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代人寫作
——王東東詩歌研討活動隨想錄
 
潘建設 / 文
  
        9月3日，我有幸參加了王東東詩歌研討活動，北京青年詩會的大部分發起人都來參加了，我有了這樣一個直接接觸和了解這個詩歌寫作群體的機會。正像他們在宣傳展示頁里所說的，他們在呼喚一種同時代的寫作：“切入時代的核心沖突，讓歷史回到我們身上。”王東東提出了一個詞是命運共同體。我們整個人類其實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誰也不是一個孤島，誰也不能夠置身世外。至此，我才明白，北京青年詩會“成為同時代人”的主題活動，并不局限于一個小圈子，而是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不管是誰，有沒有參加這個活動，只要他認可這個理念，或不自覺地就進入到同時代人的寫作方向中去了，那么，他就成為同時代寫作群體中的一員。
 

王東東詩歌研討活動現場
 　
        陳家坪作為詩歌活動的組織者，70年出生，已經46歲了。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公民意識的覺醒比我們同時代的詩人要早得多，而且身體力行。對于詩歌，他少有自己的私心，能秉承公平和正義，因此，他和朋友們才能團聚起這么多的青年詩人。在我看來，他像是圣經里所說的義人和傳道者。
　　
        我認為，命運共同體寫作有其必要性。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參與到這股洪流中去？未必。有很大一部分詩人仍然不愿意放棄自己對個體（私我）意義上“詩意”的熱愛。另一方面，可能也沒準備好，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關注這么宏大的時代意義，時代之于個體的深刻影響還未有較深的領會，這是不能勉強的，不管關注哪個領域，是把自己當成草民還是公民，我覺得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寫什么，不能成為一種道德綁架，而應該是一種自我覺醒后的自覺。對那些愿意承擔歷史責任的，愿意反省歷史，關心人類命運的，我們應給予最大的鼓舞。
　　
        其實同呼吸、共命運的寫作，我認為不一定非要去直接觸及社會現實的核心沖突，也可以去表現個人現實的核心沖突。不是有人說過“沒有一個人是孤島”“誰也不能幸免于難”嗎？詩人的命運從他們真正走向詩意的那一刻起，其實早已經是聯系在一起了。詩人的面孔和聲音永遠是那么獨特而出眾。從孔子時代的詩言志，到唐代的詩言情，到宋代的詩言理，再到從西方敘事傳統演變而來的詩言事；詩的形式從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到任意分行，詩的文體從詩、詞、曲到自由體新詩；詩的創作主張從白居易倡導“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韓愈倡導“以文為詩”的“古文運動”、“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到“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的桐城派主張，它們掀起了中國詩歌史上一次又一次體現思想與形式交替的變革。今天我們的爭執，不知道是一種倒退，還是一種進步？
　　
        個人覺得，觸及社會核心沖突是可以的，但不能是自我幻想的假想敵式的寫作，自己豎立起一個空幻的政治壓迫者，然后以受難者的形象和口吻敘述。我們應有足夠的社會常識，也要有足夠的智慧辨明真相，然后才有資格觸及到一些更本質的東西。
　
　
        在王東東的詩歌研討會上，有幾個人的發言引起了我的關注和思考。
　　
        江汀說王東東的詩是一種整飭的激情但又處在抒情的反面，帶著很強的問題意識，詩的結構是方塊組合式的，詩意上欠缺了一些，讀起來有些枯燥。我覺得除非是說明書式的詩歌，否則，詩歌都有抒情的成分在里面，只是所占比例的多少罷了，形式上有直抒和潛隱等，如果追求絕對理性，那一定是哲學了。
 
        王煒說王東東的寫作是以一種猶豫不決的形象出現的。昆鳥說王東東詩歌中有一種比較強烈的憂患意識，但也表示自己不太喜歡這種猶豫不決，更喜歡以決絕和干脆的方式來寫作。我對王東東的寫作表示了維護，說猶豫不決是寫作中所抱有的一種謙虛的身處兩難境地的一種謹慎的態度，相對于抒情的決絕，猶豫不決更適合敘述。王煒則補充說，他說的這個猶豫不決是個中性詞，并沒有好與不好之分，是詩人面對問題時所處心境和態度的一種體現。他更喜歡王東東的《西山》《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憂郁》之類的作品，并說《西山》是詩人王東東的一個轉折，詩歌寫作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詩中出現了一個無法對抗變化萬千的怪獸，有難能可貴的“黑暗意識”，寫作的筆調狡獪詭詐，打破了以往的寫作慣性，但這種轉折沒有繼續下去，然后又跳回到之前的寫作中去了。
 
