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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寫在丁玲塑像前的文字
文/曉音
這次參加“茂名作家湖南抗戰采風團”去湖南常德市，去丁玲公園看丁玲是我的心愿之一。
在大學里選修課《當代文學思潮》小論文題目是《夾縫中的溫情》。它是我花一門課時間去細讀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后對丁玲的重新認識。
熟悉丁玲生活軌跡的都知道，丁玲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繼承了母親的叛逆。從讀書時代起，她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她少女、青年、中年、老年時期的愛情，都是以轟轟烈烈的形式給文壇留下眾多可圈可點，只有小說才可以書寫的章節。
我看過她在延安時期騎在馬背上的颯爽英姿，也看到照片后面延安領導人毛澤東的題辭“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后來，在一些資料上看到過丁玲在“文革”中的遭遇，與所有作家一樣，她為她筆下的文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文革”她獲的罪名是“大右派”。因為在我印象中，丁玲始終是以高揚“左派”旗幟站在新舊中國文壇上的。讀完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我才真正對丁玲有了比較立體的認識。
在她的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其實顧涌兄弟倆也不容易，30年前逃荒到這里，幾十年臉朝黃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一分錢不舍得花……好不容易才開下30畝河灘地，修下二間瓦房，一架膠輪大車”。這是借村里一位窮苦長者向土改工作隊員介紹被評成“富農”成份的顧涌的文字。雖然，丁玲沒有用自己寫《三八節有感》這種議論式的寫作方式來評判瓜分農村相對富裕農民財產的合法性？！但是這些文字卻讓我們看到了丁玲筆下：一個農村人他是怎樣以自己的辛苦和節儉才過上溫飽日子的。這與我們通常讀到的“地主、富農的財產都是殘酷剝削、壓榨勞苦農民而得來”的定勢性文字極其相悖。丁玲的小說寫得很平實，里邊有地主李子俊夜半送地契給貧雇農、唆使養女去勾引農協會領導等細節。丁玲寫這部長篇小說前，在一個叫暖水屯的地方當過土改工作隊員，她寫的是自己親自參與其中的“土改運動”是真實的“土改”。但是在那種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些文字卻給丁玲招致滅頂之災。以致她“文革”中被關進秦城監獄，被革命小將們用墨汁抹成大花臉掛上“大右派丁玲”示眾牌，被發配到北大荒強制勞改，被造反派強摁跪在碎瓦片上挨批斗。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寫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小說有三部，一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二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三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張愛玲、周立波、丁玲都曾經當過土改工作隊員。這三部小說同寫一場社會大事件，但是三個親歷了“土地改革”運動的作家視角卻截然相反。從書的題目上，我們可以感知到三部小說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描述。在張愛玲《赤地之戀》中的關鍵詞是“血腥”、“暴力”；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關鍵詞是“歡呼”、“毀滅”；而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太陽”、“質疑”。
毫無疑義，丁玲在那一場全民歡呼“土地改革”運動全面勝利的大合唱中，注定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讓我對丁玲有了全新的認識，我非常敬佩她能在一個缺少真話的年代，寫下了讓后世客觀了解一段社會變革史的文學作品。
湖南常德是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濃重筆墨的地方。這片土地孕育了丁玲、昌耀等杰出作家和詩人。而在我們作家朋友中，也有許多生長于斯。曾經是廣東珠海作家協會主席的胡的清、現任常德市作家協會秘書長的劉紹英、女子詩報的同仁鄧朝暉、茂名信宜市作協主席向梅芳……
在湖南常德市的丁玲公園里，面對迎風而立的丁玲塑像我百感交集。文學、愛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個主題。當年她夢想與胡也頻、馮雪峰三人同居過一女兩夫的浪漫生活；當年她與沈從文過于親密的交往和恩怨糾纏；當年她坐在延安坑頭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蕭紅意氣風發的大侃左翼文學和延安紅色浪漫生活；當年她在國民黨的監獄里與非常不喜歡的“國民黨特務”丈夫馮達同床異夢卻生下一個女兒；當年她拉著小自己十多歲的丈夫陳明的手昂首挺胸走在延安大小窯洞前，她是以一種不與世俗妥協的形象被人們記住。而真正讓她永遠站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是她以自己的方式不向一個缺少真話時代妥協的丁玲！
2015年8月26日
曉音————————————
作家網編輯：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