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是一個勤奮、優秀的主編，主編《北京文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二十年，細細翻閱刊物，會發現“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主旨貫穿始終；他又是一位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無論是對拜金潮的批判，還是涉及教育界、科技界的話題，尤其是對獨生子女意外傷害的調查，均顯示出廣闊的視野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既有對都市情感和人間世相敏銳細致的洞察，又有對底層百姓命運的悲憫和深切關注，多以寫實的手法，呈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浮沉，以及對社會變遷和世道人心的深入思考。

　　他是楊曉升，職業編輯，業余作家。二十年前，楊曉升走進北京文聯宿舍樓下陰暗潮濕、散發著異味的地下室時，對于朋友善意的質疑，寫下《人生的級別》：“當你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事業，在一個相對寬闊的舞臺上最大限度地施展著自己的才華，最大限度地挖掘著自身的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著自身的作用，并能時常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愉悅與快樂的時候，你難道還會理會自身的級別和收入？你難道還會去理會什么貧賤富貴？——這樣的人生，難道不就是最高級別的人生么？！”（《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5日）
 
　　二十年過去了，當時處于低潮的《北京文學》會逐步走出困境并進入良性循環，走向創刊70周年發展的另一個黃金階段。更可貴的是，在《北京文學》的二十多年，他與時俱進，借助新媒體平臺擴大雜志的影響與傳播。
 
　　中華讀書報：早期在《中國青年》雜志時的作品，就顯示出您敏銳勤勉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那時期的創作是怎樣的情況？
 
　　楊曉升：我在《中國青年》雜志，一干就是16年。這16年是我視野、個人能力和綜合素質得以全面鍛煉和全面提升的時期，工作之余我開始創作小說，短篇小說處女作《真誠》發表于廣東《作品》1987年第5期，之后有二三十萬字的中短篇小說先后散見于《作品》《萌芽》《芳草》《北京文學》等刊物。與此同時，結合工作，我先后創作出一系列長篇報告文學作品《中國魂告急——拜金潮襲擊共和國》《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與挑戰》《拷問中國教育》等。說起來，這些報告文學其實都是工作時的副產品，往往是工作時采訪的一個選題，雜志因容量的原因只能刊登數千字或至多是一萬來字，發表的文章時常是言猶未盡，而我采訪時的大多數素材也都未能用上。這促進我有機會對相關選題進一步作深度開掘，于是便寫起了報告文學。
 
　　中華讀書報：不論是在《中國青年》雜志，還是在《北京文學》，不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您一以貫之的是關注社會問題，為什么您總能夠對社會生活時刻保持敏感？
 
　　楊曉升：這可能與我自小接受的教育有關，但更主要原因還是在《中國青年》的工作經歷和養成的關注點與思維習慣有關。大學畢業到《中國青年》雜志當記者，又契合了我小時候的志向和思維特點。這本雜志的傳統使得后來的編輯記者或多或少都有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捕捉文化時尚和社會思潮的習慣，對現實生活中的急劇變化乃至細波微瀾也都或多或少葆有敏感，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也在記者編輯的職業習慣中相伴而生。我本人長期以來對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敏感與關注，原因也在于此。
 
　　中華讀書報：您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報告文學，《中國魂告急——拜金潮襲擊共和國》《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和挑戰》《中國教育，還等什么》 《六月風暴——拷問中國教育》等都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曾獲得“正泰杯中國報告文學大獎”、徐遲報告文學獎、新中國60年全國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等等。已經有如此成就，辦刊又占據了平時大量的時間，為什么還會有創作的動力？
 
