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語的日常與時代訴求
——董喜陽詩歌論
 
覃才
 
詩是一門語言的藝術（瓦萊里語），它根植于日常與時代之間，照應著日常與時代的表現種種特征。日常是詩人的日常，也是詩歌與語言的日常，它讓詩人、詩歌、語言保持著差異性。時代作為日常的上升層面，它本質是日常的，它把日常時代化、藝術化，顯示著日常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當代著名批評家陳仲義指出：“詩性語言無疑是語言中的尖頂。它是生命體最生動的掠影，是自由意義的最大揮發，是有限人生的最大精神可能。”在日常與時代之間，詩語作為頂尖的語言，它既讓詩人、詩歌、語言保持自身差異性，又最合理地展示日常與時代。董喜陽的詩歌寫作，明顯的表現出根植于詩人自身的經驗日常、地域日常、思維日常特征，他在對日常的詩寫當中，展現出把已有的日常帶入詩語的維度，并通過詩語來反觀當下時代所表現的特性。
 
一
 
瓦萊里在《文藝雜談》中寫道：“語言所包含的情感能力與它的實用性，也就是直接具有意義的特性混合在一起。在日常語言中，這些運動和魅力的力量、這些情感生活的精神敏感性的興奮劑與平常和表面的生活所使用的交流符號和方式混為一體，詩人的責任、工作和職能就是將它們展示出來并使它們運作起來。”詩人在生活當中面臨著詩人所具有的日常，他在無數次相遇自身的經驗日常、地域日常、思維日常之后，逐漸具備駕馭、提升這些日常的能力，即以語言進行復制、敘述、藝術化日常的能力。詩人的這種駕馭、提升日常的能力，既增加詩人對日常生活的實際認知感，又構建其藝術日常的真實性與詩性。在語言當中，詩人沉醉于這種特殊的能力，他在愉悅的完成書寫的同時，也在完成某個日常。
在董喜陽的詩歌中，他具有并保持著這種駕馭、提升日常的能力，他在詩歌《胃病》寫道：“昨日蓬松而雜亂的陽光/包圍桌布，時間的胃像生病的枝椏疼痛/不想起床。我開始厭棄一切食物/胡蘿卜、油麥菜、紫菜蛋花湯不入口/這些沉默的信箋，此處沒有豁口與開頭/我斜倚在床邊，接受各種與生活有關的/詞語、事物，如大山在雷聲歇息后的擠壓/關上門窗。我在自己屋里發怨言/甚至不敢大聲說話，懼怕得罪人/整個下午，我像一只小狗掩埋在紙里。”在這里，“胃病”可以視為詩人經驗日常的一個表征，詩人在駕馭、提升胃病這一日常當中，賦予其詩歌語言的意味性、指涉性、詩性，即“這些沉默的信箋，此處沒有豁口與開頭/我斜倚在床邊，接受各種與生活有關的/詞語、事物”，結果就是：他把生活的日常帶入詩語之中，交給詩語對之進行意義呈現、指涉。
詩人在日常當中活著，他明顯的作為日常的一個組成，其本身也是日常的，這種詩人本身的日常性，進入書寫語言之后往往具有強化日常詩寫的功能。詩人憑借這種自身的日常性與實在的日常，能夠的語言的詩寫當中，展示同時自身的情感能力與語言的功能性。“雪看來是不會停了/在我的印象中/它的耐力沒有這么好/公園的野性漲起來/街道的棉被抽調一半/孩子們的目光中灌滿了雪片/童年，坐在一縷干凈的光上/遠走的日子向我招手/不再飽滿卻青春的波紋/沿著河邊撿著星辰的勇敢的湖水/揉搓著珠貝紅腫的腳趾/這時雪落，我不想依偎火把/抱頭哭泣。”（《雪落故鄉》）“雪”和詩人都作為故鄉的冬天的一個日常事件，詩人經歷雪和雪的這個日常事件，在書寫語言當中具有關于雪的日常詩寫能力。所以，在真實的詩寫時間當中——雪看來是不會停了，因為詩人自身的日常性與實在的雪的日常同時作用，強化了董喜陽當下即時的日常詩寫與詩語意味。
在詩歌《刮胡子》中，董喜陽寫道：“一天我只做了一件事——刮胡子/刮掉蒼老與內疚，刮掉時間的疤/是的，我變得輕了/輕的像高傲的枝條，在寺廟里演說/它向上天伸出手，掰開一個詞/沒有溫度和體溫的紅色的詞/像是從唐宋走來的，民間藝人形象/她誠懇的說著，對自己不利的預言/說著期限的生死/哦！我的精血和痛楚，喂養了多年的胡子/現在屬于新鮮的事物/不能再碰觸它，像我的誓言摞在床邊/隨時吃光我的稻草——我的另一條命，胡子。”“刮胡子”因為詩人與日常的在場，在詩人董喜陽的詩語當中，暗示出他對時間、生命及時間與生命意義的思考，在這一詩語的思考當中，表露出詩人多種的日常體驗、詩語技巧，最終超越單純的“胡子”。
詩人是一種日常，他同時也和語言經歷著日常，在詩人、語言、日常之間，詩語作為一種抽象的語言協議，把它們三者巧妙的統一起來，并帶向詩歌與語言的意義可能。
 
