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帷幕、直陳生命的痛感
——序《士人脈象》

    劉曉林

        郭守先將近年撰寫的文化隨筆及有關青海文學的評論結集為《士人脈象》，發(fā)來電子版，囑我寫幾句話。他的這類文字，此前我大多拜讀過，這次集中閱讀，又有了不少新感觸。與郭守先結識有年，卻對他以往的經歷了解不多。因為每次與他在不同的場合相遇，閑談的內容基本上不涉及私人生活，而散漫的交談最后都落腳在有關啟蒙和現(xiàn)代性的話題上，我們似乎都有就這一話題進行深度交流的愿望——雖然彼此都很清楚，在一個物質至上、娛樂至死的年代，談論這樣的話題不是顯得奢侈就是顯得迂腐。在交談中，他不斷強調著如下一些看法，啟蒙是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一個沒有完成的主題，中國的現(xiàn)代化特別是人的現(xiàn)代化的真正實現(xiàn)還是一個遙遠的目標，擺脫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束縛獲得思想的獨立與自由任重道遠，這些見解顯然根植于上世紀80年代的接續(xù)“五四”傳統(tǒng)的新啟蒙文化場域，根植于強化知識分子主體性及其使命意識和擔當責任的時代語境，郭守先對自己青年時期所建立的觀念和立場有著確定不移的持守，每每談及于此，情緒會變得很激動，與他平時持重、溫和的神情形成鮮明反差。我們之間對于啟蒙與現(xiàn)代性價值功能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這并不影響從他的話語中清晰地指認出與我自己建構在同一時空背景和文化根脈基礎之上的精神故居。
        相比當面交流，我對于郭守先的了解更主要來自他的文字。我知道他是由寫詩步入文學寫作領域的，還知道他有一個筆名叫“殘酒”。多年前，他寫了一首自抒機杼的詩歌《我是上帝飲剩的那壺殘酒》，其中有這樣的詩句“太烈。上帝只飲了一杯/就匆匆遠去。古城墻下/除了一朵花  一塊青磚/就剩下寂靜和我/墻垛里吹來的風/無端稀釋/積蓄多年的激情和芬芳”，里面彌漫著悒郁不平之氣，當然也不乏孤傲自矜之氣，我推測這大概與他在現(xiàn)實中遭遇的挫折和傷害有關，是他吟唱的一曲類乎歷代那些懷才不遇的士人傳達無奈、憤懣心緒的騷歌。在我零星讀到的郭守先的詩歌中，出自人生挫敗感的苦澀、激憤的情緒十分濃重，對此，我有些許疑慮，擔心如果長時間糾結在一己得失的感懷中，有可能因為過重的心理負累折斷詩人飛翔的翅膀，遮蔽詩人理應投向更為廣闊世界的眼光，但我也于此感覺到，郭守先是一個愿意袒露真性情的人，不愿意欲語還休，故作豁達、超然的姿態(tài)來模糊自己真實的思想和情感。
        當閱讀了更多郭守先的文字后，此前的疑慮消除了，我確定他不是一個自怨自艾、在自我的悲歡中徘徊逡巡的詩人，而是一個企慕精神高地，對于社會和人生有大關切的歌者，這在他《難產的哪吒》、《撒旦的叛辭》、《到草原部落去》等詩作中得到了充分證明。而且，我留意到，為了更自由、酣暢地表達對于世界、對于生存、對于文學的認識，他漸漸從需要細心考慮意象的選擇、節(jié)奏的設計和詞語的妥帖使用以傳達精微精神體驗的詩歌寫作中脫身，轉向了文體殊少格套限制的隨筆和評論的寫作。在力量尚顯薄弱、風格偏于持重溫和的青海文學評論界，郭守先的評論一經出現(xiàn)，便以爽利潑辣的文風與鮮明的文化立場顯示了別具神采的個性品質。
        《士人脈象》共分《故里風流》、《西海驚鴻》、《高地視野》、《思想吻痕》四輯。其中《故里風流》是對作者故鄉(xiāng)樂都縣當代文士的素描，所評述的對象既非當下青海文壇顯山顯水的人物，也非青海文壇最具標志性的文學現(xiàn)象，但這一組文字恰恰體現(xiàn)了作為評論者的郭守先的膽識和操守。在青海，樂都有著崇尚人文、重視教化的傳統(tǒng)，喜文弄墨者代不乏人，上世紀80年代以降，生活在這一地域的文學愛好者，組織社團，編印刊物，辛勤筆耕，形成了一支在青海文壇頗具實力的創(chuàng)作隊伍，郭守先將這一創(chuàng)作群體命名為“柳灣文學方陣”，他本人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員。桑梓情深，他始終對這一創(chuàng)作群體的發(fā)展流向給予熱切的關注，然而，身處一個“熟人社會”，面對的又是自己的文朋故友，要進行客觀、剴切的討論是頗為困難的，很容易陷入溫吞客套、言不及義的話語形式之中。而郭守先本著“我愛我友，但我更愛真理”的原則，絕不遷就情面，在泛泛而論中犧牲自己的評判標準，在他看來，恪守法度，秉理而斷,不僅體現(xiàn)著作為批評者應有的職業(yè)素養(yǎng)，而且也是對評論尊嚴和批評倫理的維護。