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獲獎詩集專題之王夫剛】

王夫剛，詩人，1969年12月26日生于山東五蓮，現居濟南。著有詩集《粥中的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懷》和詩文集《落日條款》《愿詩歌與我們的靈魂朝夕相遇》等多部。曾參加第19屆青春詩會，獲過第二屆齊魯文學獎、第四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首屆上官軍樂詩歌獎、第二十一屆柔剛詩歌獎和首屆海子青年詩歌獎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客座教授。                

                           【 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授獎辭】
詩人王夫剛在快節奏的時代裹挾下不懼落單的風險，致力于通過潮汐有序的個性化文本遏制詩意的日漸鈣化，其短詩洗盡鉛華，慎緩沛然，波瀾不驚地書寫一種地方性的經驗和記憶，于細微之處凸顯挖掘的力量；其長詩主旨開闊，簡靜蓄達，直面駁雜現實的涌流滌蕩，以練達的筆觸、適度的調侃和有趣意的思考維度展示了長詩面對光陰的應有自信和秩序。詩集《正午偏后》溫和、從容而又不動聲色，以弱見強，文質相應，隱藏著與粗心閱讀無關的意會之美和叩問之心，是王夫剛洞見人生、固持自尊的紙上證據，也是他向命運致敬的理由和價值所在。
有鑒于此，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評委會決定授予詩人王夫剛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以表彰他對漢語詩歌的理解、熱愛以及身體力行的寂寂探求。
                                      

 我們為什么而寫作
——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獲獎感言
 
王夫剛
 
 
接到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的獲獎通知時，我正隨著一個作家采風團在西北高原上進行需要耐心但止于浮光掠影的移動。在車上，我喜歡昏昏欲睡的沉寂；在景區，我不止一次想到“山河仍在”和“故人遠去”。我還通過微信之類的渠道獲得了許多即來即去的碎片信息，只有閻連科的《喪家犬的一年》讓我印象深刻并再三提及——時髦的英雄總是熱衷于跟小草作戰，向荊棘投降，當尊嚴淪為一種連至親的人都不愿意去理睬的“無用的東西”，閻連科獨自在高速公路上一邊駕車一邊淚流滿面，我想，除了電視劇，生活中肯定還有很多人有過此等無言的蒼茫（“我從未聽肉體談論過靈魂，而靈魂每次都在談論肉體”）。流過也就流過了，歷史不缺淚水，當下不缺淚水，人類的命運不缺淚水，但有價值的淚水（包括歡顏）只有通過記錄在冊方能獲得時空共鳴，啟迪他人，這時，作家特有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能體現了出來。集體旅行的路上，我不讀詩也不寫詩，偶爾會糾結于一個似曾相識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而寫作？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虛擬的話題本不值得反復指證和確認。天下道理，已被前人說盡做完；人間詩篇，亦曾在詩人的再三吟哦中歷經空前絕后，但生命的輪回充滿辯證意味，一代代人不會因為生命的了無新意而排斥生命，拒絕生命（恰恰相反，人在生命盡頭對生命所表現出的留戀和眷顧超乎想象），我們為什么而寫作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寫作者必然時時面對的心靈拷問——換言之，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初級問題將是終極問題，個我寫作就會在刻舟求劍的歧路上迷失于勇敢的無知和無知催生的愚昧。為了滿足自我而寫作？健康的詩人并不忌諱這種說法，問題在于，更多的不健康的詩人也打著相同的幌子實現了他們不健康的詩歌訴求，魚龍混雜的“滿足自我”猶似橡皮筋式的寫作原則蒙上了濃厚的貶義色彩——把生存策略置入寫作構架，對于前者，是一種倒行逆施的悲劇；對于后者，則是不設底線的惡搞玩著一種與詩歌無關的游戲。為了漢唐文明的傳承和未來而寫作？這樣的詩歌雄心自沒什么不妥，只是過于浮泛了些，難免紙上談兵的嫌疑，詩歌寫作畢竟不是振臂高呼的口號，不是懸掛墻上的規章制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寅吃卯糧的詩歌理想如果犯了高大上的毛病，要么是無根的語言狂歡在陽光的陰翳中飄零無蹤，要么是沉重的道德包袱在思想的單行道上無處卸載。我們為什么而寫作？安妮·弗蘭克躲藏在納粹腳下的地下室里樂觀地寫道：“我是我自己的船長，終有一天我會看到我能停泊的岸。”詩人與詩，是船長與船的關系，船與河岸的關系，河岸與岸上人的關系，那么，岸上人是讀者嗎？我想是的；讀者重要嗎？我想是的；為讀者而寫作重要嗎？我想是的——當然，葆有自我和賣文求歡是兩回事，唯有與眾不同的詩人和與眾不同的閱讀者才能構成“為讀者而寫作”的有效表述。“如果風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天空中就不會發生任何革命”，在這種心理預期的引導下，我用超過十年的時間斷斷續續完成了《正午偏后》的寫作，這些長短不一的詩篇，沒有線性的主題，沒有顯而易見的色彩，之所以聚攏在一起只有一個原因，我是它們的孕育者和接生人。阮章競詩歌獎在首屆評選中垂青于這本來自北方的詩集，讓我既感幸運，又有一絲壓力——因為每一位評委都是一個苛刻的閱讀者，也因為我期冀這本詩集能夠給這個嶄新的詩歌獎項帶來加分的印象而不是相反。當然，作為一個修習多年的寫作者，我深深明晰，用詩歌獎項給自己的作品增加底氣并不是最佳選擇，“文無第一”的說法由來已久，而文學評比則屬于“叢林法則”的典型體現。那么，我懷著“文無第一”的心情寫作，卻通過“叢林法則”獲得了詩歌附加的饋贈和褒獎，究竟是不是一種矛盾呢？我認為，若以“階段論”匡算，這將不成問題，打個未必恰切的比喻，偉大如“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大抵也不會想到，香山縣會被他的名字取而代之。最后，我愿意向我們的前輩詩人、寫下《漳河水》和《白云鄂博交響詩》的阮章競先生致敬——他是中國變革時期的參與者、見證者和記錄者，他在敘事詩領域所做出的個性化貢獻曾是一個時代的詩歌見證；我愿意向設立阮章競詩歌獎的中山各界致敬——以阮章競命名的詩歌獎生逢其時，既是我們獻給阮章競先生的有形懷念，也是當代詩歌秩序中的“中山元素”破土而出，假以時日，將以水漲船高的尺度、志趣和責任豐富乃至構建中國新詩的衡量標準和未來的有效傳統；我愿意向首屆中國阮章競詩歌獎的各位評委致敬——當你們投下自己審慎的一票，我想起了阿多尼斯的教育：“誰了解如何閱讀詩歌，自己就會變成詩歌。”至于前面談及的“我們為什么而寫作”，阿多尼斯也有與標準答案（如果存在的話）惺惺相惜的說辭以供我們點贊：“我寫作，是為了讓唯一能澆灌我內心的泉水繼續流淌。”而無論阿拉伯世界還是漢人的天空，尊嚴都將不會是“無用的東西”在投機取巧的生活和寫作之外可有可無。
 
                                2014年10月，濟南舜耕路。


（作家網安琪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