二
 
在時代當中，詩因語言方面的特質，它必然的與時代發生關聯。不管是滯后、在場、超前，時代都會進入到語言之中，并且語言也會對所接受的時代施予幻想（書寫）。詩人面對時代，直接表現為面對時代的日常、時代的事件，詩人跟隨著時代的日常、時代的事件以獲得時代的話語，詩人的這種時代話語可以繼續深化為詩語，這是一種詩歌語言的道路。作為時代之中的詩歌寫作者，董喜陽直接面對著當下的時代日常與時代事件，他具備駕馭、提升時代日常、時代事件詩語能力。在詩歌《落差》體現為：“剛剛，只是一小會兒。我的內心/高峰期擁擠的街道，站滿了無數的警察/他們被別人指揮著，像是此刻我丟在屋里的/氣力，道德和法律規范的附屬物/這個早晨，霧氣到處彌漫/類似多年前，一個雍闊的少婦從泥土的/孔里逃離而來。”
時代的詩歌或時代的語言，它們的意義，在于通過“詩語”這一尖端的語言，能夠完成對時代本身或時代當中個體的暗示和揭示。時代是由無數個連續日常建構起來的，詩人和他的詩語經歷著這些日常，在上升至藝術的時候，即完成一首詩歌之時，又能夠表現時代。“我更加深沉的懷念一年的某一天/這感覺比任何時刻都更加的可怕/清算下內心中淤積的儲蓄/生命的內存變小，光陰開始余額不足/這種反差讓人忙亂，對審判/無從下手。尚可配置使用的光陰/像是一場征戰，我的武器堆在庫房/相互擁擠。它們似乎厭倦了一中午的蟬鳴。”（《懷念某年的一天》）在詩中，當下時代特征的表現，直接對應著人類社會日常生活的科技現實，即詩中的“內存、余額、配置”，這種時代表現進入詩人的意識、思維當中，也進入了時代語言之中，在詩人施予其個人的體驗、思維、語言詩寫之后，就既表現詩人個體的意義，又表現語言、表現時代。
董喜陽的詩中，時代表現出一種驚異的特性，這種驚異是《懷念某年的一天》中的，“我一生的光景和這個正午何其相像/繁忙的偏頭疼甚至讓我懷疑/誰才是我的主人/醫生們奔跑著，朋友們忙活著/我的家人/傳死訊的人已到門口。”“醫生”象征著時代，它作為時代的一個事件，非常突兀、怪異地作用于詩人主體上，并且它產生詩人了日常的驚異事件與詩語意味。
然而，更多時候，董喜陽對當下時代的敘述，融合了其現代的城市體驗與詩語張力。在《溪水邊》中，他寫道：“清晨，向站崗巡邏的空氣吹口哨/向虛無的物質打響指/站在光亮之中，衣服開始褪色/我思念攀登的山頂、山坡都披著光/雛鳥在其上練習飛翔/ /沿著城市筆直的街道/在低洼處，在小胡同里吹拂。”詩中，“站崗巡邏、街道、小胡同”是時代的體現，它們本質上屬于時代的范疇，而“向虛無的物質打響指、我思念攀登的山頂、山坡都披著光、山谷里打鐵的聲音策馬掠過”則是詩人創造的詩語，詩人在詩語當中，清晰地看見時代與自身。
美國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指出：“詩人是一個社會所認可的或推崇的白日夢者；他不必去改變自己枕于幻想的性格，而是要持續不斷地幻想下去，并公開地發表自己的幻想。”詩人在人類時代之中是普遍被認可與推崇的，他們的詩語，即對時代施予幻想的書寫能力，是具有存在與延續意義的，詩人所致力的一切，就是保持其在時代與詩寫當中的嚴肅性。董喜陽作為一個詩人，他創作的詩歌文本，鮮明的展現著他對時代的幻想，并且他的這種詩語幻想（書寫）關照與呈現著時代。
 
