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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下午，由內蒙古文藝評論家協會、《草原》雜志社、內蒙古作家協會、內蒙古文聯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共同主辦的“文學的力量：蘇莉創作分享會”在呼和浩特青城閱立方舉行，現場氣氛仿若靜水，微波蕩漾，每一處水紋都是她對生命的珍視，對文學的熱愛，對萬物的感恩，令人感動。 
 
　　小編在這里摘錄現場的實況，分為“主場訪談”（上）和“嘉賓說”“書迷說”（下）兩個版塊與讀者朋友們分享。
 
　　5月22日下午，呼和浩特，多云，仿佛含著無盡的濕潤，卻并不淋漓。
 
　　14時，青城閱立方的活動區已經人頭攢動，前來參加“文學的力量：蘇莉創作分享會”的讀者朋友，早早地來到現場。
 
　　蘇莉來得更早，她安靜地坐在一個小桌子旁邊，看著忙著布置活動場地的人們。不時有人走過來打問蘇莉來了沒有，她笑著迎過去，不管是老朋友，還是從未謀面的讀者，都是相談甚歡。她懷里抱著的鮮花映著她的恬淡自然的笑容。
 
　　15時整，主持人、《草原》主編阿霞走上主持臺，分享會正式開始。
 
　　阿  霞：嫩江的水緩緩地流過，尼爾基午后的斜陽暖暖地照在身上……一首名叫《莫力達瓦》的歌，剛才一直在我們耳邊回蕩。莫力達瓦深藏著作家蘇莉的童年記憶，那里的山水、文化、吃食、人情，早已融入到她的血液里。三十多年前，蘇莉從莫力達瓦出發，從呼倫貝爾大草原到科爾沁草原，從《舊屋》《天使降落的夏天》《仲夏夜之溫涼時分》到《萬物的樣子》，寫下了諸多廣受讀者喜愛的文字。如今的她，在經歷生活的艱難和疼痛之后，心境更加通透寬闊，文字更加樸素從容。下面，有請今天的主講嘉賓蘇莉老師上臺，和我們一起分享她的創作與人生。
 
　　蘇莉老師好，首先歡迎專程從通遼趕來參加今天的分享會。很多作家和讀者喜歡你，不僅僅是因為你的作品以及獲得的一些榮譽，還有你對文學對寫作的態度。讓我們一起來梳理一下你的寫作脈絡以及文學道路上的一些特殊記憶。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
 
　　蘇 莉：我寫作其實挺早的，16歲的時候就發表了一篇小散文。19歲小說處女作《紅鳥》，發表在了《上海文學》。
 
　　阿 霞：我聽到一個關于你的小故事。1987年，二姐蘇華帶著你參加一個筆會，當時你是幫著她帶孩子，筆會上全國一些刊物的編輯要從當地作家里選稿子，結果你意外地嶄露頭角了，是吧？
 
　　蘇 莉：是自治區40周年大慶那一年，1987年內蒙古文聯和呼倫貝爾文聯在阿里河開鄂倫春、達斡爾、鄂溫克“三少民族筆會”，自治區請了好多像《上海文學》《青年文學》《文藝報》，還有《萌芽》等有名的報刊編輯，我不是受邀的正式作家代表，是以幫我二姐照顧六個月大孩子的保姆身份去參加這個筆會的。在這個筆會上我把自己寫的第一篇小說《紅鳥》交上去，沒想到就被《上海文學》的張斤夫老師選中了。
 
 
　　阿 霞：而且，你的這一篇《紅鳥》是在那次筆會上唯一一篇被編輯選中的稿子。
 
　　蘇 莉：對，這是我的小說處女作，好多文友很奇怪，就來問我說，是你姐的還是你的，都不太相信是我寫的。
 
　　阿 霞：從那次開始你就走上了創作的道路。之后這些年的創作，你受誰的影響比較大？
 
　　蘇 莉：我的寫作一開始是小說，寫了很多小說。但是我文學的啟蒙還是來自于我少年時候的閱讀，我總撿我姐她們的書看。當時我印象最深的對我有一種爆炸式的啟蒙的作品是蕭紅的《商市街》，是一本散文集，我就特別震驚。因為當時老師教我們寫的都是好人好事，是那樣的一種敘述腔調。看蕭紅的作品，我突然就明白了，就是說人可以寫自己的內心啊，可以寫自己呀。
 
