹藏在背后。”
江非和夏午的詩歌從所敘內容上看都屬于物質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相對而言，夏午的詩歌趨于傾訴而江非的詩歌更具雄性體征。江非用一種格言式的斷句表達出一種憤怒的力量，但這一力量又被格言的形式所拘囿，這一弛一張之間形成了詩歌的緊張感。《看一頭公牛》的表層敘述不過是一個童年場景的再現，但“公牛”在這一書寫中已經帶有宗教感，這是一首將日常生活儀式化的典型詩歌，其起源，卻不過是最容易被我們忽視的生活。
我把廖偉棠的短詩《致香港》完整地附錄如下：

《致香港》

晚安，香港
但香港不能晚安
也不能把晚安十倍奉還，
石頭縫里，貧窮但聽著風聲
的日子已經死寂，等待下一次誕生。
再會，香港
但啟德早已不是機場
新的苦難新的引誘都是新鹽
塑新的雕像在每個人回頭的影子中，
她關燈迷航，飛入歸燕的腹中。

我想說的是，我隱約地感覺到這首詩歌的現實所指，雖然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所指背后的意識形態，但我依然認為這是一首很不錯的詩歌。這首詩歌的力量在于它所能召喚起來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語境，因此它有某種方法論的意義：詩歌可以是高度個人化的，但它同時也可以是高度社會化和歷史化的。
余小蠻是不是一位很年輕的詩人？很抱歉我不知道她更具體的信息。僅僅是從詩歌的表達來看，她似乎和很多年輕的詩人一樣，喜歡過度地使用修辭和意象，這讓其詩歌缺乏力量，因此，當其“索性快活起來”的時候，她就離真正的詩歌更近了一步。
唐不遇的詩歌呈現出兩極分裂的趨向，一極是將詩歌的政治隱喻功能放大，“天空即將爆發流血的革命”，并行使著某種完全社會化的反對角色；另一極則是徹底放棄隱喻，僅僅是描摹日常生活的情趣。胡桑則試圖將更多哲學化的東西納入其詩歌的表述之中，因此呈現出語言和思考互相纏繞的跡象，在某些時候，這種思考的過度會讓詩歌變得稍顯無趣。
許多余的詩歌白描有時候會讓人想起他的安徽同鄉楊健，但很明顯，他缺乏楊健那樣的距離感，因此，他在以詩歌切入現實的時候讓人覺得有些急促。所以在某些時候，以一個過去的視角來書寫存在的變遷會相對平緩、豐富一些，王夫剛的《1994年的五蓮縣城》屬于這種情況。翟見前的詩歌時間則基本上是停滯的，他對變化不感興趣，有時候這種停滯會帶來程式化的傾向。
安琪的詩歌一直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不安的現代感。但這里發表的幾首卻呈現出某種心平氣和的氣氛，似乎詩歌自身有著成長的周期，生命的成熟讓詩歌同時也變得開闊起來，與大地自然和世間人情的親近互動未嘗不是存在的另外一種方式。
最后我要略微表達一下我的遺憾——寫出真正的杰作永遠都像“用沙子搓繩或以風鑄錢”那么困難。
 
                                              2014年7月15日
 
楊慶祥，1980年生，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曾兩獲《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2007、2013年）；中國年度青年批評家獎（2011年）；第十屆上海文學獎理論獎（2013年）；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