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往事：晚年的青春（趙卡/文）

 

 

恕我直言，即使當《河套往事》這部長篇面世，我依然不能說趙耀東已經(jīng)完成了他最經(jīng)得起閱讀考驗的小說，只能說，《河套往事》盡可能接近了趙耀東的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許多自我突破的地方，包括敘事上、技巧上的和語言上的，但仍離他的宏大的寫作抱負尚有一段不短的距離。這大抵和他的首鼠兩端的性格有關，看得出來，趙耀東的猶疑不決一直伴隨著這部小說的每一個段落，他長時間的不斷地對照冉平的《蒙古往事》，將之視為一種小說的標桿，以體檢自己的不足，然后加以倉促的矯正。事實上，他的這種令人生疑的企圖連他自己都會感到不適應，所以，《河套往事》還是屬于那種無法放開手腳寫作的產(chǎn)物。

以近代河套水利灌溉史上的傳奇人物王同春為原型，《河套往事》的題材足夠豐富和浩大。王同春，幼時因患痘病致其一目永久失明，人稱瞎進財，河北邢臺人，終其一生致力于河套地區(qū)的水利灌溉業(yè)，被民間奉為河神。但趙耀東不知出于何種考慮，在小說中將其變成了張進財，為了牽強附會走西口的那段流民軼事，籍貫也給挪到了山西。就這一微妙的僅僅取決于個人的秘密需要的細節(jié)，我便可指認出他的患得患失的狹窄心態(tài)。不過，趙耀東對《河套往事》的寫作還是灌注了全部的激情和做好了充分的時間準備，他的開篇足夠老辣和熟練，一改他以往的淺嘗輒止的青春風格。

作為我所認識的內(nèi)蒙古年輕作家中的一個，趙耀東曾在他的某一段時期內(nèi)遭遇了風格的瓶頸，他的寫作總是遇到莫名的阻礙，我的看法是，這是他的心態(tài)太過浮躁而遭致壓力的緣故。他總是受制于影響的焦慮，譬如莫言、余華、蘇童、冉平甚至還有一些不入流的作家，這使得趙耀東就像一個尋找商業(yè)模式的買賣人，最后，他還是回歸了他所理解的現(xiàn)實主義，充當了一個老實人的角色，放棄了華而不實的寫作技巧，重新斂聚了自己的誠實和膽量。《河套往事》幾乎就是在給王同春（張進財）作傳。在趙耀東的流水般的敘述里，王同春幼讀私塾，卻因家境陷入貧困而隨父出走塞外，謀生路上遇險僥幸逃脫。來到河套后，做了他叔叔的嗣子，遂成為一名有望繼承族叔家業(yè)的皮匠。在前面這幾章的講述里，趙耀東的語氣是平實的，他將王同春一開始就置于一種苦難的境遇中，類似于那些偉大的說教，人在苦役般的患難和無盡的挫折中默默地期待著一個奇跡。但一俟轉(zhuǎn)入壯闊的草原和浩瀚的河流場景里，整個語言便令人吃驚地洶涌起來，王同春的開渠引河是《河套往事》中最壯麗的篇章，也是趙耀東寫得最為舒展的章節(jié)，字句間顯得熱血賁張、不能自制，鑿渠灌溉宛若儀式般莊嚴，詩意的，贊歌式的，一種盛大的英雄主義和苦行主義交織其間，這也是他在從前的寫作中難以看到的迥然不同的具有質(zhì)感的東西。

妥協(xié)和示弱在《河套往事》中被趙耀東視為一種個人的美德，這也是主人公王同春的命運逆轉(zhuǎn)的辯證法。厚待他的主人被滅門，對在河套地區(qū)小有名氣的王同春不啻于血海深仇，正當人們期待趙耀東賦予王同春以牙還牙的勇氣施加報復于他的仇敵時，不料趙耀東筆鋒一轉(zhuǎn)，蛇鼠一窩的局面扭轉(zhuǎn)了人們的視線。趙耀東筆下的人物向地方惡勢力妥協(xié)了，但他卻沒有向讀者的閱讀期待示弱，一種“無聊感”突然生發(fā)出來，以至于我們對趙耀東的出奇不意的故事有種猝不及防的感覺。此后，趙耀東的敘述便隨著主人公的命運跌宕起伏起來，譬如血腥的復仇和九死一生的入獄等等。我相信他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高手，他眼里的王同春謹小慎微卻篤信天道酬勤，他和他幼年的私塾先生終日奔波于廣袤的河套平原，勘察連綿的地勢，辨識迥異的土壤，研究變化的水文，不斷地開渠、買地，終成一方完全依靠興修水利而發(fā)達暴富的封建地主，同時也奠定了河套地區(qū)蔭福至今的塞上糧倉的地位。

不難看出趙耀東在《河套往事》中對激情的崇拜，但他仍將猶豫灌注于他的書寫中，趙耀東對王同春的性格的洞察無疑是犀利的，問題是他刻意回避了王同春那些陰暗的一面；特別是涉及到草原和漢地的紛爭時，民族問題幾乎就是一個不能觸碰的禁忌。對此類禁忌性領域的考慮，使得趙耀東不是巧妙的加以利用，而是束手無策地傾向于無形權力給予他的壓力，那么，他的書寫顯得極不自覺，難免空洞和臉譜化了。在我最初接觸趙耀東的手稿時，曾建議他將這部小說擴展到30萬字以上，包括大書特書草原農(nóng)墾中的兩種民族意識形態(tài)的交流和碰撞，我的想法是至少在深度上向《白鹿原》看齊，可惜趙耀東拒絕了我的建議。我想，他拒絕我的原因估計出自他的力不從心。這也是一代人瞻前顧后的思想通病，至少于內(nèi)蒙古的青年作家如此。

    縱橫的渠道，富饒的土地，王同春的晚年雖則迫于清政府“移民實邊”的政策無奈將之傾數(shù)十年所鑿溝渠和購置田產(chǎn)悉數(shù)交予朝廷，但他的回憶足以構(gòu)成他的晚年的青春，前所未有，壯闊無邊，趙耀東對王同春的情感一如本雅明對普魯斯特的幸福意志的觀察，他確信那是“一種幸福的辯證法：一是贊歌形式，一是挽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