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根
——詩人劉暢墨西哥“中國作家論壇”演講

尊敬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尊敬的孫新堂先生，尊敬的詩歌節主席馬努艾爾先生：

首先感謝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中國作家論壇”及“墨西哥城第三屆詩歌節”盛情相邀。使我深為感動、備受尊敬的是，主辦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為中、墨文化深入交流作出的努力，并為此撥出經費，舉辦為期數天的莊重、簡樸、熱烈、誠摯的交流活動。

我對墨西哥充滿向往，15歲時，從學校的《美術鑒賞》課程中，從印刷不太清楚的教科書黑白圖片中，我知道了墨西哥壁畫。迭戈·里維拉描繪革命，他的妻子弗里達·卡羅描繪愛情和創傷。里維拉讓我讀懂男人、政治；弗里達讓我讀懂女人、生命。
 
詩歌也是尋求的方式。但要說出來，我惶恐不安。我不知道詩歌是什么，但我在書寫。我不知道詩歌是什么，但我在尋找。我不懂漢語之外的語言，但我在交談。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披件“知道”的外衣，令我捉襟見肘、面目可憎。同時，我是懷疑論者，對自己的創作，對“詩人”身份抱有幾份羞愧，我謹以女人、母親的身份站在這里。
 
站在這里，有一瞬間，我想起家鄉，想起媽媽。我的聲音，我的面孔，我的頭發告訴你們我的國家。如果有人了解漢語，聽過我家鄉的方言，我的聲音還會告訴你們，我出生的地方，這是一塊胎記。1973年，我出生在中國蘇北運河邊的古城淮安，我的家鄉地處京杭大運河交通樞紐，經濟、文化繁榮一時又逐漸衰落。當地人有較強的文化、政治抱負，又因身處邊緣不被重視，這體現在語言上。八十年代，滿口蘇北方言在上海會遭受白眼，在北京，則難以獲得身份認同感。我們努力學習普通話，避免遭到嘲笑，二十一世紀，我們由普通話轉而學習英語，文化虛榮心發生轉移。

語言的根在哪里？語言，是故鄉，是民族；語言，是抗掙，是壓迫；語言，留有時代的烙印。我的詩歌、我的思考來自我所經歷的時代，來自關注現象以外的內在層次，來自我生活的童年的小城鎮，來自家中院子角落里發呆，來自從小學校到我家巷子里彎彎曲曲的時光，這是我生命中幽深的景致。我寫給媽媽的詩《釘子》中：“一定一定”是中國七十年代的語言，時代特有的語言根植在我的記憶中。媽媽批評我和爸爸時，用口號式的語言表示強調，但說著說著，她忍不住笑出聲來，她被自己奇怪的語調給逗樂了，于是，爸爸也笑起來并趁機抓過話柄，我也因此松了一口氣。原本符號化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增加幽默、調侃的意味，活下去是重要的，這也是中國人的哲學和智慧。
 
 2009年，年已古稀的媽媽來我家小住，她仍像我小時候那樣：“最最最”、“一定一定”，我躲到房間里。人到一定年齡，就會反思。從媽媽的語言，想到社會語境，想到教育體制下不敢自我表達的困境。小學二年級，冬天的早晨，教數學的女教導主任來到教室抱怨她身體不好，我們令她心煩。她讓幾個學生站到講臺前，她一把扯下我的綠圍巾，又拎起我的書包。那年，我8歲，燙翻毛卷，卷發很難梳通，我在書包里放把木梳。我看著掉在講臺上的木梳，鎮定的說，是我哥收拾房間時放的。我在說謊。我的兩個處于青春叛逆期的哥哥每天無頭蒼蠅般，根本不會收拾房間。不去承認，不去表達，不確立自我審美，便生活在不真實的荒島上。反之，不一樣的我就會站立起來。《釘子》一詩中令人不快的壓迫式的語言和弗里達繪畫有相同之處。弗里達將意外事故、將愛的傷害轉化成畫面內容、畫面語言，用“荊棘”、“箭”、“血”帶來復雜的生命體驗。語言沒有可用不可用之分，有效的語言在于整體，在于有沒有能力將語言賦予以新的生命。畫什么不重要，畫自己才能回到生命的通道。《釘子》這首詩里，我還用到“陰翕”一詞，為我翻譯英語詩的奧地利漢學家維馬丁向我詢問，我回答說，天上的烏云、破漏的屋頂掉落的塵（臟東西），它帶來不愉快、意外甚至不幸。中國有句話叫做“頂天立地”。古人強調和“天”對話，他們認為“天”是不可捉摸的，幸與不幸，都依賴于“天”躲在人背后的庇護或平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又指有利不利因素在時間的推移中不斷交替，對于人類而言不可知的某種東西，恐怕也是天的意志。和消除不安的強大意志相對應，不安也是強大的。黑暗的時刻已經來臨，我讓媽媽“不要悲傷”，生命在我身上更替，也許依然絕望，但希望在于：通過詩歌尋找語言的根，讓漢語在我身上長出新葉，通過語言分享彼此成功和失敗的過程。
 
漂流瓶扔進大海，這是詩歌的命運。因不能言說，在地上挖洞，對著洞說，洞里長出一棵樹，這是詩歌的秘密。青春與衰老、愛慕與嫉妒，王后和白雪公主是一個人的兩個自我，詩歌是觀察表像之外的內在刻劃。詩歌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生育孩子，但無法決定孩子的未來。詩歌由個體完成，是生命的科學，趨向于精細、唯一。詩歌的目的是人，不是民族，不是地域。如果能表達真理，這種表達就是詩歌，個體是唯一的真理。詩歌是武器，文化是詩歌的一部分，詩歌是靠近的方式。寫詩的人有語言的自信、愛的自信，對所愛的相信。詩歌不可搬動，不作交換，不可被占有。詩歌不生產渣滓和泡沫，而是挖取道路。詩歌的力量是語言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何以未曾覺察的角度，就像觀察天上群星，因發現而擁有自己的命名？因此，我又不是膽怯、慌張的。

語言的差異并不會消除詩歌的世界性，因為詩歌中的音律、詩歌表現的愛與和平主題以及人的情感都使得詩歌超越了國境。墨西哥疆域廣闊，充滿陽光和活力，尊崇藝術。墨西哥詩人帕斯身上有東方文化烙下的痕跡，攝影家曼努埃爾·阿爾瓦雷茲·布拉沃超現實主義作品具有強烈的詩意。我生活的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國85美術思潮發源地、第三代詩歌“他們”發起地。寫詩，繪畫、攝影，和藝術家朋友們進行各領域特質的藝術形式的糅合與嘗試……藝術讓一個人做自己喜歡的事，讓一群人做他們想要表達的，我希望通過我，增加你們對中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我盼望和你們交流、合作，盼望在此留下烙印，我們需要詩歌的力量過一種美好的生活。

人雖未至，心已不舍——來此之前，我心中蹦出這句話，而這正是我此刻的心情。來墨西哥之前，我寫下《時差》：“一張調色板想要把江南墨色/墨西哥棕/深褐/粘和在/一幅畫/或一首詩里/但首先是/她需攜帶滿滿一行李箱/漢語的美麗與憂傷/手持一根親手種植的綠枝條/站在太陽金字塔底下/她也將撿拾起插在神廟上的石頭/將之悄悄挪動一公分”。
 
再次感謝主辦方邀請，同時，祝愿“中國作家論壇”及“墨西哥城詩歌節”在當代文學發展中，以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吸引更多的中國作家、中國讀者了解、走進墨西哥，我想，你們也有同樣的愿望。感謝在座各位的分享和聆聽。

 
劉暢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