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否的言說，或成功的逆襲  （王士強/文）
——敘述中的“中間代”詩歌
 
[關于“中間代”詩歌的敘述多有矛盾、互相齟齬，這反映了“中間代”詩歌概念的不嚴密、含混與曖昧。但作為一次詩歌命名與運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襲，實現了其“反抗”與“凸顯”的兩方面的目的。 “中間代”詩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賴于“中間代”代表性詩人的繼續成長與自我完善。]
 
不管存在怎樣的爭議與質疑，“中間代”詩歌已然成為了一種事實。如果作為一個詩歌史概念來看待，“中間代”顯然不能算是邏輯嚴密、無懈可擊的，但這并不代表其本身就沒有價值，相反，歷史及歷史的書寫從來都是偶然的，充滿了誤打誤撞、陰差陽錯、生拉硬扯。而作為一次策劃、運作和概念的制造來講，應該說它是成功的，至少它喚起了人們對于某些詩人、某些詩歌存在的關注，尤其是，它是以詩歌為本位和指歸的，而不是靠消費詩歌、丑化詩歌來獲得關注、竊取聲名。關于“中間代”的評價，是一個復雜、曖昧、難以說清的問題，本文希望通過辨析對于“中間代”詩歌的不同敘述，梳理關于這一概念的不同立場、觀點，發見這些敘述的內在關切，窺見“中間代”詩歌的一些前因后果、來龍去脈。

一

“中間代”詩歌其發展過程中大致有如下幾個重要事件節點：《詩歌與人——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黃禮孩、安琪主編，2001年10月；《第三說——中間代詩論》，安琪、康城主編，2002年7月；《中間代詩全集》，安琪、遠村、黃禮孩主編，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6月；《詩歌月刊》下半月刊，老巢、安琪編，“中間代特大號”，2006年10/11合刊、“中間代詩人21家”，2007年5/6合刊等。從出現到現在已達十余年的時間內，“中間代”作為話題一直存在，到目前已有不下百篇的討論文章，參與討論的詩人、詩評家也有數十位之多，關于中間代的論述也進入了一些文學史、詩歌史著作，其中包括影響巨大、堪稱學界標桿的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已有關于“中間代”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現（邵波：《“中間代”詩歌研究》，南開大學，2012年）。這些，顯然都絕非一己的“炒作”所可達到，而是包含了一定的詩學正當性與可討論性在其中。

在“中間代概念首倡者”安琪的描述中，“中間代詩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詩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詩寫成熟于九十年代，他們中的相當部分與第三代詩人幾乎是并肩而行的。”[]這差不多成為關于“中間代”的經典描述，其所指稱的“中間代”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出生于60年代，其二：未參加“第三代”詩歌運動。稍加分析即可看出，“中間代”的內涵頗為復雜，它主要的是一個代際劃分（60年代），而同時與流派特征也有一定關聯（非第三代）。從詩歌流派的角度來看，如果說“第三代”勉強可以看作流派的話，那么“非第三代”顯然不是一個流派。實際上，如果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第三代”也不是一個流派，它最多是若干個流派的“匯聚”、“集合”。而在“第三代”之外的詩歌存在，顯然是更為豐富、多元、難以強求一律的。這種“多元多解”（安琪語）的狀況其實是“中間代”詩歌極為重要的特征，正如有的詩人在談論更為年輕的“70后”詩人時所說的“不團結就是力量”，“中間代”顯然也是“不團結”的，當然這并非對于力量的消解，而其實是力量的源泉。“中間代”詩人更重要的是一個個獨具特色的詩人的集合，而不是作為一個統一集體的“一員”而存在的。如評論家張桃洲所說：“‘中間代’作為‘代’的真正依據和體現，仍然在于‘個體’的詩人。說到底，一個時代的詩歌成就，不是倚靠某種群團式的展示，而是維系在單個的、獨立的詩人個體的創造行為上的。[]在“中間代”詩歌概念的形成中起到過重要推動作用的黃禮孩曾談到關于這一命名的憂慮，顯得十分真實：“我們深知，把這樣一群持有不同詩學主張，有著思想交鋒的詩人集中起來，用‘中間代’的名詞來概括和詮釋，顯得十分冒險，也難以說清楚。但我們還是愿意勉力在外部詩歌環境不利的情狀下有所作為。說到底，在一個時代的天空下，個人寫作的氣質和風度將更為突出，而不是被消解掉。”[]這里同樣強調的是個體之間的差異以及“個人寫作的氣質和風度”的重要性。可以說，作為一個“后設”的命名，“中間代”詩歌的內在支撐是若干有著重要文本創作實績的詩人，但他們在“運動頻仍”的當代詩歌發展史中受到了忽視、遮蔽（至少是“中間代”提倡者、參與者自認為），這是“中間代”命名存在的基礎。