　　阿 霞：對，我看到您的早期作品，像《舊屋》《早春記事》等都有蕭紅的那種味道。
 
　　蘇 莉：是的，我真是特別喜歡蕭紅，直到現在，如果沒有寫作靈感的時候，我經常就去翻一下她的作品。有時候讀到一句兩句的，自己內在的一些東西就被喚醒了，包括那種語感，還有那種深層的生命記憶，她的那個文字真是特別有旺盛的生命力。
 
　　阿 霞：說到蘇氏三姐妹可能內蒙古文壇大多數人都知道，一個家族，兩代人，有五個人在寫作，包括剛才你的外甥女晶達，還有女兒金吉雅現在也在寫作。我感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也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你覺得這個文學現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蘇 莉：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太深的淵源，因為我父母都是沒什么文化的人，都是解放初期掃盲班的水平。主要就是我姐姐她特別愛讀書。那個年代，我大姐她們都不讓上學了，她在家里帶我，我那時候才1歲，她比我大15歲，一個小女孩在家里面非常寂寞，就從鄰居家，還有我們那的文化館的圖書室借書看。她的閱讀影響了我二姐，我兩個姐姐就養成了非常好的一個閱讀習慣。上世紀80年代初，我大姐帶著腦癱的大兒子去北京治病，我二姐陪著她，治病期間呢，她們就去新華書店排長隊買特別好的書，帶回來的那些書真是給我很大的滋養。
 
　　阿 霞：那個年代能讀到好書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蘇 莉：我當時十幾歲，她們開始閱讀的時候我就溜邊兒撿剩的就跟著閱讀了，的確是受她們影響挺大的。
 
　　阿 霞：從1987年第一次在《草原》發表第一篇小說《綠色的星期六》，直到去年作為內蒙古散文十二家發表《火車的樣子》，我們大致做了一個統計，這么多年你一共有17篇作品發表在《草原》上。
 
　　蘇 莉：我還沒統計過。
 
　　阿 霞：包括你的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像《達斡爾女人》《風箏遠走》這樣的代表作。《電視機的樣子》還獲得了2016—2017年度《草原》文學獎的提名獎。此外，還參加過《草原》舉辦的兩次筆會，在1994年的準格爾筆會上，你還收獲了終生伴侶 。請你說一說和《草原》將近33年的這種緊密的往來吧。
 
　　蘇 莉：《草原》在我心目中就像一個搖籃，我跟《草原》編輯部的幾代編輯都成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一種感情。《草原》在我心中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雜志，我一開始寫小說，《草原》就給我發小說，后來寫散文也發表了很多作品。我的寫作始終是圍繞著達斡爾族的題材來寫的，有時候我的作品在外省的雜志上不會獲得認可，他們可能不容易理解這種小眾的小民族的民族情懷，還有民族文化。咱們《草原》就完全不同，它完全理解我要表達的東西，所以我很多重要的作品都在是《草原》發表的。
 
　　阿 霞：草原嘛，胸懷一定是寬闊的。
 
　　蘇 莉：1990年第一次接到邀請參加咱們《草原》的達茂旗筆會，我當時還在讀南京大學的作家班，那個時候我們單位也沒有說能給我報銷，我就坐硬板（火車硬座）從南京一直晃蕩晃蕩兩天兩夜晃到呼和浩特。然后在火車站巧遇接站的奧奇，跟著他們去了達茂旗。我在達茂旗第一次見到哈斯烏拉主席，還有包括武連生在內很多朋友，我們成了終生的好朋友。當時參加筆會的那些作家，現在都成了內蒙古的文化精英。武連生聽說我今天有這樣的活動，他就特意趕過來。
 