 
詩人王東東
　　
        王東東解釋說，其實他更想抒情，也正在嘗試抒情（江汀說王東東的詩歌是抒情的反面，但本質上還是抒情的）。但寫作的路線往往是一種迂回的，形式上的倒退不一定就是退步，而是這種形式可能更適合自己（王煒說王東東一直在用自己的這一套話語方式，來裝載自己的思想，至今來說也算是有效的），雖然失去了不少嘗試其他風格的機會，但自己遲早還是會走出來的。
　　
        王東東的詩歌，往往是一種過程的推進，并不注重結論，或者說結論已經內化在過程中了。關于詩歌是結論先行，還是詩意的細節先行，這個問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爭論。張杭提出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把瑣碎的枯燥的思考過程展現給讀者，認為詩歌應該直接呈現詩意，直接呈現思考后的認知。
　　
        西渡老師認為王東東詩歌中的思辨精神和思維能力是很可貴的。把思想引入詩歌是新詩之所以為新的題中之義。這和中國古典詩歌的專注抒情有明顯的不同。舊詩因為受到以五七言為主的語言形式的限制，思想很難在其中展開。新詩語言形式向散文的開放，為思想在詩中的生長準備了條件。但迄今為止，既具有思辨的深度同時又富于詩的魅力的新詩作品仍然是罕見的。思想而同時又要是詩的，這里需要解決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賦予思想以聲音和節奏。情感天然具有某種節奏，思想的節奏卻更加微妙而復雜。這個問題只在穆旦、臧棣等少數詩人的某些詩篇中得到部分的解決。臧棣既具有敏銳的感受性，又具有不凡的思辨力，這種感性和思辨性的結合在他的《在埃德加•斯諾墓前》達到了一個高度，這個高度某種程度上一直沒有被超越。臧棣新世紀以來的作品，更強調意識的活躍、跳動、變化，顯示了一種不同的傾向。意識的流動當然也是思維活動，但又不同于思辨。意識的生滅很多時候恰恰是無意識的，不受理性的控制，思辨則是嚴格的理性活動。臧棣后來的詩有一個明顯從思辨向意識的轉化過程。王東東的詩具有很強的思辨性，而且賦予了這種思辨獨特的個人語調，讓思想獲得了聲音的魔力。這點其實是特別難的。王東東的另一個突出之處，是他呈現思想的過程。大家所說的猶疑也好，迂回也好，其實就是思想的過程的體現。一個成熟的讀者，不會滿足于思想的結果和現成的結論，他要求深入到思想的方法和過程中去。換句話說，思想的能力比思想本身更重要。現代藝術其實從羅丹起就在強調過程的表現，畫家、音樂家、詩人創造的過程比藝術的成品更富于啟示的意義，所以這個過程有時候就成為現代藝術表現的對象。這也是現代藝術的顯著特征之一。瓦萊里的文論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寫成的。他不是要論證一個結論，而是顯示他思考的過程。這是難的，但也是獨具魅力的。王東東寫作的這一取向，是選擇了一條難的路，但是又是一條可以導向開闊和深邃的路。
 
        西渡老師的講解很有科普性，個人也覺得詩意正是隱藏在事物更迭的過程之中的，隱藏在每一個細節之中，正是物物之間運動關系的變化才造就詞語關系間的變化，詩意正是隱藏在這種種關系的演變過程當中。概念式的以及結論式的寫作，是主觀自我的抒情式的表達，是內心主觀形式的演變，取消了外物的客觀存在性，以虛擬的外物來服務與取悅于內心情緒，往往不夠客觀，以致出現煽情濫情現象。正因為我們時代的大眾觀念正在被歷史過多的空泛概念和不理性的媚俗的言論所遮蔽和混淆，我們迫切需要思想的聲張，需要用嶄新的語言重新進入事物的內部之中，從平面的結果，回到紛繁事物產生的源頭，以立體式的思考者姿態，淘洗掉陳腐的雜音，使那些已經喪失或日漸消弭的詩意被重新喚醒，散發出誘人的光芒。重新喚起思想的過程至關重要，因此，過程寫作面臨著收拾大眾心靈殘局的重重阻力，是一種受壓寫作。
 