在“中間代”命名的背后，包含了一種強烈的“詩歌史焦慮”和對于既存詩歌史敘述的不信任。當代詩歌史中有著詩人拉幫結派、“占山為王”、圈子化交流的“傳統”，似乎不成為某個圈子的一員、不找到“組織”，其詩人的身份便難以確立，其影響力也受到限制。大概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生于60年代，較早的一部分參加了“第三代”詩歌運動，而其后更多的人則無緣參與大規模的詩歌運動，其自身也經常產生“被遺忘”、“被忽視”之感。此外，許多的詩人則“親自動手”、撰寫自己心目中的“詩歌史”，如柏樺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鐘鳴的《旁觀者》、楊黎的《燦爛》等書，都是詩人通過“自述”、“自撰”而強行進入詩歌史的例子。再如廖亦武主編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和劉禾主編的《持燈的使者》，其中的許多材料便是對于詩歌歷史的回顧，而整體上看，這些出版物又構成了“另一種的歷史敘事”，成為“另一種”詩歌史。如詩歌史家洪子誠所指出的：“將一個時期出現的詩歌藝術特征，通過‘自我敘述’，轉化為普遍性的‘范型’概念。……于是，‘意識’與‘事實’，‘可能的方面’與‘歷史的方面’混雜、交錯，進行中的時期快速固化、‘歷史化’。這是詩人參與歷史敘述最重要的方式。”[]亦如程光煒所分析指出的，“（既有）由批評所構造的文學史，也有由作家自己構造的文學史——可能，還有一個作家所“希望”的文學史。”[]這樣的情況顯然都對以安琪等為代表的“中間代”始作俑者構成了“影響的焦慮”，激發了他們“自己動手”的沖動，希望通過“運動”的方式來反對此前的“運動”，或者說，是通過“如法炮制”來“脫穎而出”、“獨樹一幟”。關于《中間代詩全編》一書，有論者敏銳地發現：“中間代詩人安琪等編輯的《中間代詩全編》的出版, 不是針對讀者, 而是針對詩歌評論家和詩歌史家。這樣的編輯策略, 凸現出了‘中間代’詩人的焦慮: 詩歌的焦慮和入詩歌史的焦慮。”[]應該說，這道出了“中間代”詩歌行為的內在動力和隱秘沖動，這種“焦慮”或隱或顯是一直存在的。

