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吳老師作為人生伯樂大力舉薦我
　　 
敬愛的吳福輝老師于今年1月5日在加拿大仙逝，學界很多他的朋友和晚輩無不痛惋。我一直想寫點懷念他老人家的文字，但由于寫作翻譯任務重，竟然拖了下來。上周，我因為要寫論文而去文學館庫房查找茅盾先生收藏的外文書刊資料，意外看到吳老師捐贈給館里的8000冊書就碼放在那些書刊旁邊的書架上。睹書思人，我決定盡快動筆寫作悼文。
 
　　我最早是文學館的讀者。我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做教書匠，業余堅持文學創作研究與翻譯，時不時去向博學鴻儒請教。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去紫竹橋逸昌運宮拜訪翻譯家江楓先生。當我沿著剛剛開通不久的西三環路往回走的時候，發現紫竹橋東北角有一處古建筑群。與昌運宮的高樓相比，這處建筑顯得低矮，從橋上望下去，尤其如此。但是，從兩側齊胸高的朱紅墻壁，尤其是虎皮底座來看，它盡顯不凡氣勢。我不由自主剎車探頭望去，見紅漆大門的一側豎掛著一塊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書“中國現代文學館”。我進去，碰到工作人員，一位姓孫的先生。他話雖不多，但簡要介紹說，這處建筑叫“萬壽寺”，建于明萬歷年間，為明清兩代皇家寺院，曾被老佛爺慈禧太后用作行宮，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學館是暫時寄居在此。他們主要收藏現代文學資料，專業人士可以借閱。
 
　　我在理工大學教的雖然是英文，但我的研究還是以中文為主，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我查閱資料一般是到附近的國家圖書館。但那時候的國圖還殘留著皇史宬的盛氣，不以讀者為中心，借閱手續復雜，復印費用畸高。我每去一次都懊惱后悔。而文學館因為去借閱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上是一對一的服務，質量當然很高。記得當時負責借閱服務的是任海登先生，他允許我自己到光線暗淡的庫房里找塵封的書刊。因此，從那之后，我時不時去文學館借閱資料。
 
　　有一次，我在文學館看到一幅講座海報，主講人是吳福輝，講題是海派小說。萬壽寺的后院有萬壽閣，閣后的大禪堂，曾為主持講經說法之地。文學館繼承這一傳統，開展周末免費講座活動，歷來都向社會開放，顯現了非常強的服務大眾的理念。我記好時間，那是一個下午。我早早地去了。會議室很小，人也不多，三教九流。吳老師并沒有因此而減低講學的興致，相反，他興高采烈，神采飛揚。他是文學地理學的開山鼻祖，這方面的功夫真是無出其右者。他對于穆時英、劉吶歐等人的新感覺派小說中人物的活動路線和場景娓娓道來，比如，主人公從哪棟建筑出發，經過哪幾條馬路，到達的是什么樣的場所，包括那些建筑、場所、街道原來和現在的名字和樣子，他都能說得清清楚楚；而且沒有講稿，沒有幻燈片。固然這是因為他生長于上海，熟悉上海；但能如此說全道清的上海本邦學者恐怕寥寥無幾，哪怕幾十年在上海的也未必能，更何況吳老師其實早年就離開上海，到東北和北京工作生活了。
 
　　吳老師是典型的南北結合體。首先，他南人北相。他高大挺拔，聲音洪亮。他講課甚至講話，如“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續錄》中描寫的豪放派詞中的蘇東坡形象）。同時，他還有南方人的細膩、周到、整潔與文雅。鞋子沾上一丁點泥巴，他會立即用紙擦掉。我不止一次親眼見過。其次，他的口音南腔北調，既有吳音又有東北腔，既軟糯又硬朗，既婉轉又鏗鏘。再次，他的文章風格既大開大合，又細致流麗。最后，他的為人處世既灑脫豁達，又溫良恭儉。這是我最心儀的性格和風格。
 
　　那次講座結束之后，我趨前向吳老師請教。他雖然已經講了一個半小時，但一點都不顯疲態，更沒有對我這樣的無名小卒的一絲厭煩，極為耐心地回答我的提問。爾后，他又興致勃勃地跟我海聊了一會兒。也許因為我的家鄉蘇州吳江比鄰上海，我呢，對上海及其作為現代文學發生場域的情況還有所了解，我倆聊得比較投機。期間我聊到了一點自己當時的苦惱：教學任務重，讀寫時間少。
 