三
 
21世紀是網絡的書寫時代，它一方面把詩人個體形成的寫作經驗、體驗、技巧，日益成為共有、普遍的寫作資源，即社會大眾已經普遍具備對語言的消解、淡化能力，使詩寫喪失作為語言本體的差異性。同時，它又在另一面自覺而隱性的強化當下詩寫差異性，它迫使詩人自身反思這種大一統時代寫作方式的出路。總的來看，網絡的書寫時代，既是詩寫差異性不斷喪失的時代，又是詩寫差異性重新強化與重構的時代。這個時代“存在著兩種歷史性。一種歷史性是諷刺的、甚至是嘲諷的，充斥著曲解，在這種歷史性中，每一時代通過把自己的關心、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其它時代而與之競爭，就如同與外國人競爭一樣。它是忘卻而非記憶，它是解體、無知和外在性。但另一種歷史性（沒有它，第一種歷史性是不能的）是把我們與不屬于我們的東西維系在一起的興趣，是過去借助持續的變化在我們身上找到的、帶給我們的生命，尤其是過去不斷地引入到每一個創造者那里的生命：他在每一幅畫中重新激活、重新推動、重新開始過去的整個事業。”
很明顯，當代詩寫經由了口語寫作的、反諷敘事等階段之后，越來越注重語言，特別是詩性語言的強調與運用，它似乎能夠重新激活、推動與開始當下詩歌的詩語書寫，從而變成一種新的詩寫標準、范式。回歸語言的詩寫有望打破網絡對當下詩歌寫作方式鉗制，和解救詩人被共有的網絡詩寫經驗、體驗、技巧統治的局面。因而，在這種詩歌語言書寫的可能性背景下，現代詩語作為與語言最接近的尖端語言，它能夠敏銳的顯示出網絡時代下語言發展的日常特性、時代特性，它為提供詩人詩寫的向度。而且，詩人因其與詩語的親緣關系，他們又能夠駕馭當下詩寫的日常特性與時代特性。
在詩人董喜陽的詩中，他合理的對當下詩寫的日常特性與時代特性進行駕馭，并進入詩性語言的書寫維度。這一詩語的書寫，既強調語言作為本體的魅力，又詩化日常與時代的種種表象與實質。“街道披著春色，紅燈變淺/溫暖的電量嚴重不足/柳條青綠，這部分被收編的人馬蕩漾/鄰居泛白而生澀，它們是冬天的間諜/誰把陽光與藥丸一起壓進體內/剪短高壓線，疼痛發燒冒出豁牙/風對著岸使勁的刮著/風是風，岸是岸，我是自己的歸處/貼于時間的商標滑落/泛濫的明媚里，我和風光一起失控。”（《短片》） “春色失效，電腦按紐過期/憶起兄弟往昔，撕毀感情說明書/而后嘲笑像魚雷炸開紙上河流/我向蒼穹跪倒，估計活不到那么大的年歲/一萬年也像曇花，抖進燦爛/衰落無關風月，時間止于骯臟酒袋/請熱愛奔跑的羚羊/它們踏起的灰塵像帕子后的暮靄/朦朧牽手，熨平顫抖木橋/一條傾斜的春色，一條蜷縮。”（《復制青春》）我們看到，詩語把握著詩人董喜陽的街道、鄰居、風光、春色等日常狀況，這種“詩語把握”是具有時代意味的，詩語為所有人呈現著這種日常與時代的意味。
在詩的思維中，日常與時代既可以作為詩歌書寫的內容，也可以詩歌語言的一種當下的訴求，它強調著詩語的差異性、深刻性、詩性。詩人在詩歌書寫當中，所具有詩語的日常與時代訴求，可視為他們的一種表現風格，對于這種風格，海登·懷特指出：“被藝術家選擇來再現內部或外部經驗的那種風格，它一方面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標準，用以判斷某個特定的再現何時具有內在的一貫性，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種轉換系統，使得觀察者把影像與特殊的客觀化層面上再現出來的物體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對于詩人董喜陽，他的詩歌當中，詩性語言貫穿于其日常與時代的敘述與表現之間，支配著其詩歌核心與主導性的表達順序，它既作為詩人的話語方式、表達方式、表現方式，又催生著詩歌的內在意義與價值。
詩歌因其所具備的巨大書寫群體、自由形式和多指的話語面積，儼然變成了人類日常與時代的最大在場。而作為詩歌在場的深刻的、實質的、隱喻性的詩語，它青睞個人，也需個人將其發現與表現。從這個深刻的、實質的層面來看，詩人熟知人類的日常與時代，他們也作為一種更為深刻的的日常與時代，構建著現實的日常與時代。詩人董喜陽作為當下詩歌書寫群體成員，他在的詩歌書寫過程中，一直致力于觀照、挖掘并呈現其所具有的日常。與此同時，他詩歌日常的在場，往往又敏感的指涉時代的多種表現特征，他思考著當下時代背景下人、事、物所處的種種狀態，他的這種日常呈現與時代指涉，是詩語性、詩性的，他表達并建構著詩語對日常與時代的訴求。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