　　楊曉升：說實話，創作才是我真正的興趣點和原動力所在，這源自我青少年時期培養起來的對文學癡迷般的熱愛。但同時，我不是自由寫作者，也非專業作家，雖然內心深處我仍惦記著個人的創作、舍不得放棄自己心愛的創作，可現實是我平時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被工作不斷擠占，因為除了繁雜的日常事務，沒完沒了的稿子等著我審讀給出意見，以致時常只能擠占晚上或周末的時間審讀稿件，這正是我眼下最苦惱之處，也真正體味到什么叫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即使如此，我仍然是舍不得放棄創作，往往是見縫插針，利用工作間隙尤其是國慶或春節放長假的時間才緊鑼密鼓抓緊寫一點，近年來一般情況是每年完成兩部中篇小說，或一部中篇小說加幾篇散文作品。作品量雖然很少，但卻讓我保持了一定的創作感覺和創作狀態，這也算是聊以自慰吧。
 
　　中華讀書報：《失獨,中國家庭之痛》看了令人心痛。不僅關乎人生，關乎家庭，也關系到中國人口生態甚至國家前途命運，堪稱是警世之作。如何做到既有文學性，又有現場敘述感，既有細節故事，又有宏觀視野和前瞻性，您能談談自己的經驗嗎？
 
　　楊曉升：這是我國第一部全景式揭示失獨家庭慘狀、分析一胎政策弊端并探討開放二胎政策可行性的報告文學。2014年10月出版后，次年的全國兩會，中央宣布全國實行單獨二胎政策，于是有輿論將我這部書譽為“推動國家開放二胎政策的功勛之書”。其實，每個失獨家庭都有悲慘的遭遇，自然都不缺故事和細節，加之悲劇發生帶來的巨大情感沖擊，這一切都已經構成了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假若將這些東西放到相應的社會背景和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上加以考察、觀照，自然就不難發現所有這些給你的寫作所帶來的價值，而前瞻性也正是建立在這個價值判斷的基礎上的。所謂創作的沖動，其實就是基于對你所要描寫的對象、題材及所能揭示的內涵作出的價值判斷，你覺得價值越大，沖動自然也就越大，這是文學創作的原動力。而對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與敏感捕捉，是優秀作家的應有的基本素質和基本技能。
 
　　中華讀書報：您的報告文學創作涵蓋教育、科技、家庭等方面，既關系個體命運，也關系國計民生。您的報告文學有何特點，對作品的敏感性以及對重大題材的把握來自哪里？
 
　　楊曉升：熱切地關注現實生活，敏銳地洞察時代風云，深切地體味百姓的幸福與疾苦，以憂患意識和悲憫之心關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及百姓的命運浮沉，為推動社會進步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貢獻自己微薄之力，這大概是我寫作報告文學的初衷和特點。
 
　　某種意義上講，報告文學是題材決定論，好的選題的確立，其實已經奠定了一半的成功。什么是報告文學的好選題？首先是要立足現實，以當下的現實背景、社會現狀和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為參照，及時捕捉并把握普通百姓的普遍關切，盡可能站在時代的潮頭和生活的前沿，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緊緊抓住百姓和社會的興奮點與熱點。具體講是題材必須要有新鮮感、典型性、普遍性和關注度，寫出來的作品還要有可讀性、感染力和一定的理性深度，最終達到引發讀者關注、共鳴與思考的目的。如果能長時間保持對現實生活和社會發展進程的高度關注、敏感和熱情，啟開這樣的思維雷達不斷去尋找、策劃選題，好的選題包括重大的選題自然會“其來有自”。無論是我早期創作報告文學還是后來我主編《北京文學》策劃報告文學，我都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去策劃選題的。
 
　　中華讀書報：今年初，您的中篇小說《龍頭香》獲得第二屆“禧福祥杯”《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獎。寫小說的時間更長嗎？近幾年您發表的小說都很有影響，是不是有意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
 
　　楊曉升：寫報告文學比寫小說無論是時間和精力，要付出更多也更辛苦，而且寫作時由于必須遵從真實性、把握分寸感，所以與小說創作比有著更多的局限，不如寫小說自由和自如。我重拾起小說創作，近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龍頭香》等中篇小說都被一些選刊轉載甚至收錄入多種版本的優秀中篇小說年選，今年1月《龍頭香》還獲得了第二屆“禧福祥杯”《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獎。盡管如此，迄今為止，我的創作影響更大、更廣泛的還是報告文學，像《中國魂告急——拜金潮襲擊共和國》《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與挑戰》等，都在不同時期引發了較大的社會反響，但從現在到未來，主觀上我可能不會再去寫報告文學了，因為自己大量的小說構思都等待著我一步步去完成。
 