“中間代”詩歌的外延比較確定，但就其內涵來講，卻又是言人人殊、各不相同的。每個人皆有自己心目中對“中間代”的理解，有不少的論述甚至是彼此矛盾、互相否定的。這其實也很正常，“中間代”包括的詩人眾多、風格各異，而且每個人的創作也是豐富、復雜的，對這樣一個“集合”的論說顯然是難以強求統一的，所有的論述恐怕都僅只涉及某一側面、局部。羅振亞認為“中間代”是“憑文本立足”的，他對之如此進行概括：“憑文本立足的‘中間代’詩歌，有策略的‘及物’與‘深入當代’，恢復了對歷史現實和時代語境的處理能力；它注重先鋒的藝術實驗，語言意識的高度自覺，追求敘述性，致力于多元技巧綜合的創造與調試；它在個人化的精神統攝下張揚‘差異性’原則。”[]這里面比較宏觀地對“中間代”詩歌進行了觀照，有及物性和概括力，當然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呈現出“中間代”詩歌的全部特征。李心釋以“情感退化時代的空心人”對“中間代”詩歌進行觀照。關于“中間代詩歌的幾種狀態”，張苓苓從鞏固口語化、深入世俗化、寫作自由化、心態本真化等四個方面進行論述。龔奎林則從“青春祭：徘徊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現代經驗的個體敘述”、“對荒誕與存在的哲理感知”、“走向自由心靈的終極關懷：詞與物的抒情”等四個方面論述了“中間代詩人群的追求姿態與創作立場”。徐江則從四個方面闡釋“中間代”的特質：對寫作中“個人身份”的明確追求和對“集體身份”、“潮流趣味”的刻意規避、對現代詩人文精神蘊涵的強調、富于自省意識和自我懷疑、將先鋒精神由表象和運動口號式呼喊融化為寫作中的日常狀態和內趨指向。潘友強對“中間代”詩歌的哲學文化背景、創作思想觀念進行探究，并總結出了詞語崇拜、復調詩歌與多自我寫作、自我隱匿與無自我寫作、隱性論與對語感論的質疑、語言本體論、多元本體論、語詞先行論等的七種“中間代詩人詩學觀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互相齟齬，甚至并不搭界的論述一方面表征了人們對“中間代”詩歌的理解和觀照重心之不同，同時也象征了“中間代”詩歌內部的駁雜、多元甚至混亂。正如唐欣所指出的：“這一命名的潛在危險, 即它可能掩蓋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 甚至是根本的一些方面。在詩歌寫作中, 個人與歷史的關系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 也許正是詩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掙脫和超越這種關系”,“中間代的命名取向, 更多的是社會學的而非詩學的, 它忽略了這一概念下巨大的分延和差異”，“不是同質性和普遍性, 而是異質性和特殊性造就和決定了詩和詩人。”[]這種“異質性”與“特殊性”顯然只能存在于一個具有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概念中。

二

“中間代”作為一個“命名”，其能否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能否在堪稱嚴苛的文學史、詩歌史上真正留下來，當然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不過，就其引起關注的程度、其引發的思考和討論，以及其對詩人個體寫作水準的促進和助推而言，顯然可以說它發揮了若干的積極性影響。如張清華所指出的：“‘中間代’作為一個詞語并沒有特別的驚人和醒目之感，甚至它還是很含混的，但它是一個成功的命名，因為它對當代詩歌的線性軌跡、代際譜系來說，并沒有造成混亂，而且還是一個有益的豐富，合理的指稱。”[]在這一點上，同樣如陳仲義所分析的：“客觀的說，中間代是對整個第三代‘漏網之魚’的一次大捕撈，一次并非晚到的作業。前期捕撈，自然遵循肥者上釣、成熟先收割的規律。而那些出生稍遲、處于邊緣的‘慢半拍’，此時卻值生長期，正好迎來新一輪潮迅。命名的廣角，以及大面積曝光，使先鋒的風景，不再局限于前期少數代表人物的特寫和局部趣味中心，而是加深彰顯，另有豐富層次的其它詩歌景深。”[]正是由于有著這樣的客觀基礎，“中間代”才可能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引起眾多的關注和討論。雖然說存在的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存在的應該說總歸有其合理之處，“中間代”詩歌的存在亦至少可從此角度來看待。

