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與門——北京青年詩會主題活動訪談之江汀]

他開始觀察來自鄰人的光
——陳家坪訪談青年詩人江汀
 
 
陳家坪：你是“北京青年詩人詩會”的發起人之一，對你來講一個理想的詩會是什么樣的？詩朗誦的本真狀態是什么？他需要詩人做哪些方面的準備工作？
江汀：關于一個理想的詩會，我想起曾點所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朗誦在我的詩歌生活中的次序比較靠后。最初，我的創作往往發端于空間中的幽僻之處，在語音上它是喑啞的。但現在，我理解“朗誦”為一種及物行為，它意味著一位或多位聽眾的在場。從詩人的玄思變成文字是一種變化，從文字變成聲音是另一次變化，或許此即奧維德所言的變形。我曾與友人談及語音與文字的不同，語音轉瞬即逝，墮入黑暗之中，而傳抄之文字的下墜會稍慢一些;但它們的終點是一致的。布伯《我與你》中文譯本的開篇說：“誦出原初詞也就誦出了在。”但我想強調朗誦的及物意味，此行為構成齊美爾所謂的“橋”。不久前，我從光昕兄處獲知此概念。
詩人需要做什么？我想起里爾克在一首詩里說的，用雙手把握住這種墜落。詩人為聚會所做的準備是形而上的；或者說他無需做什么準備，除非那種“把握”需要你為雙手帶上手套。詩人們往往并不警惕孤僻的生活狀態，事實上，他們應該是最明白“互相伸出手”之意義的群體。
    里爾克的詩如下：
        落葉了，仿佛從那遙遠的空中，
        好似天國里的花園都已凋萎，
        枯葉擺著手，不情愿地往下落。
 
        在一個個夜里，沉重的地球
        也離開了星群，落進了寂寞。
 
        我們大家都在墜落。這只手
        也在墜落。瞧：所有人全在墜落。
 
        可是有一位，他用自己的雙手
        無限溫柔地將這一切的墜落把握。
                （《秋》，楊武能譯）
 
陳家坪：“互相伸出手”，太棒了，這簡直就是詩人的天性所在。亦正如詩人蘭波所言：“詩人皆兄弟”，一種生命之間的親近感。上世紀八十年代，詩人的聚會充滿了革命精神和狂歡般的傳奇，進入九十年代至新世紀十多年來，我們感覺到的更多是詩人的普遍沉寂。這有社會生活的原因，也有詩人自我認識和自我定位的原因。你是一位年輕的詩人，也許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江汀：我對革命精神和狂歡傳奇沒有憧憬，同時，對于詩人生活史的觀照仍沒有在我的腦海成型。
    我的經驗完全是自生自發的，它由我自足的童年和彷徨的青年時代，以及大量閱讀的西方文學著作構成。我剛開始寫作時，身邊無一個可以交談類似經驗的朋友，我甚至隱隱以此為羞。只有海濱城市的梧桐樹和霧氣與我做過友伴。
    我一早讀到阿赫瑪托娃“我們，不過是世界邊緣的靈魂兩顆。”由此我一直自居邊緣人的身份體驗生活。
    后來我的生活進入了一個困境。我沒有朋友，我的作品是晦暗的自珍的無用之物。然而，那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她有一句詩談到安徒生的命運，“滾石不生苔，一切要生、要改變”。
在閱讀上，使我有意識地走進人群的幾位推動者是：歌德、沈從文、加繆、阿倫特。還有孔子，他說，“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我自己有一句詩談到這種轉向：“他開始觀察來自鄰人的光。”
我現在還無力言說時代的思想流變。我覺得，只有先期獲得公共生活經驗的人，才可能有“沉寂”。同時，狂歡也不一定就能構成公共性的精神生活。我更喜歡穆旦式的燭照（他晚年的一首詩寫到蠟燭：“可敬的小小墳場”）而非蘭波式的兄弟。
 