　　中華讀書報：和非虛構作品一致的是，無論是小說《病房》還是《龍頭香》，都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真切的社會關懷，在真切地反映社會矛盾的同時，對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視也令人稱道。能談談您文學創作上的追求嗎？
 
　　楊曉升：你這個提問，讓我無意中審視了自己近年的小說創作，發現像《紅包》《介入》《身不由己》《天盡頭》《病房》《龍頭香》這些中篇小說，都帶有很明顯的問題意識，這可能是由于早期寫作報告文學的緣故，可以說與報告文學的寫作一脈相承吧。但同時，與報告文學相比，小說離不開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所以寫作時更應該從小處入手，更多地體悟人物的身份與處境，時刻關注并遵從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邏輯，通過場景、故事、情節、細節、氛圍和心理活動，推動作品的走向，從中發現、開掘并揭示出生活的意蘊和人性的奧秘，盡最大的努力去挖掘人性的多樣性和生活的復雜性，盡可能使小說好看、耐看，讀后又能讓人久久回味，這是我創作上追求的方向。
 
　　中華讀書報：到《北京文學》擔任執行主編后，第二年就開始對《北京文學》進行改版，承擔著很大的壓力吧？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聲音。當時是怎樣的情況？
 
　　楊曉升：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阻力，主要是觀念的阻力，當然還有由觀念不同而后派生出的人際關系阻力。新時期文學之初，文學期刊曾經過傷痕文學時期的輝煌，甚至曾經走進文學期刊人之前都未曾意料到的社會聚光燈之下，優越感形成之后的固步自封、孤芳自賞和自以為是，在文學期刊編輯中普遍存在。面對后來媒體雨后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和外部文化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讀者的不斷分流和雜志發行量的普遍萎縮，文學期刊人普遍感到迷惘、失落與悲觀。一方面，他們既自以為是又自怨自艾，另方面他們既孤芳自賞又抱怨讀者，由此陷入觀念和行動的怪圈，使得文學雜志普遍陷入低潮并進入惡性循環，發行量跌入低谷，政府主管部門不重視甚至不信任以致財政資金投入少。面對改革和新觀念的介入，原有的文學期刊人普遍存在著心理矛盾，既渴望改革又害怕改革，尤其是當具體的改革措施與自己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觀念激烈碰撞、尤其是與自己的個人利益激烈碰撞時，就會形成抵觸甚至反抗。就我到《北京文學》之后的經歷，最明顯的例子是：為了改變文學期刊千刊一面的現狀、密切文學期刊與現實生活和讀者之間的聯系，《北京文學》開設的“現實中國”這個專門發表報告文學的欄目，遭到編輯部內部甚至外部一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報告文學“不是文學”，而且容易惹事生非，我是頂著巨大壓力堅持將這個欄目辦下來的。如今二十年過去，實事證明，“現實中國”的欄目每期所刊發的報告文學，不僅沒有“惹事生非”，而且影響巨大，所發作品不僅廣受讀者歡迎和其他報刊轉載，還獲得過包括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在內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獎項，每年的報告文學作品還成為全國各種優秀報告文學年選爭先選用的對象，被年選收錄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全國文學期刊中也是最多的，“現實中國”如今已經成為《北京文學》的品牌欄目。再比如：《北京文學》改版改革之初，我就制訂杜絕一律發表本社編輯員工的文學作品（工作需要時的評論文章除外），同時要求編輯每月必須審閱一定數量的自然來稿，并將審讀自然來稿的情況納入每月編輯的考核。這一措施因為損害了本社員工一定的個人利益，自然也遭到了內部員工一定程度的排斥與反對。要求編輯審讀自然來稿，是因為我認為新人和陌生作者的不斷出現是文學期刊的活力和文學發展及繁榮的希望所在，而自然來稿是文學新人出現的最主要渠道。
 