由于他對友人寫作狀況的稔熟，所以并不單純著眼于所討論對象寫作的現(xiàn)有成績，而是以知人論世的方式挖掘著他們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經常為他們被遮蔽的潛質以及未完成性扼腕嘆息，呈現(xiàn)出某種“苛評”的特點。許常綠是樂都文學寫作群體中的長者，身世坎坷卻始終沒有忘情文學，郭守先卻不為尊者諱，他在充分肯定了許常綠的深厚修養(yǎng)之后，也直面其創(chuàng)作的迷失，那就是缺少痛定思痛的批判意識，認為他將20年被錯劃右派的人生磨礪大度地看做是生活的饋贈，而沒有將苦難經驗轉化為一種可供人們反思的精神資源，輕易抹去創(chuàng)傷記憶與生活和解的寫作姿態(tài)絕非單純的藝術選擇而是不自覺地對獨立思想權利的放棄,這一表現(xiàn)在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不乏典型的意味。在討論柳灣文學領頭人李明華的寫作時，郭守先再次顯示了別具只眼的見識，他認為，李明華用他始終不移堅守鄉(xiāng)土的寫作努力地實踐著做農民代言人的諾言，但僅用被時間所證明了的觀念立場去復現(xiàn)鄉(xiāng)土的歷史是不夠的，為底層草根代言，更需要關注當下，要以一個作家的敏銳、勇氣和良心去呈現(xiàn)充滿了矛盾焦慮的現(xiàn)實中鄉(xiāng)村的生存狀態(tài)，介入那些被遺忘的缺失話語權力的農人真實的生活場域，這一評述堪稱中的、中肯之論。鄭板橋有句聯(lián)語說到了贊彈之間的關系,“隔靴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可見最誠摯的關切，不在溢美的褒揚，而在冷靜地審視，討論友人創(chuàng)作的郭守先的確顯示了“諍友”的本色，在他尖銳甚至帶有幾分苛刻的文字背后，流露的是對朋友的期待，以及對文學虔敬、誠實的態(tài)度。
        我注意到，郭守先極少從技藝層面評述寫作的優(yōu)劣得失，而更著重于分析作品文本所呈現(xiàn)的精神向度，在他看來，“價值立場比堅持語言形式更重要，價值立場是一個人的氣節(jié)和風骨，而語言形式只是皮肉和衣帽而已”。在《士人脈象》中有多篇文字涉及討論“為何寫作”的問題，雖然他承認每一個寫作者都有權利選擇滿足自我愿望寫作的方式，但顯然他更心儀那種能夠點燃讀者心靈燈盞的寫作，那種弘揚和捍衛(wèi)現(xiàn)代精神，對世間懷有深切關懷的、引領人們走向更富人性尊嚴生存狀態(tài)寫作，這無疑是人文知識分子觀念支配下的寫作。事實上，不論是偏于學理分析的評論文字，還是自由率性的文化隨筆，郭守先始終堅持的都是一種具有知識分子品質的寫作，對知識分子獨立、自由、批判精神的認同構成了其文字的根基。從《士人脈象》中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到，郭守先對“知識分子”價值功能的理解與中國“五四”時期確立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理念密切相關。
        在晚清民初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隨著王綱解紐，原有的“士人”階層失去了體制的庇護，喪失了對迅疾變化的社會進行闡釋的能力，一批為社會發(fā)展提供文化想象，并通過對傳統(tǒng)的反思與批判建構新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方式的先覺者走向了歷史的前臺，他們是歷史過渡時期起著先導、啟蒙作用的精英人群，稍后有人用“知識分子”這一名詞指代這一類秉承社會使命和具有特殊精神氣質的人。從語源學角度而言，“知識分子”這一詞語雖用漢語構詞法建立，但其基本含義卻輸自西方，來源頗為蕪雜，既有英語中“理解力”、“智力”、“富有教養(yǎng)”的含義，也有源自法語和俄語中“富有道德情懷”、“批判”、“反叛”的意味。在這一詞語中國化的過程中， 其中包含的“知識”、“教養(yǎng)”的意思逐漸弱化，而在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運動中極力張揚的傳播文明、對抗現(xiàn)存秩序的精神和19世紀末法國德雷福斯案件中文人學者所彰顯的維護人間正義的情懷被視作知識分子本質的體現(xiàn) ，因此，在中國現(xiàn)代語境中，“知識分子”就是疏離體制，從事思想創(chuàng)造和文化啟蒙，直面現(xiàn)實言說的充當社會的眼睛和良心的人。我以為，郭守先恰是在這一維度確認了知識分子的生命價值，對這種輝耀于五四又在歷史的曲折中幾經沉浮卻綿延不絕的知識分子風骨心向往之，看看他在文章屢屢提及名字：魯迅、柏楊、李敖、王小波，無一例外是那種爭天拒俗、嫉惡如仇，用振聾發(fā)聵的文字喚醒理性與良知，揭示民族痼疾努力維護人類普適性價值的批判知識分子。