　　從此，只要我去文學館，只要吳老師正好在。我就會跟他聊兩句。
 
　　有一次，吳老師把我送到大門口，說想看看我寫的文章。他強調說是文章不是詩。我們約定了下次我去拜訪他的時間，因為他不是每天都到萬壽寺上班。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去了吳老師的辦公室，很小很簡樸甚至簡陋的一個平房房間，到處都堆著書。我呈上我的學位論文和另一篇新文章。他讓我坐在一個簡單的沙發上。他說他有別的客人來，不能陪我多聊。我依稀記得，那次那位別的客人是我的另一位恩師吳思敬老師，我之前就認識；但我不好意思打擾兩位吳老師談事；所以，吳思敬老師蒞臨不多一會兒，我跟他寒暄了一下，就告退了。
 
　　沒過多久，吳老師來電話，再次讓我去見他。他說，他看了我的文章，感覺不錯。接著他又說，文學館新館快要建成了，他們要新招一批員工，包括專業人員，問我是否考慮調過去。他們會充分考慮我的專業興趣，給我相對寬裕的時間做學術和搞創作。我驚喜若狂。驚的是吳老師與我非親非故，卻如此厚待我，如此同情并支持我的志趣，如此為我的前途著想。在任人唯親的社會里，他的這種義舉真有點讓我覺得匪夷所思。要知道，像他這樣的前輩學者，肯定有很多嫡傳或庶出的弟子，其中不乏秀拔者。他怎么會把繡球拋到我頭上呢？喜的是：如果我調入文學館，盡管在物質待遇甚至所謂社會評價上，館員還不如教師。但我可以從繁重甚至繁瑣的教學工作中解脫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在更專業的環境里，做我鐘愛的文學了；這是我一生所求啊。
 
　　二，吳老師作為單位領導訓誨護佑我
 
　　因為吳老師的力薦和協調，我的調動手續在當時的館領導和作協有關部門那里一路綠燈。
 
　　不過，在辦理手續的過程中，吳老師親自跟我說，他們想鍛煉鍛煉我，讓我擔當時任常務副館長、主持工作的舒乙先生的助手。不過呢，為了照顧我的興趣和志向，他們決定讓我只從事業務方面的工作，可以不參與更加繁雜的行政工作。我當然識好歹——這是吳老師和舒館長他們對我的信任和厚愛，我自當恭敬不如從命。不過，我對他們說，我只是個單純的教書匠，從未做過管理工作，怕是不能馬上勝任；且讓我邊學邊做，試做一年吧。
 
　　1999年10月，手續基本辦完，我奔赴新的崗位。吳老師開始對我在諸多方面關懷備至。他那時也幾乎天天上班，經常地不是我到他辦公室就是他到我辦公室，除了辦事，還會聊一點學術。
 
　　那時，跟我同時進館工作的有幾個北大畢業的應屆生，其中大部分是文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都是吳老師親自去北大挑選的，都德才兼備。由于志氣相投，都是文學館的新人，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比如，中午飯后，他們喜歡到我那兒聊天。為了我工作和學習的方便，館領導給我安排了一間單獨的辦公室，所以能坐得下多人。另外呢，我比他們年長幾歲，所以他們愛找我聊。我們聊的內容其實大部分跟館里的事務沒有多大的關系。但是，日久必生人言。館里有人議論并告發說我們搞小團體，似乎我們成了老同志們眼里的反傳統的新勢力。這話傳到吳老師的耳朵里，他就急了。  
 