　　阿 霞：我是在后臺報名的名單里看到武老師的名字的。
 
　　蘇 莉：當時那次筆會就邀請了我一個女生，大家都對我特別友好。筆會后我們成了朋友，經常通信，討論文學呀，人生啊，結下了非常真誠的友誼，特別懷念那時候。
 
　　阿 霞：1994年的準格爾筆會呢？
 
　　蘇 莉：那次筆會是白雪林和路遠老師他們倆張羅的。其實那年沒邀請我，邀請的是我二姐，我姐說她有事兒去不了了，我就頂著我姐的名額去了。有意思的是當時筆會也沒有邀請我先生，他也是他們那的人不去了，他頂著名額去的。
 
　　阿 霞：真是意外的收獲啊，成就了文壇佳話。
 
　　蘇 莉：嗯，是啊，酸甜苦辣糾纏了后半生。
 
　　阿 霞：創作30年，你認為自己是哪一種類型的寫作？寫作的方向是什么？
 
　　蘇 莉：我的寫作首先是邊地的、異族的，然后還是女性的，這就意味著是一個邊緣化的寫作，我很喜歡這個邊緣化的寫作，它給我帶來一種自由，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寫，寫出我自己心目中的文字。
 
　　阿 霞：從《舊屋》開始到《萬物的樣子》，經過這么多年的沉淀你覺得在心境還有文字方面有哪些變化？
 
　　蘇 莉：變化真是挺大的，我在寫《舊屋》的時候其實用了十年時間來寫這本書，當時在后記里面也說過，我經常懷疑經常反問自己，我要不要寫作。我有的時候會反省：如果一定要寫作，作家這么多，我能寫得過別人嗎？這個世界需不需要我這個作家呢？但是后來我發現是我自己離不開寫作，我的內心需要有一個抒發的通道，我自己是有話想說。
 
　　《舊屋》其實它是回溯的一個作品，他就是一個自我尋找。往回找，來確定自己的一個原來的樣子，你是從哪出發的，你的民族身份，你的文化背景，從寫作中逐漸認清了自己。等到《天使降臨的夏天》的時候，我在后記里面標題寫的是“在人間”，因為這個時候已經結婚了，開始進入這種世俗生活。直到《萬物的樣子》又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希望這本書是我的一個新的代表作。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好像是初步達到了我當時對自己的一個愿景，就是更加開闊更加包容。原來是在往回找，《萬物的樣子》是完全打開自己，接納萬物，用我感受到的萬物去感染他人，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變化過程。
 
　　阿 霞：2012年，我知道你的生活當中發生了重大的變故，愛人患病，一度陷入一種非常無助的境地，愛人近況如何？
 
　　蘇 莉：他現在透析五年了，狀態還不錯，生活能自理了。這些年中，我用輪椅推著他去透析，眼睛也看不見我領著他走路，我還學會了注射……前兩年我的確是焦頭爛額的。就是這樣，反正我們也都沒絕望，他在腎病病友中發起了一個讀書會——“相與析書友會”，影響也特別大，他們還在印雜志，這個群體反映出來的生命熱情，也特別感染人。很多的腎友也因為加入了這個書友會之后精神上獲得了很大的一種改善，很多病友不愛說話，加入這個書友會以后學會了表達，然后寫詩寫散文記錄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感覺他的精神狀態都不一樣了。
 
　　阿 霞：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和愛人都在做著推廣文學推廣閱讀這樣的社會公益活動。
 
　　蘇 莉：我跟我愛人也討論過，說為什么做這些事情？我們好像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自身也得到了救贖，比如說你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其實也在幫助自己。
 
　　阿 霞：在這過程中有沒有產生放棄寫作的念頭？
 
　　蘇 莉：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就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我的人生的一個支撐吧，所以說肯定是不想放棄的。就是寫不了的時候很苦惱，你生活陷入這種特別雜亂的日常生活中，很沉重的狀態里是寫不了的，腦子里有萬千想法寫不出來，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然后也沒有空間來寫的時候真是挺苦悶的。
 
