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在魯迅文學院進修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同學張新軍送我一本散文集《遙遠的老房子》。落款簽名時間是2013年12月9日。也就是說半年多過去了，我才著手寫書評，著實有愧。記憶中清楚地記得，那是在北京午后的陽光里，我閱讀了其中的《我的父親母親》，讀著讀著，苦澀的笑和青澀的淚俱現，眼簾浮現出自己的童年和父親母親。“我們弟兄幾個恨死了父親，每次挨打以后，都要發誓長大后要把父親狠狠揍一頓，或者把老鼠藥偷偷放進父親碗里，把父親毒死！”散文是說真話的藝術。這些文字是浸血的，有著深刻的疼痛。張新軍說的是大實話，與我當年的想法何其相似！他對父親的“恨”不是能用俄狄浦斯情結可以解釋的，因為父親的痛打刻骨銘心。“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以后的歲月里，我們和醫院結下了不解之緣，天天奔波在醫院、家庭、單位之間”。這一中國式的傳統教育是否符合國際慣例并不重要，但它的確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我的父親母親》這篇精美的散文沒有美化也沒有丑化父親、母親，鄉下中國式的父母大抵如此，由此可斷定張新軍雖然在遙遠的新疆兵團，但是真實地描述了中國父母、講述了中國故事、寫出了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語）。情感流轉，筆鋒突變，“我的親愛的父親，母親，如果還有來世，我還愿意做你們的兒子，報答你們恩重如山的愛！”由“恨”轉愛，終究還是愛，帶給讀者以心靈慰藉。
在情感波濤滾滾的當口，打算以《詩意中的苦難與堅韌》為題僅就讀過的一二篇即興感懷。但是，通過與張新軍近距離接觸，發現他很實在，且有內涵。俗話說“文如其人”，于是決定細讀整本文集，從而全方位地讀懂他、了解他。
半年中，不記得讀了幾遍文集，單知道這本文集的封皮被翻破了，紅色的封皮開始褪色。讀著讀著不時感慨萬千，不時熱血沸騰，卻苦于不知從何處動筆，說他筆下人物栩栩如生也可，說其中文化蘊藉豐厚也罷，說當中人道主義視野開闊也行，說其間細節過目不忘也中……總覺得值得言說的地方太多太多，所以不敢貿然動筆。
從英特網上搜索后，才知新軍在兵團文學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是《父親的收藏》一文就讓他聲名遠播。此作被《散文》大型文學期刊刊載后，相繼被《青年文摘》和《特別關注》等大刊、名刊轉載。細讀此文，我倒不認為新軍的文筆是如何清新優美，語言是如何詼諧幽默，視角是如何別樣獨到。那么，此文憑什么勝出呢？竊以為，歸功于新軍的血肉浸染了西部軍墾大地。文學素養通天的作者如果僅僅是一個過客，沒有像新軍那樣在大漠戈壁綠洲長時間地生活過、浸泡過，且認真地思考過，是斷然奉獻不出這么富有質感、有血誠的文字，如《饑餓的菜窖》《排堿渠》《我在連隊經歷過的廁所》《麻雀群》等篇什都融鑄著新軍的生命體驗，是他用生命與激情書寫的兵團故事。再如，《準噶爾盆地邊緣》中的這么一段：“我來到童年居住的老屋。家里的大黑狗老眼昏花，已經不認識我了，歲月使它老態龍鐘。它一步三晃顛過來，沖我‘汪、汪’兩聲，聲音嘶啞而毫無底氣。我小聲叫著它的名字，它猶豫了一下，搖著尾巴到我跟前嗅了一會，可能聞出我這個外鄉人久違的氣味中，還殘留著這個年隊、這個家的微弱氣息，它掉頭蹣跚著跑回屋里，給家里人報信去了：家里來客人了！”這些獨到的細節頗具生活情趣，但也蘊含幾分淡淡的哀傷。如果時間不起作用，如果不是新軍生于斯、長于斯，這種細膩的感覺是無法捕捉到的。
說到細節，索性再展開一下（實際上，文集中的細節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我們長在紅旗下——校園往事之一》中的一段不可不提：“理發員是一個胖胖的職工，慈眉善目，長了一副菩薩相，一天到晚笑瞇瞇的。他姓楊，連里男女老少都叫他‘楊地主’，他也不生氣。他特別喜歡我們這些男孩子，給我們理完小平頭，他每次都用肥胖的手掌在我們后腦勺上猛拍一下，說一聲：‘西瓜熟了’。我們的頭就理好了，有時我們沒帶理發票，他就讓我們下次帶來，下次去的時候，不知是他忘記了，還是不問我們小孩要，他從來不提理發票的事，照例笑瞇瞇的，照例慢騰騰給我們理發，最后照例是朝我們的頭上拍一下，我們給他做個鬼臉，背著書包就跑了。”