聯系1990年代以來的詩歌發展，張德明如此闡述“中間代”的意義：“‘中間代’在新世紀初期的盛大出場，其突出的詩學價值在于，它將上世紀90年代的詩歌史具體化和豐富化了，也為21世紀中國現代漢語詩歌史發展的多種可能性提供了鮮活而生動的例證。”[]這是對于“中間代”詩歌史地位的一種認知。邵波從詩歌作品的呈現和詩歌史的書寫角度分析道：“‘中間代’詩人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優秀的詩歌作品, 安琪主編的《中間代詩全集》和‘中間代’詩人參與編寫的大量民刊, 更是為當代詩歌的研究保留下彌足珍貴的詩歌文本和史料。他們在當代詩歌代際轉接中的作用, 反映了蜇居于兩代人夾縫中的生存、寫作狀態, 被詩壇漠視或有意遮蔽的現象, 命名的論爭與焦慮等等問題, 都為當代詩歌史的書寫提供了獨特而鮮活的范本。某種程度上可以斷定, 當研究者提出重返1990 年代文學, 重寫當代詩歌史口號的時候, ‘中間代’將成為一個繞不開的事實。”[]這里面對于詩歌作品價值的分析已經是一種既定的事實，關于詩歌史書寫的描述則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它雖然無法在當前來進行證實或證偽，卻指出了一種可能的向度。個體性、獨創性、“向未來敞開”是“中間代”詩歌的重要特質，如何平在討論“誰的中間代”時指出的：“他們之間的趨同遠遠不如他們之間站在各自詩學經驗和詩學立場上差異性的‘思想交鋒’，而我倒恰恰以為這是‘中間代’最富有魅力的地方。這樣，當我們追問誰的‘中間代’？它應該不是同人意義上的，不是黨同伐異意義上的，而是交鋒、辯詰、質疑、對話中向漢語詩歌未來敞開意義上的‘中間代’。”

“中間代”從一開始便面臨質疑和爭議，有的人甚至激烈反對，認為其全無意義，是“一個策劃出來的偽命名或者說偽命題”，“把一些本來就被當時的詩歌運動、思潮淘汰出局的詩人，重新匯聚起來，編織成一個‘中間代’，既沒有詩歌審美的創新，也沒有詩學意義的創造，更沒有詩歌藝術形式的新探索，這樣的命名在我看來是沒有審美價值與詩學意義的。”[]這其中說這些詩人早已被“淘汰出局”并不準確，但對這一命名“審美價值與詩學意義”的懷疑則是普遍性、較具代表性的。這是一種專注于審美與詩學意義的相對比較精英的觀點，如果從較寬泛一些的詩歌傳播與詩歌影響的角度來看，則觀點便有所不同。如趙思運所指出的：“‘中間代’是一個應對性概念，中間代詩人的‘場’也一直處于流動狀態（正因此，它才有生機），該群體中的個體很多未成型。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有詩人淡出，也會有詩人匯入。所以，將來的‘中間代’群體將會重組，或者，在更遠的未來回眸這一段歷史時，‘代’的概念也會變得模糊難辨。那么，中間代的研究就會轉化為個案研究。”[]也就是說，“中間代”的詩歌概念在更長的歷史時段中或許會逐漸模糊、暗淡，但如果其個案、個體成長為優秀甚至卓越的詩人，那無疑是最有價值的，“中間代”的概念如果在其特點時期和階段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那就可以稱得上已經功德圓滿。在這樣的情況下，何同彬的觀點值得人們深思：“‘中間代’的命名的確面臨著某種契機，在這個時刻詩歌努力從牢籠和樊籬中掙扎而出，詩人的詩學自由，每一個主體的自由而獨立的創造應該是詩歌的主要內容。‘中間代’命名的模糊性和松散性正是詩歌從潮流、派系制造的歷史中解脫的體現，它需要不斷強調和訴說的主要理由不是建立新的話語實踐、參與新的權力分割，而是闡揚一種多元的、個體的、自由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詩學境界。”“我希望‘中間代’是最后一面旗幟，一面最不像旗幟的旗幟，它標致著旗幟下和旗幟外的人都是自由的，或者都是詩歌自由的鼓吹者和堅守者。”[]自由是詩歌的靈魂，而命名則是一個籠子、一個筐、一種束縛，任何的詩歌命名大概都難逃此種悖論。在這樣的張力關系中，詩人詩作與詩歌命名可能相互增益、共同成長，也可能相互消解、終歸泯滅，在這一過程中，作為詩人個體的作用至關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間代”詩歌概念的未來取決于其代表性詩人的未來，它們甚至可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因而，如果說“中間代”詩歌從較早時期的少有關注、備受忽略到現在已經“逆襲”成功的話，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其詩歌文本的創造性和水準，“中間代”的詩歌概念實際上并未完成，仍在進行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尚在路上，“革命”尚未成功。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