他在《中國人不可不讀的一本書》中，動情地回憶少年時代讀到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時，如受電擊般的心靈震顫，由此催生自己的逆向思維和批判意識，自覺承接五四人文精神的心路歷程。的確，在他討論青海文學創(chuàng)作的評論文字中，在他談古論今涉及諸如民族精神的再造、文化守成主義背景下的“國學熱”、傳統(tǒng)文化如何閹割人的精神等話題的隨筆中，處處可見裹挾著知識分子質疑與批評精神的激越情感，他要在人云亦云中發(fā)出獨立的聲音，要在司空見慣中見出謬誤，要在浮華世相中發(fā)現(xiàn)蒼涼的底子，這既是對獨立、自由、理性的啟蒙知識分子言說方式的恪守，又是作為詩人的他蓬勃激情的自然流露，使得他的文字具備了一種刺破帷幕，見出真實血肉的力量。
        堅持現(xiàn)代性立場是郭守先的寫作最重要的價值尺度。在他的認知中，現(xiàn)代性不僅僅是啟蒙時代以來生成的一種時間觀念，更是以人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寬容、多元等價值理念的體現(xiàn)。他同時認為，現(xiàn)代性觀念不可能在經過了太長被專制體制和愚民術控制歷史的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中產生，而只能出現(xiàn)在經過文藝復興時期人的意識的覺醒、啟蒙時代理性精神的燭照和工業(yè)革命時代的科學精神的洗禮的西方，因此，他堅持了現(xiàn)代化即西化這一自晚清西學東漸以來不斷遭人詬病的認識。從這一觀念出發(fā)，他認為西方文化特別是其中人的主體性意識以及民主與法律的健全制度是救治將人變?yōu)榉侨说膫鹘y(tǒng)專制弊端的良藥，比如，在他開給流連于傳統(tǒng)典雅聲韻格律的詩人烏衣的藥方中主要就是“原漿未啟封的西洋參藥酒”，用以主治沉湎過去，缺乏自審意識，面對傳統(tǒng)的必然陷落空虛慨嘆的腐儒之癥。
        由于對現(xiàn)代性價值的高度認同，郭守先的文化選擇異常明確，在本土與西方、鄉(xiāng)村與都市、民族性與人類性等二元對立的關系結構中，他毫不猶豫傾向于后者。本土與西方代表了旨趣相異的兩種文明形態(tài)，文化調和主義者老早就祭出了“中體西用”的法子試圖溝通中西文明，而五四時期，價值立場迥異的主張全盤西化的陳獨秀和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梁漱溟都認為一種文化不能體用二分，否則將不是完整形態(tài)的文化。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一部為人熟知的電視片，將中國文化稱作是大陸性的黃色文明，將西方文化稱作海洋性的藍色文明，認為前者保守封閉，后者開放進取，旗幟鮮明地判定中國的現(xiàn)代化之路必是西化的道路。郭守先的觀點與此類似，在他看來，本土與西方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概念，同時代表了歷史發(fā)展的不同階段，西方意味著現(xiàn)代，而本土還停留在前現(xiàn)代時期，二者存在著巨大的時間落差，消弭差距，必須師法西方的經驗。鄉(xiāng)村和城市，在郭守先看來，實際上表示了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兩極，他對同樣來自鄉(xiāng)村的友人面對城市化的強力推進導致鄉(xiāng)村陷落表現(xiàn)出的失落感頗為理解，但他堅持認為這是社會發(fā)展與進步的必然趨勢，所以，他在分析雪歸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認為作者在不自覺的狀態(tài)下近乎本能地書寫現(xiàn)代性體驗的失敗，乃是現(xiàn)代價值理念缺失的體現(xiàn)，繼而不無憂患地認為，當下并沒有“完成高層次現(xiàn)代價值秩序的移位和重構”，肯定都市并不意味著否定鄉(xiāng)土的意義，他只是不能容忍因為恐懼拒絕現(xiàn)代意識的建構，將鄉(xiāng)土詩意化，而將都市妖魔化，繼而影響到前行的步履。對于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被強化的民族主義意識，郭守先頗為警覺，的確，缺乏世界意識參照的民族性很容易陷入自我循環(huán)論證和自戀的泥淖，對民族性的過分強調，無疑會影響到對人類普適價值的自覺遵循。