真正稱得上細節的只有“后腦勺上猛拍一下，說一聲：‘西瓜熟了’”這幾行字，而這個難忘的細節折射出理發師“楊地主”的性格與人品，即樂觀、豁達。“文學是人學。”新軍選取連隊富有代表性的理發師“這一個”來寫就是以“點”帶“面”。“楊地主”這個典型是整個連隊群體中的一個代表，在這個人物身上彰顯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即“仁”。“仁，愛也”（《尚書•仲之誥》）。中國傳統道德中的仁學觀念，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一直綿延下來，新軍用文學的方式淋漓盡致表現出來。
由此可見，新軍書寫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勇敢地擔起了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后現代的人們，就是一群群流落于傳統價值倫理之外的歷史孤兒，‘托孤’、‘救孤’、‘撫孤’的歷史任務，責無旁貸落于廣大作家和文藝工作者身上。作家必須擔負起這個歷史責任，要用優秀的傳統道德故事去鼓舞人，激勵人們懷揣美好品德為信仰而獻身，讓古典的陽光照耀今天卑微的人們前行。”①是的，新軍在文本中也佐證了這一段話，如：“當今時代，物質越來越豐富，人的欲望永無止境，而幸福感卻越來越低，一些傳統的價值觀土崩瓦解，所有的一切都標注了價碼，包括良心、道德、真理和青春……”（《我們的80年代——校園往事之三》）。
盡管新軍筆下的父輩也是卑微的，如《父親的九月二十五》中寫道：“父親永遠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螞蟻一樣生活著，但他從來沒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氣，即使在最困難最艱苦的日子里，也始終對生活充滿樂觀而從無怨言。”品著這段話，我自然想到了池莉的《你是一條河》、劉恒的《狗日的糧食》和余華的《活著》。《活著》韓版自序：“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上述作品中國人千方百計地“活著”，勤勉、坦蕩、堅韌地“活著”，即使活得不是揚眉吐氣、滋潤痛快，但是，“也始終對生活充滿樂觀而從無怨言”。這些關乎中國人的故事是沉重的，卻是國人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切合中國國情。
卑微的父輩們在艱難困苦中并沒有對生活絕望，而是體現了對生活抗爭的勇氣，因為他們身上蘊藏著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如“父母言傳身教，我們從小就知道一切靠自己，靠自己的雙手去努力，就像后來父母什么也沒有給我們留下，卻把讓我們立足于這個社會的精神食糧留給了我們，使我們享用終生。父親一生命運多舛，一輩子與牛羊為伍，他生命中的核心詞匯是：準噶爾、車排子、九月二十五、堅韌、執著；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勤奮勞動、永不放棄、樂觀堅定、正直向上。物質終歸有窮盡，而精神信仰、信心與力量永遠是滋養我們成長的心靈雞湯。”（《父親的九月二十五》）
2013年12月，中宣部與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發出通知，開展以“中國夢”為主題的文藝創作活動。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文學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宣傳好中國形象，這已成為作家、評論家和文學工作者達成的共識。但是，我發現目前相當多文學作品并沒有講好中國故事。那些所謂的文學作品僅僅是為迎合市場而作，旨在招徠讀者，賺取“孔方兄”，里面充斥著血腥、暴力和色情，文學精神消失殆盡。“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要為時代立言，為歷史存照，就是要把腳步堅實地踩在這塊古老遼闊而又充滿沉重憂傷的大地上，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當好‘巴爾扎克式的’歷史書記官。