　　中華讀書報：欄目調整是基于怎樣的思路？改版后的定位是什么？
 
　　楊曉升：欄目調整是基于營銷學中的區分經營戰略，打破傳統文學期刊以體裁劃分欄目且千篇一律、千刊一面的陳舊模式，既要尊重文學的基本規律，兼容文學的共性（比如必須是刊發優秀的文學作品），又要最大限度拓展文學的邊界并突出自身的特色與個性，本著“人有我有、人無我也有”的原則，調動一切手段、挖掘自身潛力，盡最大的努力將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欄目、每一篇作品組織得最好。刊物改版后的定位是：全心全意為讀者著想、為讀者服務，無論發表什么作家、什么類型的作品，都必須將多數讀者的需要放在首位。
 
　　中華讀書報：改版之后的《北京文學》“以其內容的清新感、現實感、大眾性和可讀性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可否概括談談，《北京文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楊曉升：《北京文學》自2001年第1期開始改版調整欄目，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探索階段。探索階段主要指改版和調整初期，我們要看看各方面讀者的反映，在小的環節和個別欄目進行微調。比如最初設立的欄目還有“網絡奇文”，初衷是想選發網絡文學精品妙文，但面對汗牛充棟的海量網文，由于人力和視野所限，我們難以做到精選，因而探索了不到半年我們果斷撤消欄目；還有“紙上交流”欄目，初衷是為了及時呈現讀者對刊物和作品閱讀后的意見和建議，一段時間之后我們發現來稿只局限在少數讀者，我們也果斷撤消此欄目。二是發展階段，刊物的定位和欄目確立之后，重要是的每期都要組織并刊發質量達到要求的作品，包括雜志的封面、裝幀設計、排版、校對、制作、印刷和銷售發行等環節，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成長期。第三個階段是成熟階段，包括雜志風格、封面、欄目、作品質量達到一定高度之后的相對成熟與穩定，這一階段還有一大動作是雜志擴容，從雜志改版最初的一百多個頁碼、中間擴充到160頁，再到2017年的每期208頁（與《人民文學》容量相同），而且全部改為彩色印刷，稿酬也大幅度提升到全國文學期刊的第一陣營。迄今為止，無論是雜志風格、作品的質量還是我們雜志社內部的編輯隊伍建設，可以說達到了成熟期。
 
　　中華讀書報：今年是《北京文學》創刊70周年。70年間《北京文學》的發展歷經曲折，是不是也有堅守不變的方面？如果有，這種定力來自什么？
 
　　楊曉升：今年是《北京文學》創刊70周年，從去年開始我們就約請著名文學評論家、文化學者孟繁華為《北京文學》70周年撰寫長達數萬字的紀念長文，這篇長文將在《北京文學》70周年紀念冊和《北京文學》今年第9期創刊70周年紀念特刊上刊發。孟繁華將《北京文學》70周年發展歷程作了客觀準確的概括：第一個階段，新時代的新文藝，描述創刊初期老舍等編輯前輩在刊物內容和定位上的艱難探索和歷次政治風云對刊物的沖擊與影響；第二個階段，大時代的文學重鎮和風向標，描述改革開放之后《北京文學》在新時期文學發展歷程中的巨大貢獻和重要影響；第三個階段，新世紀的守正創新，描述社會文化環境發展變化、文學期刊面臨市場經濟嚴峻挑戰之后，《北京文學》歷任辦刊人的對文學的執著堅守與為謀求雜志生存時的艱難探索，以及我主持《北京文學》工作之后的改版、改革創新并重獲新生。孟繁華還歸納總結出《北京文學》70年發展歷程的特點：形象正大，引領風潮，扶持新人，銳意創新。我覺得孟繁華的歸納、概括與總結，比較準確與客觀，符合《北京文學》70年發展歷程的實際情況。《北京文學》之所以能70年紅旗不倒，是因為一代代文學編輯執著地堅守文學理想，始終沿著文學的航向前赴后繼奮勇前行，盡管期間經歷過曲折，遭遇過激流險灘、暴風驟雨，內部也有過不同觀念的交鋒與碰撞，雜志有過低潮和高潮，但始終沒有偏離文學的航線。高揚的文學的理想，成為《北京文學》70年間一代代文學編輯唯一的定力。
 
