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火種，尊為神；夏娃偷吃蘋果，成為眾生之母；莊子以“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告訴人們偷的哲理，為何而偷，為誰而偷，偷什么，偷多少。怎么偷，這是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偷的技巧，因地而異，因物而異，也因人而異。
父親在公社林業站工作，因是父母包辦婚姻，常不在家。但這個錯誤的婚姻，卻成就了我們四姊妹，多出四張口。
爺爺自從販黃瓜時打翻了船，受了驚嚇后，連鄉鎮趕集都不去了，他三十多歲就不參加集體生產，而在家閑著，不挑水，不洗碗，不掃地，不洗衣裳，只會做飯。大概是得到了“餓不死的廚子”的真傳吧。冬天起床后，他披著長布衫，穿條魚尾巴布鞋，走出臥室，去牛圈旁抱一抱麥桿來扔在灶門前，燒起火來，卷好漢煙，裝進五尺多長的煙管，伸在火堆上點著，吸著吸著，口中一口一口地冒著白煙。最后將長煙鍋頭在灶門上猛磕幾下，再吹幾下煙管，樹在一旁。先把白棉布撕成的方巾包在腳上，穿上白棉布縫制的套子，就是現在的襪子，接著把套在一起的幾件衣服一下子穿上，一層一層地慢條絲理地將布扭扣扣起來——象個老太爺，喂豬牛的事都是婆婆干完了集體的活兒，回家才做。全家只有母親與婆婆出工，但母親在生下三妹后開始腿桿痛，尤其是生下四弟后，就幾乎沒法參加勞動了。父親當了十幾年醫生，想了很多辦法也沒把媽的腿病治好。家里年年是補款戶，不向社里繳欠下的款，分發的糧食就稱不夠。
父親還是老樣子，每次回來，不論我們多忙，首先要丟下工夫給他燒開水，接著做飯。
晚上作業后，再吃飯，再撿棉花，蚊子如蜂箱，棉殼如針刺，瞌睡如鉛塊吊在眼皮上，有時手上撿著棉花，卻已經在打呼嚕了。父親在家務上從不搭把手，那坐在院壩里喝著茶，旁邊放著收音機，放下茶鐘，就搖扇子，連趔連鼓也不打一下。我經常用雙百分去討好父親，想得一次表揚也是不可能的。他經常板著臉，總能找出理由來批評我一頓——當然，我的作文永遠沒有二弟寫得好，弟妹的不是，也都是我的錯，最后以把我打哭了才結束當天檢查作業的工作。
父親坐在桌子上吃飯時，我們幾姊妹一個一個地都溜至院壩里來吃；當父親來到院壩里時，我們逞舀飯時機，一個一個回到桌子上。
我與二弟七八歲就開始抬水，路遠彎多，特別是班竹園溝陡急的彎和坡，使我吃盡了苦頭，有時是地下一滑，有時是水桶向我后邊滑過來，桶在高處，我爬在低處，一桶水全從我頭上、胸部沖下去，夏天成落湯雞，冬天凍得瑟瑟發抖。
我與二弟也就那時開始，星期天到社里掙工分去。
但怎么干，飯也吃不夠的，每年分的口糧扣去上年借的預備糧，每人僅分得120-130斤，不到下半年又開始借明年的預備糧——還要添很多粗糧才能吃到年底。
紅苕葉子、嫩梗梗當然是常吃的，苦麻菜、車前子、馬屎莧等吃得找不到時，槐花及嫩葉也采來吃。一是槐花容易長蝘蟲子，洗不干凈，只好連蟲子與麥麩子拌著蒸了吃，二是悶人，吃后半天人都是暈暈的。
推磨的路不足十米長，卻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一圈一圈又一圈，永遠也走不完，離起點也看不到一點前進的距離，沒有成績可言。牛不肯走了，可以在路邊撩一口草，人餓得肚皮巴在背架骨上。我把肚子靠在磨杠上，雙手盡量按在磨杠上以省些力氣。磨盤邊的路還是很長，頭上冒著虛汗，母親一會兒哈斥一會兒哄，目的是讓我堅持下去。但她以好心情來哄我們的時間實在太少了。多數時間是嘮騷伴埋怨：“你們也學學你富安強安哥他們四弟兄，你看他們多搞得？”
年齡比我們大三四歲，雖不肯讀好好書，卻是好勞力，怎么比呢？
看到看到磨完了，母親又把半盆麥麩子倒在磨盤上。我以為她是想把麥麩子全磨成灰面。
我想喝一口水填填肚子，止止酸水也好嘛，但那都是奢侈的想法。有次父親回家，還帶了一些客人來，我餓得不行了，卻不準我上桌子，要等到客人吃完了才叫我們吃。我餓得全身無力，就側身躺在灶門前的條凳上，眼淚直流，靜靜地流，左眼的淚水流過鼻干，流進右眼，聚在一起再向下流去，流在板凳上，匯成一攤——我想還不如死了好。其實那時我連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有生不如死的想法。