　　有一天午飯后，吳老師來到我辦公室，我請他坐在新沙發上。他笑著說，咱們嘮嘮嗑。他嘮嗑也是引經據典。他引用胡適的話說，獅子與老虎獨來獨往，只有狐貍與狗才成群結隊。你們幾個小伙伴經常在一起，我希望你們注意外面的風聲和影響。我解釋說，胡適的這個說法，我在上學時就熟悉并信奉。我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而且我主修的是西方文學和文化。我內心一直不喜歡拉幫結派，任何一個領域的門閥主義我都厭惡。難道我會不景仰獅虎，而曲學狐狗嗎？只是為了工作的開展，我才勉為其難應付各色人等。至于幾位年輕同事與我相處比較密切，并不像外界所狐疑并傳聞的我們在密謀什么。我們聊的絕大部分內容是日常和學問，不會對文學館和同事們造成任何的不利。吳老師點點頭，其實他是了解我的性格的。不過，他站起來時，再次叮囑：“人言可畏，小心為是?！?br />  
　　此后，我們幾個故意減少了群聚，在一起時也不像以前那樣開懷大聲說笑。我們把更多時間精力用于讀寫。一段時間之后，又傳出一種對我們幾個的責備，說我們這些舞文弄墨的人心思就不在單位里，只想利用單位的資源成名成家。吳老師有意放話說，文學館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需要幾個在社會上有廣泛而良好的聲譽的專業人士。我們要鼓勵年輕人在這方面的努力。舒乙館長也對我們在學術上的追求和鉆研表示肯定。這種論調才暫時偃旗息鼓。
 
　　我們呢，也告誡自己不要去跟老同事們搶用單位的資源，哪怕他們不用，我們也不爭?？墒?，在對我們的工作成果評估時，又有人說我們不好好利用館藏資源，所做研究與單位資源無關，因此不能算作考核的成績。
 
　　吳老師干脆跟我說：“做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創作。不用太管張三李四朝三暮四的種種非議。況且這只是極少數人一時之間的情緒性言論?！彼€教了我一個具體的辦公室辦事秘訣：注意藏鋒，有些話可以通過他的口講出來，我們不要自己說。他這是愿意替我們“背鍋”啊，目的是以他“老資格”的身份保護我們這些新人。
 
　　三，吳老師作為學界前輩支持指教我
 
　　在我與吳老師的交往和同事過程中，有不少的遺憾。責任都在我。
 
　　其中最大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沒有能成為吳老師的及門弟子。吳老師曾在河南大學招收博士生。照理說，我是近水樓臺。我也問過他。他說，河大要求博士生至少有一半也就是一年半的時間在學校里全職脫產學習。而這一點，無論是從單位的制度還是我個人的生活而言，都辦不到。我只好放棄。但其實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我干脆從文學館辭職，到開封去做吳老師的全日制學生。但我當時畏首畏尾，怕畢業后回京有困難和麻煩（我居然曾做到這樣的一個回不了北京的噩夢）。我在學術上又比較懶散——更喜歡搞創作——對于創作者而言，能閱讀古今中外的好書并能從中吸收營養就行。吳老師也寬宏地理解我的顧慮。所以，我終竟沒有能做吳老師的嫡傳弟子。
 
　　第二個是我沒有能走吳老師指出的學術道路。我曾幫助我老家蘇州吳江區文聯策劃并舉辦“費孝通與文學”專題學術研討會。我請吳老師給我們撐場面，做主賓。他慨然應允，還提前認真寫了篇文章，題目是“費孝通與我”，里面講到費孝通作為社會學家的文學思維和他自己作為文學專家的社會學旨趣。我陪他南下，會議結束之后，也陪他看了一些當地的名勝，比如大運河、垂虹橋、費孝通紀念館等。他一路上精神抖擻，跟我們聊了很多。其中有一個學術話題，那就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市鎮場景（他的原話，與“鄉鎮背景”有所不同）。他說，許多現代作家，比如茅盾、郁達夫、葉圣陶、艾蕪、沙丁、吳組緗等都來自市鎮，尤其是江南市鎮，那些市鎮的歷史地理文化風土人情到底對這些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產生哪些影響，值得做綜合深入研究。我連連稱諾，附和說美國的市鎮文學也很發達，從馬克•吐溫到福克納，很多作家都出生于市鎮，大寫市鎮社會。吳老師說，你來自江南市鎮，就做這方面的研究嘛，可以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進行。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我個人的，這方面至今我的研究還是空白。我曾計劃做一場市鎮文學的專題研討會，也沒成。至于文學地理學，我更沒去做。
 
　　總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無論是在我進文學館之前，在我和吳老師共事期間，還是在他退休之后，他都對我栽培、關心、護佑，在許多人面前力挺我，替我美言。吳老師曾在各方面對我寄予厚望，比如希望我又紅又專，研究與管理雙肩挑；但我能力有限，抱負單一，最多只能從事一點專業工作。比如，他希望我能更多地用工于學術研究，但我至今還是一只文學三腳貓——創作、研究和翻譯三方面都乏善可陳。真是愧對吳老師！愧煞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