　　中華讀書報：您在《北京文學》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這其實是很難實現的。為了達到一目標，您采取了哪些措施？辦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楊曉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為《北京文學》確定的工作標高，是我們編輯每一期雜志的努力方向。我以為，只有以高標準要求我們自己，我們才能有壓力和動力。為了達到這個標高，我們建立了嚴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調動全體編輯員工，兢兢業業、扎扎實實抓質量，比如強化每期雜志重點內容、重點作品的組織與策劃，堅持稿件三審制度；比如要求編輯可以有自己的審美傾向，但絕不能以個人好惡選擇稿件，選稿要服從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質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絕關系稿人情稿；比如規定本社員工一律不準在自己刊物上發表或轉載作品（工作需要的評論除外）；比如編輯必須審讀自然來稿，審稿和發稿的情況每月納入編輯考核（內容包括審讀來稿數量、稿件刊發后的反響等），同時刊物設立“新人自薦”欄目，每期專門發表編輯從來稿中發現的優秀小說處女作；比如加強與讀者互動，開設“作家熱線”“紙上交流”“文化觀察”等讀者參與的欄目，征集讀者的評刊、意見與建議，每年策劃大眾文化話題開展專題征文、吸引讀者參與。總之，雜志的編輯和出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到很多環節，必須以高標準嚴要求做好每一個環節。只要每一個環節盡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標高就不是空話。事實證明，目前的《北京文學》每期都有看點有亮點，內容豐富且都有高質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們現在的雜志，建議盡可能多看幾期，并且不妨與其他文學雜志作比較，我相信《北京文學》不會讓大家失望。辦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確的理念與有效的行動。
 
　　中華讀書報：新媒體時代，《北京文學》如何應對或者融合多媒體，進一步擴大影響？
 
　　楊曉升：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對文學雜志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必須順應時代和讀者發展要求，努力借助新媒體平臺擴大雜志的影響與傳播。其實，《北京文學》是比較早開通網頁、博客和微博的文學雜志。在電子閱讀方面，《北京文學》是全國文學期刊中最早與新浪文化合作推出專題專版的文學雜志，也是最早與龍源期刊網、知網（中國電子期刊）、萬方數據網等電子平臺合作推廣電子閱讀的文學雜志。除了保持傳統的郵局發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銷售，2017年始，我社又開通了微信公眾號和北京文學微店，同時與全國最大的網上雜志訂閱平臺雜志鋪合作，開展網上訂閱和銷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們都調動編輯在本社的網頁、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和一些報紙宣傳推介新刊內容要目。在微信公眾號、微博、博客、官方網站等常規運營的基礎上，《北京文學》在2019年進行了多平臺的運營嘗試，一方面開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面，在簡書、小紅書、抖音等平臺開設相應賬號，針對不同平臺用戶需求，發布相應內容，構建新媒體矩陣，初步探索了新形勢下文學期刊媒體融合的發展道路。
 
　　中華讀書報：有作家的身份，我想您一定特別體諒作家的苦衷、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對于選擇優質作品也更有眼光。您覺得呢？作家身份對辦刊帶來什么？
 