我們要講的不僅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創業》《青春之歌》這些勵志和創業的故事，我們還要講《活著》《紅高粱》《人生》《活動變人形》《生死疲勞》《蛙》與《笨花》這些饑餓與受難的故事，講述人民的歡樂與痛苦、天真與莊嚴、奮斗與倔強，講述世道的流變與滄桑。我們要通過作品中的文字，讓自己的藝術道德理想，構成一個時代精神價值最為深刻最有力度的表達。”②新軍的《遙遠的老房子》這本散文集中相當篇什講述了中國故事中飽含“饑餓與受難”。 在蒼茫、貧瘠的大地上，父輩們堅韌地活著，自力更生、艱苦創業，讓今天衣食無憂卻整日怨氣沖天的國人們汗顏。
在這個富足而又浮躁、平庸的時代，所謂的散文為了迎合市場正在批量生產。正如法國學者吉爾•利波維茨基在《責任垢落寞——新民主時期的無痛倫理觀》中談到當代新聞時說：“人們不但消費著物品和電影，也消費著搬上熒屏的時事，消費著災難，消費著現時的及已經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來的新聞，應和著個人享樂主義時代的社會節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寫實的、富有情趣的有關社會日常生活的‘動畫片’，也如同是一出讓人喜憂參半的劇目。由此，樸素的責任隱沒于毫不停息的新聞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義時代的新聞所制作的場景和懸念中。”新軍沒有消費苦難、展覽苦難，而是以智慧的眼光直面苦難。如《我的父親母親》中就有令人驚心動魄的對饑餓的感覺體驗的敘述描述：“冬季漫長，時光難捱，一家人窩在房子里，糧食消耗得快，常常不到月底，面缸就見底了。父親在荒野地放羊，偵查好老鼠洞穴。回來后，父親帶著我們兄弟來到荒郊野外戈壁灘，順著老鼠行走的路線，找到洞穴后，用十字鎬掀開堅硬的凍土層，里面是老鼠過冬的糧倉，玉米粒子金燦燦，裝到袋子里背回家，洗一洗，放進鍋里煮玉米粒子吃。”
我注意到新軍在書寫苦難時，具有深厚的人類悲憫意識和民生情懷，如《三十畝地》中寫道：“這個時代毫無疑問，人人生活得都不容易，特別是像他這種底層人。有時候閑暇下來，他腦海里常常像過電影一樣回憶著自己在城市的經歷：工地上，他發著高燒爬上高高的腳手架，迷迷糊糊機械干著活，工頭還時常無理克扣、拖欠工資。夏日里，他頂著烈日……”。可貴的是悲憫情懷和批判意識在新軍筆下達到了高度統一，如“他驚奇地發現，在這個弱肉強食、激烈競爭的世界里，紅塵滾滾，物欲橫流，有的人良心沒被狗吃，有的人良心被狗吃了，有的人良心連狗都不吃！”
《兩個乞討者的午餐》同樣如此：“在中國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見這樣的乞討者，人們麻木的眼睛已經司空見慣，視而不見，有誰會仔細觀察這兩個路邊的乞討者的午餐？”如果說有良知的文藝工作者的筆下是悲憫和批判意識同在的話，新軍的獨到之處是具有濃烈的自省意識和強烈的道德責任感。“我汗顏了，我這個城里人的優越、自尊蕩然無存。我與他們，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公民，憑什么他們衣衫襤褸，流落街頭風餐露宿？而我卻衣食無憂，優雅度日？他們有何過錯？”新軍敢于自我解剖，勇氣可嘉！再如《我懷念一雙琥珀色的眼睛》一文也是如此，正如著名理論家許柏林在《大漠放歌人——讀張新軍散文》中所說：“野兔之死，經常地強烈地刺激著他的神經，使他懺悔，令他反省，在他的生命與他之外的生命之間產生了血紅的融通。”
著名詩人艾青認為：“任何藝術，從它最根本的意義上說，都是宣傳，也只有不叛離‘宣傳’，藝術才得到了它的社會價值。”那么，《遙遠的老房子》這一書則實事求是地講述了“兵團”在新疆屯墾戍邊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兵團人”的故事，“不溢美、不隱惡”，傳承中華民族美德，延續薪火相傳的人文精神，其涉及面甚廣，包含著作者的追憶、困惑和疑問以及對失落文化的繼承與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