我不敢說：“餓”，不然又是一頓罵：“饞狗”。
那些手腳好好的年輕人，在地頭又打又鬧，又歌又跳，熱鬧想非凡。有時，幾個年輕婦女悄悄抓住記分員信叔兒就是一頓撞油，或者把粗糠什么的東西往他褲襠里裝。嘻嘻哈哈的笑聲蕩在山谷。
母親的腿腳不好，可干事是很認真的，栽洋芋，并紅苕，蹲在地里，一蹲就是半天。在集體栽洋芋時，把搓掉的嫩芽攏在一起說：“用水燎了，用油炒一下，說不定能吃呢。”婆婆當時臉一黑，小聲嘟嚕著說：“丟臉喲，大糞都想蘸來嘗一下。”
人是能被尿憋死的嗎？一家七口，還有白吃的，多出少進，母親常常在想辦法。集體生產，沒有勞力怎么能多掙分、多分糧呢？
集體是個概念性的東西，它有時很大方、很寬容、很仁慈。
挖苕地時，母親把一些大的紅苕埋在土里或扔到草坡里，等其他社員都回家了，就撿在背篼底，上面放些苕藤子，一并背回家。
這是偷竊集體的糧食。我第一次知覺后，我也臉紅過，就告訴母親，那種品德不好，是犯法的。她無可奈何的表情，半天只回了一句話：“那你晚上不吃吧”。
我正餓，能不吃嗎？
我能勸住母親嗎？一想到饑餓，心理也顧不得老師的教導，暗自毫無抵抗就自覺加盟了。后來，我逐漸也得到一些真傳，有時幫母親偷些糧食回家，共度難關。
作賊真是個技術活。麥子或谷子割下來后，一般要露幾天把子，我與青安哥也會在晚上去看守，掙工分。睡在石板上，蓋一條毯子，露著頭蚊子咬頭，露著腳蚊子咬腳，小手臂上全是紅小包，幾天就成了烏小包，紅包又蓋在烏包上，層層疊疊，抓破皮膚流著水，以及偶爾直接打上了蚊子，如一個血彈爆炸，人血與蚊之肉四處飛濺。
太陽把石板曬得發燙，上半夜石板很熱，下半夜卻很涼。全蒙著頭透不過氣來，只好把雙腳留給蚊子，反正瞌睡又香，睡著了就什么感覺也沒有了。被蚊子咬醒后，看著天上無數的星星，一道流螢從化魚寺的天空刷向白鶴寺方向，聽秋蟬蟋蟀鳴叫，聽魚脊梁河水嘩嘩地響，泥醒和稻香沖鼻，總是睡不著。沒有油水的飯食，開頭是脹得睡不著，后來又是餓得睡不著。青安哥一邊講些笑話，有時夸張地高吼幾聲:“賊娃子，沒來羅。”似乎告訴賊娃子我們守夜人在溝這邊，別撞到眼前來了，也似乎告戒賊娃子偷得差不多了就收工。哦，我知道，他家陸嫂子、母親、芬安姐等人這時說不定正在當無名英雄——搬運工呢。母親很有辦法的，隔幾把谷把子處只撿一把，或帶走，或抖幾下又放回原處，誰也看不出來。
當晚，母親拌了谷把子，或用手揉下谷子，放家中慢慢陰干再入倉，而谷草則當晚就燒掉。聽說住在離大院子較遠的岳母兒、韓二娘他們還連夜連晚耒出米來，煮成飯吃了再睡覺呢。
晚上碾場時，母親隔一會兒就要回家一趟。我悄悄地跟回去看，她把雙腳伸到篩子里，把高卷的褲腳放下來，再拍一拍褲腳，哦，原來兩褲管一次就能帶回半斤谷子。
打下糧食沒曬干之前，堆在院壩中間，成文舅爺在我們一班當管糧員，輪到我家供飯時，母親說些好話，或成文舅爺不等開口，就直接叫母親去糧堆里撮一軟米撮箕，甚至一小花籃。成文舅爺做起來是很容易的，似乎也是合法的。當然是在傍晚或半夜撮出來后，再蓋一下灰匣子，沒有人知道的——用現在的話說是監守自盜。
其實富大爹、貴和子、青安哥們幾個年輕人早就仿制灰匣子了——那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子，活動的底板上鏤空而成一些字樣或花紋。只要成文舅爺一轉眼不見或進屋吃飯去了，就幾下撮去半背簍，表面抹一抹，在平整的斜坡上，再踏上灰匣子就恢復了原貌，神不知鬼不覺的。但這是蒙不住我們小孩子的——我們沒事就在地壩里玩，捉鷂子，用竹桿刷巖老鼠，我們能告發他們嗎？
那個年代什么可食就有人研究怎么食用，怎么能弄到食物，就挖空心思、掩耳盜鈴一般去偷糧食，只是明搶還是較少的。如果不是那么勤快，也不知道還要餓死多少人呢？
程大娘得到有權有勢的大爹的指導，賴在龍溪溝醫院不出院，每天吃病號飯，不但沒被餓死，連浮腫病也沒有得。我家老大老二個子比老三個兒矮，大概就是吃不飽造成的。