　　阿 霞：中斷一段時間后，還是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帶給我們。
 
　　蘇 莉：可能也是因為生命沉淀的結果。
 
　　阿 霞：這些年我看到你非常的忙，忙著組建通遼市女作家閱讀沙龍，開辦素手春秋公眾號，推薦新人，發現新作品，前年還出版了一套叢書《素手春秋——科爾沁大地上的女子書寫》。在您的帶動下，科爾沁女作家這些年受到了關注，其中比較優秀的像曾煙，還有邰婉婷，都是內蒙古年度詩歌排行榜的上榜詩人，曾煙還獲全區農牧民詩歌大賽一等獎。我覺得一個地區特別需要這種文化的氛圍，需要一個領頭人。現在全國各個城市都想打文化牌，你覺得要提升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文化軟實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蘇 莉：這兩年做這些公益源于我們家陷入困頓的時候，很多朋友給我們很多的幫助，那種無私的幫助，特別感動我。我想要回報他們，想盡我的所能來做一點事情，看到好的寫作苗子，我也積極地推薦，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認識內蒙古作協秘書長趙富榮，是去阿拉善，一路上我就一個勁地給她介紹曾煙。那一年的年底，自治區在《作品》雜志上有一個內蒙古作家小輯，趙富榮秘書長就把曾煙的作品給推薦上去了。從曾煙她們身上也能感受到我當年的那種處于邊地的、不為人所知的默默無聞的狀態，她們在農村，文化氛圍更少，她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還挺強烈的。我特別理解她們。
 
　　阿 霞：時常能從微信里看到你們的活動非常豐富，像余秀華的《搖搖晃晃的人間》，你們組織了在通遼地區首次以眾籌的形式點映。還有讀書推薦、創作采風、作品發布等等，形式非常多樣，真的是帶動了這個地區的文學創作。
 
　　蘇 莉：我組建女子閱讀沙龍的時候，就想著抱團取暖，一起玩耍，沒想太多。余秀華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我們分成好幾派，有喜歡的就是特別喜歡，討厭的跟我徹底決裂了。我覺得一個文化活動就是在于組織起來以后有反響，有參與，是吧？不管是反對也好，是支持也好，反正特別熱鬧，玩得也很愉快。
 
　　阿 霞：2017年你主編的通遼女作家作品集《素手春秋——科爾沁大地上的女子書寫》出版，從主編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女性主義寫作？
 
　　蘇 莉：嗯，這本書是在通遼市婦聯的大力支持下出版的。包蘭芳主席也是一個有文學情懷的人，她鼓勵我成立這個沙龍。在婦聯的指導和支持下，我們編了一個純女性的文集，既然要出版，就想讓它達到一個相應的厚度，比如說我能搜集到的最早的寫作者，從40后到90后，各種渠道去努力搜集，我覺得也是給這個地區留一個資料吧。
 
　　阿 霞：這套書具有文學史料的價值。
 
　　蘇 莉：我自己是個女作家，女性主義其實在理論層面上也是一個挺深的學問，但是從我們自身還有身邊的這些姐妹的理解吧，女性主義就是要由女性來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而不是被代言，被人述說。剛才咱們說到曾煙，她是農民，種地付出了很多辛苦，她丈夫經常嫌棄她很弱小，說你看你不如誰家的媳婦兒，人家會開那個拖拉機，她特別受歧視，然后賣了糧食以后她丈夫不讓她數錢，就是她連數錢的權利都沒有，她特別生氣。后來她就開始寫詩，我覺得她用詩歌為自己贏得了尊嚴。從家庭，還有社會對她的認可，我覺得她的這種表達就是我們科爾沁女性主義的主要特點。尤其我們這個沙龍里有很多農家女都特別愛寫作，而且都挺有才華，我真是挺愛惜她們的。她們也都從文字的表達中獲得了自信，獲得了認同，獲得了尊嚴。而且去年，特別讓我高興的是曾煙、王玉玲還有文潤都獲得了政府購買的崗位，在開魯縣文聯工作了。如果不是寫作，不是各種活動的推薦，三個40多歲的農家女很難被邀請到開魯文聯工作。所以我們特別高興，也特別欣慰。這幾年通遼的寫作氛圍已經形成了，而且出了好多優秀的作家、詩人，是文學給予我力量，也給了她們力量。
 
　　阿 霞：這是文學的力量，也就是愛的力量。謝謝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