　　楊曉升：是的。因為我有寫作的實踐與經歷，所以能切身體味作家創作時的甘苦與歡欣，所以我要求編輯要尊重每一位作者的勞動，對所有作者要一視同仁，質量面前人人平等。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北京文學》要像慈善組織或救助站那樣去尊重作家的勞動、不顧質量要求幫助寫作者發表稿件，絕不是！我們只尊重作家的有效勞動，也就是說你的來稿必須達到《北京文學》的發稿標準和要求，這是最基本的前提。說到作家的身份，我覺得有助于我在審讀和選用稿子時設身處地地把脈作品的品相和成色，并且從更具體的角度對不完善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見。最起碼的一點，你這樣編排故事和情節、這樣描寫細節、情景和對話，路子到底對不對，是否契合具體的場景和氛圍，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是否符合常識和生活的基本邏輯；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這篇稿子到底有沒有新意，類似的題材和故事別人寫沒寫過？這就像一個會開車的人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觀察正駕車前行的朋友，一舉一動你都能觀察出對錯。這么多年來，無數作者及投稿，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投稿，我時常以寫作者的身份和角度審視稿件并提出合理化的修改建議，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來稿，都曾經聽取過我的合理建議對作品作了相應的修改和潤色。所以，作家的身份可能更有利于我更廣泛地團結作家。
 
　　中華讀書報：在眾多的文學刊物中，《北京文學》好像更接地氣、更重視讀者，也能讓作家更能體會到尊重。您認為《北京文學》有哪些獨特之處？辦刊最理想的狀態是什么？
 
　　楊曉升：我始終認為，文學雜志既然是公開發行的雜志，就具備了文化產品的屬性。而產品是否受到歡迎，有沒有生命力，取決于我們最主要的閱讀對象——讀者是否喜歡。換句話說，文學雜志的生命力取決于讀者是否需要你、歡迎你，某種意義上說讀者就是上帝。無論哪位作家、何種作品，你發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將作品展示給讀者的（哪些聲稱不在乎讀者的作家為何還要將稿子投給雜志發表？我對此始終存疑），所以在不降低雜志和作品文學品位和質量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尊重更多的讀者。《北京文學》改版的時候我提出雜志為讀者辦、為讀者著想的大方向，近二十年來也一直按照這個大方向全心全意為讀者辦刊，無論雜志的封面、裝幀設計、欄目的設置、作品的內容、類型和質量，都是圍繞“讀者”這個軸心來進行的。當然，確立刊物的辦刊方向之后，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嚴格的考核制度、構建一個從組稿、編輯、發行、宣傳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統。主編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責任感與嚴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確保這個系統的正常運轉，一期接一期地編輯、制作出對讀者有吸引力、讓讀者有閱讀期待的高質量產品，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不斷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學新人，這也是辦好一本雜志的必由之道。說到《北京文學》有哪些獨特之處，我還是借用鐵凝主席的兩次題詞吧。《北京文學》創刊55周年的時候，時任河北作協主席的鐵凝為《北京文學》的題詞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今年，中國作協鐵凝主席為《北京文學》70周年的題詞是：“淳厚的文化積淀，鮮活的時代生機，常新的藝術樣態。團結作家，親近讀者。樣貌從容亦有朝氣”。我以為，鐵凝主席的兩次題詞、兩次概括，會比我們自己的概括更權威，也更有說服力。我以為，辦刊的最理想狀態是六個字：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指寬松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和辦刊氛圍；地利，就是要擁有一支愛崗敬業、團結協作、充滿活力和戰斗力的優秀編輯隊伍；人和則是指刊物必須建立良好的人緣（即作家、讀者、上級主管單門等方面的厚愛與支持）。
 
　　中華讀書報：和《北京文學》相知相守20年，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楊曉升：在《北京文學》工作的20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黃金時光，我的辦刊理念在經過艱難的探索與付出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個人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鍛煉與提升，職業的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和人生價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實現。所以，我與《北京文學》的感情堪比骨肉親情，無法割舍。我由衷感謝《北京文學》二十年來對我的滋養以及為我提供的舞臺，是《北京文學》成就了我，讓我獲得了快樂和充實的人生。同時，我也要由衷感謝當初將我引薦到《北京文學》工作的前任社長章德寧女士，感謝二十年來與并肩戰斗的眾多同事以及幫助支持過我的無數作家和讀者朋友。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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