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比詩人更高的山峰
——悼念汪國真老師
 
姜紅偉
 
4月26日晚八點鐘左右，剛剛定稿兩萬字的詩歌史料文章《草原·北中國詩卷》檔案（1986——1990）》的我正沉浸于完成新作的喜悅之中，正在看手機微信的愛人突然說了一句：汪國真去世了！
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頓時炸響在我的耳邊，炸響在我的腦海，炸響在我的內心。“是真的嗎”？我急忙問了愛人一句，“誰說的”？愛人告訴我是微信上發的消息。我半信半疑，急忙給我的好友——著名詩人、詞作家毛夢溪打去電話認證這個噩耗的真偽。結果，毛夢溪聲音低沉，沙啞地告訴我汪國真老師因患肝癌于凌晨兩點十分去世了。
在那一瞬間，我倆都沉默了，不知道該說什么好。手機那頭，我感覺到了毛夢溪的黯然神傷。手機這頭的我，頓時無語凝咽。
晚上，我躺在床上，失眠了。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的我腦海里浮現的全都是汪國真老師膾炙人口的詩句和他三番五次給予我幫助的難忘的往事……
在我心目中，汪國真老師既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著名詩人、書畫家、作曲家，也是一位為人正直、善良、低調、謙遜的好人，又是一位善待后學、樂于助人的詩壇前輩，更是一位值得我敬仰、值得我感恩的恩師。
2012年10月，在我創辦的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開館前夕，我給汪國真老師發去短信，請他來大興安嶺參加開館儀式。然而，由于工作太忙，無法抽出時間，他表示以后有機會再來看看我的詩歌館。10月10日，詩歌館開館前，我意外地收到了他從北京發來的賀電，慶祝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開館，令我喜出望外：“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詩情澎湃新人輩出的年代。在此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開館之際，謹表祝賀”！
2013年6月16日，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買到了一本暨南大學中文系1982年6月編印的文藝作品集《鴻爪》，發現里面居然有汪國真老師在大學時期創作的小說《丹櫻》和日記三則、詩歌兩首。于是，我給他發去短信告訴這個好消息，他收到我的短信后十分驚訝，也非常高興：因為這本書已經出版了三十多年，現在能保存下來的已屬鳳毛麟角，而且他自己都沒有這本書了。趁他高興之余，我說出了埋藏在心中很久的心愿，希望求汪國真老師一幅字，作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的鎮館之寶。沒想到，汪國真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經過日思夜念熱切的期盼，6月25日，我終于收到了汪國真老師從北京寄來的一幅珍貴的書法，上面寫著：八十年代，是一個詩情噴涌的時代——書贈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和墨寶一起寄來的還有他的一本書名為《汪國真書畫作品集》的書畫冊，兩盤題名為《汪國真音樂作品》、《感悟汪國真》的音樂光盤，一張外交部禮賓司發給他的關于他的書法作為國禮的榮譽證書。捧著汪國真老師寄贈的珍貴的墨寶和珍貴的禮物，我感動的不知如何是好。在給他打電話的時候，我激動的有些語無倫次……
汪國真老師不但對我創辦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給予了無私的幫助，而且對于我從事大學生文學史和詩歌史的研究事業也非常關心、非常支持。2014年4月，我編著了一本有關七七級、七八級大學生文學活動的書稿，選入了他的文章《我最初的文學生涯》。4月24日，我給他發去電子郵件征求他意見的時候，汪老師十分體諒和理解我編著出版文學史料類書稿的種種辛苦和種種難處，對我的工作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4月25日，他給我回信給予了我滿意的答復：本人同意姜紅偉先生在編著的《文學年代——中國高校1977級1978級大學生文學生涯備忘錄》（暫名）一書中收入我的文章。為了支持該書的出版，本人同意放棄該書的稿費。通過這件事，我對汪國真老師的敬意更加深了。
2014年7月，我策劃了《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一書，由于汪國真老師在暨南大學中文系78級上學時就開始發表詩歌作品，經歷了大學生詩歌運動的初期階段。因此，我請汪國真老師作一個訪談。當時，汪老師雖然工作很忙，身體不好，但是卻依舊認真為我準備了訪談材料，使我得以順利完成這次訪談。沒想到，這篇我們共同完成的題為《沒有比人更高的山——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汪國真篇》居然成為了汪老師生前最后一次關于詩歌的訪談。
2014年9月，由我編著的書稿《大學生詩歌家譜——《飛天·大學生詩苑》創辦史（1981——2014）》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在和廣東人民出版社簽訂完出版合同后，我將這本書稿發給了汪國真老師，請他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并希望他能和其他著名詩人一起聯袂推薦這本書。9月15日上午9點25分，我收到了汪國真老師的短信，他在看過書稿后欣然同意向廣大讀者推薦這本書，再一次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
如今，這本書正在編輯運作中，然而，曾經閱讀過這本書稿的恩師卻再也看不見這本書的出版了！想到這里，我的內心深處禁不住更加哀傷。回想起他一次又一次給予我在詩歌研究事業上的幫助，我忍不住黯然神傷，聲音哽咽地面對天國發出我由衷的心聲：汪國真老師，敬請您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啊！
 
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2點40分寫于哀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