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暖的烈酒
方希
 
余澤民的小說最初讓我聯想起的是上世紀80年代查建英一干人等寫作的留學生小說。事實上，無論從題材還是語言上，《送你一條鯊魚》、《火鳳凰》、《水仙神》和《叢林下的冰河》、《少女小漁》的相似遠遠少于它們的區別，但是一種已經被稀釋的東方視角還是喚起當初讀留學生文學時的感受。
余澤民跟當時去國赴美的留學生們相比，少了主動作為外來者的審視、尷尬和適應性努力。他在異國待了十幾年，一開始就以工作身份立足外鄉，外鄉是個生存之地，和作為留學生不自覺的文化比較心態已有所疏離。《狗娘》中的丹尼大叔、《送你一條鯊魚》中的卡塔琳、《火鳳凰》中的卡曼和皮皮，被全面溫和地生活化，他們的哀傷、懷疑、痛楚和欲望結實散落，看起來既不怪異，也不親切——怪異無非會因為把自己當了外人，親切無非是把外人當成自己人來揣度——因此也喪失了所謂文化比較的符號感。那些作為第三人稱寫的小說，大量的敘事恍惚感覺在讀翻譯小說——沒拿自己當外人，是個主要原因。
當初的留學生小說，語境和結構都是中國化的，國外的生活和人物在核心沖突中扮演戲劇化的角色，承載符號的功能，從個人情境入手，不過指向卻是宏大敘事，關于民族、女性、文化的話題從一開始就被設置。余澤民的這些小說已經脫離了清晰的中國化語境，境外生活也就是個普泛場景，這讓他更從容地提出一些普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探討，無論是在狡黠還是溫厚的土壤上，總有共通之處，表述也更加松弛和自由。
《狗娘》中關于死亡的疑問一直是丹尼大叔的問題，他被各種各樣的死亡追迫著，不得不從回避到試圖正視，從焦慮到理解，從恐懼到溫和地等待。他從愛妻、鄰居、老朋友的死中承受痛苦，不斷逃逸。他走出喪妻之痛的一個主動措施就是，尋找房客。這個中國房客和丹尼大叔交往日深之后，丹尼大叔對他的最慎重的告誡關于安全——不過最后中國房客穆良還是死了，丹尼大叔又一次面對熟悉的死亡。“就像是一個人清楚地知道有一支上了膛的槍口正瞄準著自己，只是不知道里面有沒有子彈？不知道什么時候將扣動扳機？不知道子彈將從哪個方向射向自己？他能做的，只有做好死亡的心理準備耐心地等著……”這是丹尼大叔的擔憂，未始不會是活到老年的穆良的困境。穆良媽的咖啡和呼嚕讓丹尼大叔感到了溫暖和松弛，這個臨時充扮的家庭化女人、瑣碎的家事和回憶成為走出恐懼最簡單的藥方。
《火鳳凰》中的匈牙利孩子皮皮和中國孩子邢宇之間，只隔著不一樣的財富背景，皮皮偷了邢宇的耐克鞋，穿著鞋奔跑仿佛能跑出自己惡臭到令人窒息的家，邢宇對于鞋的丟失倒不大關注，他買到了一雙新鞋之后，一定要坐上公車去孩子氣地炫耀。這是兩個幾乎完全相似的孩子，如果不是因為貧窮帶給皮皮的憤怒——這種兒童戰爭是我們熟悉的，那些斗氣、廝打、和好和嫉妒，不斷重復上演，從未間斷。皮皮因為邢宇被欺負而癲狂，他拿著刀追殺的，也有那個羞愧和憤怒的自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曾經討論過富人和普通人的區別，對于菲茨杰拉德來說，富人實在是不一樣，而海明威認為這個不同也無非是錢而已。我們也完全可以認為，皮皮就是菲茨杰拉德，而邢宇則是那個海明威。
余澤民的小說中已經缺失的大詞環境和理想態，作者似乎也沒有創造寓言的野心，在一個更寬闊的語境中，財富、勞作和欲望并未讓人扭曲到戲劇化的瘋癲，人們因為精細而顯得吝嗇，因為慚愧而表現豁達，因為愛和欲望而忍讓體諒。在浮華之下，人和人之間沒有那么大的差異。
《水仙神》和作者的其他小說不大一樣。作者無心做基礎的鋪墊，結構也顯得隨意很多，恰恰省卻了一些平常的過度，靈動輕滑，頗具張力。美男凱利的出場讓人想起了典型古龍式的表述，“我”的出現也隱隱約約，之后的大部分篇幅，“我”一直在描述經典情人凱利和安娜的愛情，他們愛中的“敵意”，出于對愛人理想的要求，結果捆綁不堪其累。安娜放松了捆綁，不斷遇到情人，而凱利則更徹底愛上了自己，而“我”和安娜也成為情人。凱利和“我”在冬夜遇上后，“我們”強烈涌起了“找個暖和的地方坐坐”的渴望。“我們”之間沒有角力，“愛”在“我們”之間傳遞流淌，就像酒吧門口的人群，“象魚一樣地游出游進，雖然擁擠，但并無碰撞。”
余澤民的小說的主題詞是愛和死亡，這兩個帶有血腥和哀婉氣度的主題在作者的表達中沒有渾濁和撕裂的疼痛，即使是破碎的，也有更為寬懷的體諒和善意把它們包裹起來。余澤民不選擇一種平靜而殘酷的表述，也不趨于形式上的激越，像那首老歌說的：“愛與哀愁像杯烈酒”，不過這杯烈酒只在冬夜酒吧里圍坐而酌。即使濃烈奔涌，也更宜互相溫暖吧。
 
                                                                                                  （余澤民自薦，作家網編輯安琪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