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的墓園
 
文/林茶居
 
一九一四年，三十九歲的里爾克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在博洛尼亞，在威尼斯，在羅馬，處處，我作為死者的學生，站著，面對他們無限的知識，我得到了教育。”作為德語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里爾克有游歷的習慣——也有人說他是為了逃避家庭責任——不管到哪里，他都會尋訪當地的畫廊、博物館、古建筑，尤其喜歡走進一處墓園，流連忘返。
 
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墓園（墓地）往往讓人產生“鬼世界想象”，神秘、凄冷、陰森。而在德語中，墓園即“寧靜之地”；據說，在拉丁語系的語言中，墓園有不少于十種的意義表達，充滿愛、感恩和敬仰。在歐美文學以及國人的海外游記中，我們確實可以讀到諸多以墓園為主題的作品或篇章。很多墓園，因為安葬了一個或一批偉大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而成為精神圣地，直接進入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人們休憩、散步、健身甚至談情說愛的地方。一些著名的墓園，還會設計各種文化活動，如文學、閱讀、名人、自然等主題墓園游，供市民或游客選擇參與。
 
陰陽不隔，生死無界，此岸彼岸相互建構。在這樣的場景中，詩人里爾克是一個傾聽者、沉思者、自我教育者，或者說是一個陶醉于傾聽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盡管在二十七歲時就寫出被認為決定了他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詩人”的著名詩篇《秋日》，但他當時還是覺得自己“詩寫早了，成不了氣候”。他認為，“為了一首詩，必須參觀許多城市，看許多人和許多東西，必須認識動物，必須感覺鳥怎樣飛，知道小鳥早上開放的姿態。……還必須曾經跟垂死者一起待過，必須曾經在開窗的、噪音持續可聞的小室里坐在死人的身旁……”（里爾克，《為了一首詩……》，綠原譯）。這恰好回答了里爾克為什么會把墓園當作自己的“學校”，為什么會稱自己是“死者的學生”。
 
里爾克確實“得到了教育”，確實實現了在詩歌寫作上的自我再教育。里爾克的朋友、著名傳記作家茨威格在一篇為他而寫的悼文中說：“他從已被征服的音樂元素勇敢地跨入大理石雕刻的尚未被踩過的元素，他身上的旋律學者把自己嚴格地教育到堅硬起來。”（茨威格，《告別里爾克》，綠原譯）這句話讀來有點拗口，我的理解，其大意是，里爾克總是在語言、語式和抒情方式的更新上矻矻以求、入死出生并最終水到渠成。
 
學校無處不在，教師無處不在，教育無處不在。其關鍵就在于，你首先必須是一個習慣于并善于“傾聽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從里爾克身上，我看到了一個自我教育的完美范例：對于每一個成長中的人（詩人當然也是成長中的人）來說，這個命題都是成立的。
 
不過我也告誡自己，如果拘囿于這個維度去思索，往往不知不覺就走進瓦爾登湖式的教育烏托邦。在思考教育（自我教育）如何促成人（自我）的成長的問題上，不能止于自我實現的場域，還必須有通達共同生活的指向；除了要贊許傾聽與沉思的品質，還應該彰顯對話與開放的情懷。完整的教育，必然是在人的自我實現的需求和共同生活的需求之間找到平衡，并使兩者共生同構。美好的教育，除了要保護好人的天性中的真善美，還要把人的興趣、情感、意志、行為引向積極、健康的方向，促成人在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種意識與能力的生長。
 
相較于童年時期（學生時代），里爾克后來的成長（自我教育）是趨于向內、封閉的。就像受時令交替嚴重制約的舊農耕時代的農婦，她們“編織、紡紗、釀酒”，總是“在黑暗、密閉的地方進行”（阿姆斯特朗，《軸心時代》）。而這又幾乎就是詩人的工作方式——不管是男詩人還是女詩人，他們的創作主要由其體內的女性成分在起作用。
 
這大概就是詩人的宿命，與是否積極、健康無關。而我們可以從中切身感受到的自我教育及其作用的發生與達成，理應成為我們主要的成長方式，它是一個成人保持“活潑潑”的身體和氣質的不二選擇。詩人以之通達詩歌的巔峰，普羅大眾以之實現心靈的安頓。
 
一九〇二年，新婚后不久的里爾克來到巴黎。除了依舊喜歡造訪那些著名的墓園，他也經常到圖書館、書店閱讀或閑逛。有一次在塞納河畔的一家舊書店，他看著那些“不為明天擔心”的看書的人，設想這樣的生活：“……把這個擺得滿滿的櫥窗買下來，跟一只狗一起坐在櫥窗后面，坐上二十年。”他就像一個孤僻、害羞、喜愛寵物的城市婦人，“學習沉默，在作品中守口如瓶”（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