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可是‘長影三杰’跟‘四王’都到了。”提前半個小時，不大的會議室里就坐滿了人，都是熟人甚至是好友，彼此之間聊起來都坦率而活潑，對于重大問題又不乏嚴肅與認真。10月30日，由《中國作家》雜志社舉辦的電影文學劇本創作研討會召開，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艾克拜爾·米吉提主持，王朝柱、王興東、王必勝、王一川“四王”以及李準、梁鴻鷹、趙葆華、韓志君、劉一兵、顧小白等知名編劇、劇評人、學者齊聚，從理論與創作實踐角度出發，暢談電影劇本及編劇存在和面臨的問題，倡導創作“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引導人們增強道德榮譽感”的作品。

基本沒有發表劇本的地方

一方面是各種文學作品風生水起，急匆匆向劇本改編方向沖去，仿佛一朝被改編，雞犬可升天，情節越來越少，對白越來越多，編劇市場一時貌似繁華。而另一方面，令人意外的是，真正的劇作卻幾乎沒有容身亮相之處。研討會現場，中國電影編劇協會會長王興東提出了“已經基本沒有發表劇本的地方”的問題。這也彰顯出《中國作家》作為文學類雜志開辟影視版的重要性，作家也將容納進劇作家這一重要組成部分。王興東強調，發表劇本具有五大作用，一是保護劇作的發表權和版權；二是保護作品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三是為進一步研究劇本經驗和劇本評獎提供了藍本；四是為教學和發現人才提供創意范本；五為復拍提供備份。“現在評劇本獎都只看片子不看劇本，以前都是要一句句至少讀一遍的，必須要看劇本。”王興東說道。

編劇的脊梁骨不能太軟

電影的綜合性導致了它的復雜性。編劇與導演的博弈由來已久，現在已經慢慢演變為劇本一旦寫完就與劇作家脫離了關系，完全成為導演手里任意修改的道具。導演若有錦上添花的能力自然是好，不過恰恰有不少導演在擅自改編過程中太過隨心所欲，忽略了基本史實，使劇本的價值大打折扣。對于這一問題，《辛亥革命》及《第一大總統》的劇作者王朝柱談起來分外義憤填膺，他指出：搞電影的脊梁骨多數太軟！他的《第一大總統》曾請一位獲得過奧斯卡獎的英國人來做導演，結果，該導演為了票房要請宋慧喬來主演，這使王朝柱格外憤怒：“全中國7億婦女，就找不出一個演員來？”他與導演談了40多分鐘，最后說：你有錢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帶上劇本就走了。王朝柱感嘆道：“電影劇本不要崇洋媚外，上世紀30年代最窮的時候、民族災難最多的時候，我們不也拍出了《漁光曲》嗎？”很多劇作家的作品拍出電影后與原作風馬牛不相及，對于劇作家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王興東批判起現狀來也并不含糊，指出導演是二度創作，劇本才是一劇之源，現在從影片字幕到海報署名，一律以淹沒編劇、本末倒置習以為常，以侵權和篡改劇本為榮耀，還寫上大大的“導演作品”幾個字，其實都是違法的，因此應該加強對編劇權益的保護力度。

導演需要自由的創造空間，劇作家希望保持作品的完整性與原創性，如何在這二者間協調，確實是值得長久探索的問題，然而不論如何，保持一定的底線，尊重史實，是導演和劇作家需共同遵循的原則。王興東提議，數字時代，編劇可以走自編自導的道路。如果編劇與導演之間無法達成一定的妥協和調和，又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這或許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有質量才有力量

    劇本發表不出來，導演隨便拍，同時也因為編劇市場的混亂，直接導致的結果是電影質量的下降。我國電影數量已經位于世界第二，質量與票房卻令人堪憂。國家電影審查委委員趙葆華也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的電影到處為博人一樂，我們觀眾需要快樂，沒有快樂的民族，那不是健康的民族，但是如果只快樂、只娛樂至死，那個民族是可怕的民族，那離亡國亡種就不遠了。”在他看來，當下一些劣質影片只注重豪華包裝，明星出演、大場面、大制作，卻沒有對生活的真誠與發現，是一種“豪華地溝油”，是有害的，應該對它們亮起紅牌。他認為，“作為一個電影編劇，作為一個文學者和思想者，我們應該讓作品回到文學的本源，憑人物形象說話，依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傳遞我們的時代精神。”

    “電影某種程度上首先是文學，是人性精神的一種解剖和表現。”《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王必勝如是說。劇作家韓志君也強調，對于電影而言，一切技術手段都只是外殼，人性述說和人文述說才是電影的真正靈魂，“觀眾最關心的是人類自身，是作品中人物的命運、遭際、情感和多種多樣的訴求。離開對人的鮮活描述和對人類情感的深刻表達，任何高科技的手段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將電影分為子彈一樣的電影、雜耍式的電影和醇酒一樣的電影，其中最后一種電影是最能讓觀眾從中獲得較高審美享受和人文情懷的，包括他所倡導的作家電影。如同梁鴻鷹所強調的，要寫出能給人精氣神的作品，就需要劇作家發展原創，深入生活，打開生活面。

    劣質電影、流行文化及商業化運作也影響了劇作家的創作觀念。北京電影學院劉一兵結合教學談到青年編劇存在的問題，即脫離生活。當他讓學生談構思的時候，就會發現有好幾個是穿越的，好幾個雙胞胎姊妹分離的，不幸失憶的。“我們要讓學生們知道什么是電影，這個有一定的困難。怎么讓學生親近于我們的民族、老百姓，親近于這個時代，這是一個難題。因為現在我們的電影院里，有很多都是胡打亂造的，吊著維亞滿天飛，搞笑的，但是真正的百姓生活沒有。”青年學生是未來編劇的主力，所以劉一兵想方設法讓學生們去接近生活，比如做社會調查，比如做真實人傳記，因此，“我們編劇還應該探索市場、觀眾口味，以及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探索如何把我們的普通生活，尤其普通百姓的生活編得好看，讓觀眾接受，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