郭守先在《摩羅反戈：對<中國站起來>及其相關言論的批評》 一文中，對摩羅新作將現(xiàn)代性啟蒙立場與國家民族主義立場對立起來表示了強烈不滿，他認為二者原本側重點不同可以并行不悖，而摩羅卻將啟蒙視作一種“殖民”話語，無視現(xiàn)代啟蒙揭示本土文化弊端和“開民智”、“塑新民”，由“立人”而“立國”的思想價值，無視當下中國仍需讓跪著的人站起來的事實，一味從民族主義立場對源自西方的文化思想進行裁決，這不僅是摩羅個人的思想變節(jié)，而且是過于強大的傳統(tǒng)慣性所造就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漫溢，由此郭守先認定人本主義在沒有成為一種自覺的價值訴求時，“中國社會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現(xiàn)代化國家，中國正處于中國文藝復興的歷史長河之中，國家民族主義還不可能代替現(xiàn)代性啟蒙而獨立存在”。可以看出，郭守先堅持現(xiàn)代性立場，其歸結點在于對人的尊嚴的維護，是對人之所以為人所必須堅守的人性的健全發(fā)展和思想自由的呼喚。
        前文說過，郭守先的價值立場建立在承接五四人文知識分子精神和現(xiàn)代性思想的基礎之上，培植于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文化語境之中。而這些已化為他精神骨骼的價值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勃興的語境中卻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強勢介入中國社會的后現(xiàn)代理論以其拆解中心消解意義的主張，對啟蒙話語的宏大敘事進行解構，對知識分子充當社會代言人的精英意識表示了某種不信任，而文化保守主義則借助對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對現(xiàn)代性開始了更為深入的反思。在這一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發(fā)出了人文精神衰落的悲嘆，而郭守先卻依然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自信，矢志不移堅持著自己青年時代所建立的信念，并且將這種信念流瀉在一篇篇激揚文字中，顯示了一種執(zhí)著而又徹底的態(tài)度。當然，我相信，郭守先并不拒絕用后現(xiàn)代的視野去審視現(xiàn)代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tài)和行為方式，至少以下方面有自我反思的必要，一是人文知識分子何以獲得在啟蒙關系中“我啟你蒙”合法性資格；二是知識分子自身同樣需要不斷啟蒙；三是“現(xiàn)代性”并不是認識和判斷事物的惟一尺度，當用這一“批判的武器”揮向所有對象時，難免有誤傷的可能。對上述問題，郭守先自然會留意并給予認真思考的。
       古希臘詩人阿寄洛克思有詩云，“狐貍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據(jù)此將學者分為刺猬型和狐貍型兩類。閱讀郭守先的文字，總覺得他兼具刺猬型和狐貍型學者二者的特征，他的文字涉獵的領域頗廣，確有狐貍的特點，而其價值立場卻始終如一，則有刺猬的堅韌，二者結合的郭守先是值得期待的。他的評論及隨筆文字，以思想的犀利與文風的爽利明快見長，顯示出潑辣、尖銳的風骨，已經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特色，而書籍涉獵的廣博和思考問題的廣泛，使他顯得后勁十足、底氣十足，所以，期待郭守先能有更多文采斐然的文字奉獻給讀者。
 
 
 
 
 
 
 
注：  劉曉林，漢族，1965年10月出生，陜西西安人。現(xiàn)為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文藝批評家協(xié)會副主席，西北民族大學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的教學、研究及當代文學評論工作，在國內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50余篇，出版專著《青海新文學史論》、《尋找意義》，參與主編教材《國文經典讀本》等。曾獲得青海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青海省文藝批評獎等獎勵。曾出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及第十屆少數(shù)民族文學“駿馬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