        這種過程寫作，是一種辨明，一種厘清，一種逐漸從遮蔽到顯明，一種自我的發展成熟和升華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創作的本質，是最有難度的創作，詩人正在做的是以自己的勇氣、責任與承擔來收拾大眾心靈殘局。詩人王東東剝洋蔥一樣剝出了一代人的心靈底牌，作品所建立起來的復式敘述，也使得王東東不僅是一個重述者，還是集體重述的記錄者。
 
 
詩人徐鉞
 
        徐鉞認為先有結論還是先有詩意不應該成為爭論的焦點，重點在于我們選擇怎樣的形式表達有效。他認為王東東的詩歌中所描寫的怪獸是一種情感的外殼，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情感物化形式，和希臘神話里的怪獸有相同的起因，源于一種少年期的幻想。較高級別的成人式的表達應該是直接言明。王東東則認為，如果說苦難是我們寫作的根基，精神分析或許會化解苦難，但精神分析學說并不科學，魯迅當時就非常反對，西方部分學者也開始覺醒，反對和批評使用精神分析學說。精神分析容易使我們誤入歧途，讓我們熱衷于成為我們分析出來的東西，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西方精神分析這么發達，精神病人反而成年遞增，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自我迷戀，迷戀上痛苦和苦難。希臘神話故事中的預言往往成真，那是因為預言會反噬。王東東說，精神分析相對應的是宗教背景，而我們的思辨寫作背景里缺乏這樣一個大他者。

        徐鉞認為，在王東東的詩中缺少一個大他者。王東東則回應說這不是一個詞語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王東東進而同意徐鉞的看法，認為自己的寫作是一種完美辯證的過程，他自己正是在展現這種完美，展示這種日常經驗下的同呼吸共命運。目前，在整個中國都缺乏一種大他者的情況下，要讓他有一種思想上的全能，有自己獨特而強大的思想建筑體系，用一種上帝視覺去觀察，他認為目前還做不到，也勉為其難，是自己努力的方向。也許到那時，自己的寫作就不再是一種語氣上支支吾吾、思想上游移不定的兩難境地了。
 
        有幾位詩人在發言中表達了對王東東詩歌中公共性寫作的態度。戴濰娜談到了王東東詩歌中的歷史感，前期的詩是“歷史的姐姐”，后期的詩是誘人也被引誘的“記憶的妹妹”。戴濰娜認為既然日常經驗的和展現個性化的寫作已經被大部分詩人寫充分了，但公共性的寫作這一塊還沒有完成，我們更有必要向這個方向去寫作。李浩對王東東龐大的知識系統向詩歌表達的轉換能力表示欣賞，認為王東東也應完成詩人身份與公共知識分子身份之間的相互轉換。車鄰認為應把握好“史料性”與“藝術性”兩者之間的關系。蘇豐雷認為王東東哲理詩中的思辨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血有肉，混融在日常經驗之中。
 
        這次王東東詩歌研討會，主要是由詩人參加，按王東東所說的，大家都是寫詩的，對詩歌創作都深有體會，就像你寫了一句，大家都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來評議一番，都有一個自身的橫向比較，所以能談得非常深，自己有“躺尸”被解剖的感覺。總的來說，這次研討會別開生面，氣氛熱烈，一度劍撥弩張，與其說是一場研討會，不如說是一場校場比武，“除了對王東東詩歌的內部演變作出內行的觀察外，還試圖借助這樣一個批評對象探究世紀初詩歌演變中詩人的‘共同處境’”（王煒語）。正如，批評家張光昕在總結時所說的：這樣的討論出人意料，種種思想的碰撞極其具有啟發性。
 
 
詩人王東東、批評家張光昕、詩人陳家坪在活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