陳家坪：這次詩會你會朗誦自己的什么作品，這個作品你是處在什么階段和狀態下創作的，你想通過這樣一個帶有公共性的朗誦空間傳遞給聽眾什么意義？
江汀：這次詩會我選擇了兩首詩，《我們都在等待星辰的墜落》和《他已經認識了冬季》。
    第一首寫于2011年冬天的上海，多雨。前一年10月份，劉先生獲得諾獎。那年年初，上海發生了茉莉花運動，連續幾個周末，我一直去人民廣場對面的來福士商場。那兒，按照默契的約定，民眾站成一長排，無聲聚集在商場的屋檐之下，外面下著淅瀝的冬雨，——他們手中還拿著五顏六色的收攏的雨傘。沒有人喧嘩，一種震耳發聵的沉默在傳遞。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公安局和國保局都在附近，大批的警察和便衣就站在一旁，戒備森嚴。
這個事件后來漸漸無疾而終，但給我留下很深刻的經驗。人們回歸到從前的秩序，官方整日說著“維穩、維穩、維穩”，像鸚鵡或者復讀機。
    年底的時候，一個下雨的上午我坐在公車上，看見電視臺在直播某次人代會的現場，它們即將換屆。當時的國家元首坐在臺上，顯得非常疲勞，他的皺紋讓我一下子想起加歇醫生。我像我的父親和祖父一樣，經常看官方的電視新聞，我覺得那位領導人當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蒼老。我對他沒有惡意，但我覺得，他的“席位從空中墜落”。“他們就要承認，在這個地方混亂比秩序更加可貴。”
    這首詩里有基督教的元素，對此我要承認，那對我來說并非最契合、也非最真實的經驗，某種對于基督教文化的激情控制了我，讓我說出那些話語。到今天我重新看這首詩，我明白自己最想迫切表達的是那種沉默的氣氛——“送葬儀式”的經驗。
    第二首寫于2014年7月。但它的開頭肇始于2012年的10月底，我離開上海赴北京，開始一份新的工作。這首詩是我對個人經驗的一次總結，如上一個問題的回答中所說，我當時在設法從個人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去重新認識世界、認識生活，用謙卑的態度去觀看和聆聽。但那時我只寫出了第一段；我的寫作狀態一直是如此，往往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來完成一首14行的詩歌。2014年7月份，我從福州回到北京，旅途讓我做出了反省。在此之前，也與我的好朋友做過大量的關于這個問題的交談；于是我完成了這首詩。
    這兩首詩都關乎我對“公共性”生活的理解，第一首是外傾的，第二首是內傾的。但它們的意義也許轉瞬即逝。前些日子我讀過茨威格為伊拉斯謨寫的一本薄薄的傳記，后者被稱為“homo universale （一個普通的人），無黨無派，博古通今，觀察未來不帶任何偏見”。我贊賞這樣的伊拉斯謨。
 
陳家坪：我們知道，詩人在創作一首詩歌時，其內心是有聲調變化的。通過詩歌朗誦，這個聲調會被放大，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會被忠實地反應出來呢？基于不同的寫作和閱讀理解，這個忠實的必要性不會是唯一的，對此，你的體會是什么？
江汀：我沒有特別關注過朗誦的聲調，但最近我正好和一位詩人好友談論過這個問題。我們都喜歡沉著、平靜的音調，——至少對于她和我的詩來說，沉著、暗淡也是其內在質地。我認同“忠實的必要性”不是唯一的，一千位詩人有一千種聲調；我拒絕從中歸納出普遍性的東西。
    我的才能僅限于談談自己的個人經歷。在剛剛習詩之初，曾經費解于漢語當代詩歌的音律問題。那時我偶然翻閱馬拉美、蘭波、瓦萊里的詩論，他們都談論詩歌的音樂性；我在自己的母語環境下感到非常費解。那時我也讀到一篇談論海子的文章，論者說，海子的詩歌里有一種內在的韻腳，它并不一定是規律地分布，但恰好支撐起全詩的語音。
    在2008年的幾首八行詩里，我做過一些使用尾韻的嘗試，那是受到汪劍釗譯格·伊萬諾夫和葉拉金的影響。但終究，韻律問題并沒有真正成為我的問題。我明白自己重視的是感覺，而非秩序。一個比較縹緲的“內在韻律”一詞，就可以答復我十年前的那個疑問。或者，我在這里又想起蒙塔萊的“烏賊骨”一詞，它很適合用來指代我所體會到的音律結構。它可以是游移不定的，但又能夠恰到好處地支撐起整個詩歌的結構。
    今年我恰好先后與黎衡、黃福海兩位師友談論過韻腳的問題。他們自己是優秀的詩人，同時都在做英語詩歌的翻譯，試圖將英語中的韻律移植到漢語譯文的園地里。我自己是射手座詩人，音律的問題是他們水瓶座和處女座的事情；但我向他們的工作表示敬意。
 