豌豆熟了，東摘一角，西摘一角，葫豆熟了，一處拔一根……大家都不覺臉紅，也不互相撿舉揭發，因為偷糧食可以救命。
背堰塘的午飯是一大碗白米飯，母親舍不得吃，加上從我碗中勻出一大部分，用紗布包回家，晚上再放些紅苕洋芋什么的，再蒸熟，一家人能可以對付一頓，弟弟妹妹也能吃個半飽飽。
二弟有時也與我去背堰塘掙工分，若以挖方算，我倆弟兄一邊背一邊將土塊偏倒在路邊；若以背數算，我倆弟兄在路邊這里一塊土，那里一塊石，雙手捧過頭頂扔向背后，湊一背篼又到塘埂上去了。吉二爹還一邊大聲表揚“黎明子又背了一背篼”并發一個牌子——一天下來再折算成工分。
在爬上堰塘埂時，我倆兄弟頭腳成弓，頭也磕在偏坡上了，吉二爹說：“遠遠的看去，只見一個背篼在移動”，饑瘦如柴，人小力小，誰在乎我們一天騙了主勞十分之三的工分呢？
生活艱難，處處艱難。一九七六年讀我讀初一時，一罐油炒泡咸菜吃一周、二周、三周，上面起了白霉，用筷子撩開吃里面沒見霉的部分，直到瓶底空了才抽一個星期天回家去再炒一罐。
話說回來，初三時全鄉各村的尖子生都集中到鄉中心小學，我有幸趕上了。張老師、郭老師、周老師一班人搭配得當，特別賣命，好像多年的勁要一股腦地使出來一樣，白天晚上守著我們A班，后來全部考上了中專中師和高中，只有一個臭彈，留下當了村長。我從父親的醫院宿舍搬到學生宿舍，住在伙食團旁的閣樓上，學習再加勁，生活還是跟不上，因為成績換不成錢。經常吃不飽，老人說“肚皮是片棕，越喝越松”，說是的油鹽吃輕了,飯量大了還沒勁，真應了那句話 “饞狗餓學生”。
廚房側邊街沿有胡梯可上樓，是學生住宿的專用通道，從廚房內側有一柴梯也可上樓，因為樓上除學生宿舍的地鋪外，加上里面一間是廚房的保管室。不過平時柴梯是輪在旁邊的。
有晚中學放電影，我們忍著沒去，不久，同時沒外出的許軍同學神秘地說：“我看見廚房里有鍋巴，”他問我去不去。
誰擋得住那個誘惑呢？搬過柴梯，他在前我在后就下到了廚房，打開燈，看到一大梢箕黃艷艷的鍋巴，就急忙往口里塞。這時龐師傅在外面吼； “怎么廚房的燈開著” ？并朝前門走來。我倆如見了貓的老鼠，三下五除二，關了燈，爬上樓，掄過梯子，這時龐師傅正開鎖進門。我們各帶著兩三片鍋巴鉆進幾個月沒洗的被窩里，拿起書來牙齒打嗑，樓板上的草也在嗦嗦地響。我倆嚇壞了，作賊心虛，這時才想起人忙無計，多此一舉地把燈關了。龐師傅進廚房見沒丟失什么重要東西，只嚷嚷幾聲，鎖門而去。不知他心想是燈泡接觸不好，還是他明知而不言，至今沒敢跟他核實一下。
干鍋巴當然是又香又脆，填肚子的好東西，但側門的柴梯，以后就再沒有放在原來的地方。
親戚家送我們的食品，要鎖在箱子里，不論多久都要等有人戶時，再送出去。只有生了蟲子，媽才肯叫我們吃——撕開包裝，把連蟲帶絲的部分挑出來，并把蟲屎抖掉，幾姊妹還搶著吃呢。
那時的白糖是很珍貴的東西，醫院開證明，到供銷社領糖票，再到供銷社營業室才買得到。以至于父親把一斤多白糖以報紙包著，藏在一疊箱子的最下面。我是在父親出診時找到的，之后，我一有機會就拈幾撮在嘴里。不期一天，父親當著我的面找白糖，他打開報紙包陰沉著臉說：“怎么少了？”我能承認嗎？不是一頓毒打也是一頓臭罵，我心里正在打擅，正好有幾只蟑螂在箱子里亂躥，我立即指著賊娃子說：“是不是蟑螂吃了的喲”，父親沒開腔，但蟑螂們背了黑鍋，卻也沒有挨打。
生活越是艱難，越想學習好，盼望將來能吃上皇糧。隨著一九七八年我考入達縣師范，國家給予生活費全補助，也就結束了我們的偷術和饑餓的生活。我剛到學校時還炒了一瓶葫豆，放久了，就成了鐵葫豆，同學們見我吃，嚷著叫我拿出來分享，同學們吃了幾粒，就再不敢吃了，怕崩破了牙齒。
隨著生活條件好轉，四姊妹個兒一個比一個高，我們的道德觀就是在那個畸形的年代，扭曲的思想下慢慢形成的，偷既是一種生存手段，也是一項技術活，好在沒有帶至如今，也不必帶至如今。
現在回到故鄉，鄉親們還津津樂道大家偷糧的故事，不以為恥，反而像革命傳家寶一樣要傳向后人。現在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足，這一生活技巧怕要失傳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