陳家坪：我讀過你更多的作品，我體會到你仿佛通過詩歌寫作回歸到了一個離別之后的故鄉，同時我也知道，這意味著再次遠離，但這一次有了你的智識，對文明最為基本一些體悟。也就是說，你找到了對這個世界進行言說的聲調和詩歌寫作的形式感，你的內容表達是穿越時空的，他必然會有新的形成，但最終或者階段性的形成是什么，值得期待，而這種期待會不會對你是一種壓力？
江汀：確實，“鄉愁”曾是我的問題意識之一。我曾是一個眷戀家庭的孩子；我十六歲離開家鄉去外地上大學，總在黃昏的時候，感受到強烈的、對家鄉的思念。也就是那個時候，詩歌向我發出召喚。海子——他正是我的同鄉——的詩句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還家/我要轉回故鄉，頭上插滿鮮花/我要在故鄉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聲談吐”。
    后來，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鄉愁消失了。我曾經真的如愿在家鄉小城生活了半年，但是，我還是再次離開那兒。茨維塔耶娃的詩說：“遠方，仿佛生來如此的疼痛，/祖國，仿佛我的厄運，/到處都是，哪怕天涯海角，/——我都把她揣在懷中！”（汪劍釗譯）我明白鄉愁成為一種形而上的事物，有時候，家鄉是那個小鎮，可是更多的時候，它意味著我逝去的早年時光。家鄉同時存在于空間與時間里。我讀過漢斯·約納斯撰寫的《諾斯替宗教》，早在幾千年前，鄉愁即被思想家們提煉成為一種強烈的對于終極救贖的渴望。
    現在，我似乎已經完成了我的動蕩時期。我在一首詩里寫到“在公路的邊緣，我停下，/搭乘遇見的第一輛公共汽車。/我在那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已經有了位置感，通過閱讀和閱世，我知道自己是誰，明白自己的限度。“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更多地退化為一種智力問題，它只在極少數的幾個深夜向我再次泛起。
    你的問題正是那個“你往何處去”。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人群之中。前些日子一位克羅地亞詩人問我如何看待年輕詩人的處境。我的回答是，我想起了周作人、沈從文那一輩作家在北京的處境。“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乃至卡瓦菲斯詩歌中寫的那些泛希臘人的處境，謝閣蘭《碑》中的中國古人的處境，我們都可以從中觀照到那個普遍的“自己”。
    我從原初性的對世界“空虛”本質的質疑中走了出來，從世上的人事中得到了某種“價值”，尼采所說的價值。個別時刻，我對自己肉身即將到來的消亡仍然感到深深的恐懼，但在有陽光的上午，去工作單位的路上，我把自己的生活理解成為一種拓印行為。我想自己可以成為一枚印章，在這個世界留下痕跡。
以前我對自己有很大的期待，現在反而漸漸消失了。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海子，并且很快就會趕上諾瓦利斯。
 
2014.9.10
 
  （作家網編輯安琪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