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高考的那段歲月
——獻給我的恩師們

海藍藍/文
 

 
1977年12月10日，這一天似乎注定成為無數懷揣夢想，渴望改變命運者的最后一次搏擊。他們中有工人、農民，有復員軍人，有上山下鄉和回鄉知青，有往屆老高中生。不論年齡，不論婚否，消逝了十一年的高考隊伍，570萬人走進考場。雖然不到百分之五被錄取，可這一催化劑，激勵著成千上萬人拿起書本，融入求學熱潮。
 
比起從不同行業匆匆走進考場的人們，我是何等幸運！有固定教室，專業教師，合理的作息，一切都那么順利。然而，恰恰是這種幸運，讓我們沒有感到可貴和珍惜。所有課余都用來讀課外書，滑冰或游泳，甚至學一些流行手工。什么高考不高考，似乎與我沒任何關聯。
 
每當回憶那段時光，我都會想起人生引導者——王思鐸。他是湖北黃石人，北師大歷史系高材生，高二文班班主任，準確說只做了半年的班主任。
 
四十年前，素有“半城葡萄半城鋼”的宣化是張家口市老工業區。鋼鐵公司是支撐著全市經濟的主要企業，擁有兩家煉鋼廠，多家相關單位，三所中學，三所小學，唯宣鋼子弟方可就讀。學校設施、待遇都比地方學校占優勢，能到“京西第一府”這樣的企業子弟校任教，無疑是件幸運的事。職工家屬聚居集中，學生分片成群，常以區域劃分而混雜一起，一個年級三四百人，幾乎是從小學、初中，乃至高中，彼此都不陌生，管理起來要比其他學校更費心思，而王思鐸竟能成為管教嚴厲，最有威望的年級組長。
 
按舊教育制度，我應于1979年1月畢業，可參加高考的應屆畢業，須多上半年。為此，學校成立了文理班。我便自作主張，從快班調到文科班，而王思鐸不僅教歷史，還肩負起班主任職責。
 
這次我們將面臨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考。高二多上半年，就為適應教育體制改革，也為高考復習需要。對剛從“十年”陰霾走出的教師來說，他們也極其渴望對壓抑多年的學識與才華進行一次實戰演練。
 
可對未下過鄉，未從事過其他職業，不滿十八歲，原本占盡優勢，而不懂時事，沒有就業壓力的宣鋼子弟來說，竟然沒有一點時間的急迫感。
 
一天傍晚，我也正打羽毛球，晚自習的鈴響了，等把體育器材送回平房辦公室跑上樓，老師早已進課堂。挨批是自然的，可不知為什么，我竟笑出聲。班主任一定認為我不知悔改，毫不客氣地怒斥我們（包括幾個在操場踢球遲到的男生）干脆別上自習，統統回家！
 
男生二話不說，轉身下樓。我獨自走到操場，想到回家無法向父母解釋，何況晚上補數學，原本底子薄，基礎差，想想還是該去聽聽，便掉頭往回跑，上二樓想進教室，可門關得緊緊的，推了推沒打開。我踮著腳從門窗玻璃往里瞧，見李老師邊講邊在黑板寫公式，就將耳朵貼在門縫。李老師是教導主任，瘦高個，一幅黑邊眼鏡。學生常傳他經典的一句話：“你別看我干（gān，瘦的意思），我有干(gàn)勁！”作為領導，他從不擔課，這次針對文班數學基礎差，利用晚自習親自給學生補課。
 
這時，王老師從辦公室出來，發現偷偷聽課的我，招招手喊我過去，輕聲批評幾句，讓我進屋聽課。
 
我的老師都很敬業，有的面臨退休，可在如此嚴峻時刻，沒有不盡責的。趙老師是我的語文老師，年齡不小，可每次上課都會不遺余力。一天，他拿著報紙進來，說現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很激烈，或許考試有這樣的內容，讓我們聽一聽，寫寫與此有關的作文。
 
他讀報時，我正好看到背面整版照片，發現一張燒了角的照片上有個小女孩兒。等他讀完報，我說看看照片下面的小字。他把報紙遞過來，我看到，那是一張從犧牲的連長上衣口袋找到的二歲小女孩兒的照片，心頓時感到被刺痛了，提筆而就，一篇《看照片所想起的》作文應運而生。
 
過了幾天，趙老師在全班范讀了我的作文。從此，我成了他最關注的學生。從高一到高二，年紀經過兩次重組：一是四個班分揀快慢班；二是畢業分流，建文理班。教學任務重，沒時間了解學生情況是客觀的。再說多上半年，沒有課本和復習資料，各科自己想辦法：找資料、刻蠟版、油印內容。輕薄、雜色的土黃麻紙，油墨有時輕，有時重，內容多，字跡小，教師的辛苦不言而喻。
 
過了“五一”就開始測驗。這是檢驗教學的一次模擬，也是針對高考的第一次實兵演練。看得出來教師們內心的企盼。很快成績出來了，教師的表情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我的地理成為班里最高分。英語也居然考了第三名，至于最拿手的語文和歷史，當然不錯，唯獨不能提數學成績，班里第十一名。我清楚自己優勢在哪兒，可班主任卻十分好奇，問我總貪玩不用功，怎么考這么好？我告訴他：因為喜歡。上課認真聽根本不用額外花時間。他問我回家干些什么？我說看課外書。他又追問都讀什么書？我告訴他從上初中常去父親單位圖書館借書，讀了很多世界名著。現在每天深夜都在看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他似乎明白了什么，點點頭，回辦公室了。
 
那以后，我發現語文老師一如既往，班主任和地理老師也都開始關注我的學習，常在課堂提問，還給我一個英語課代表當當。
 
或許老師的關愛對我觸動很大，晚飯后早早到校，拿上資料，到樓后樹下，裝模作樣用起功來。
 
時間很快，轉眼到了6月底，拍完畢業合影，就進入7月，教師們個個都顯得十分嚴肅。我從未想過高考有何重要，考上考不上也無所謂，以后干什從沒想過，無憂無慮過著每一天。
 
高考的日子真的來了。我依舊沒任何感覺，帶上必備物品，特別是筆和準考證，騎上自行車，與同學結伴去四中參加考試去了。
 
7月7日上午8點，語文第一科開考。先按要求填學校和姓名，再拿著試卷將題瀏覽一遍，從會的題下手，時間有限。作文是改寫《第二次考試》，沒練過，如何改，怎么寫？仔細閱讀提示，將文章內容換個角度和人稱，重新寫一遍。會答的早寫完了，不會的題也別瞎想亂填。看看有人交卷，我也起身交了上去。
 
離開考場，騎車回家。下午接著考歷史，也是我喜歡的科目。回想考場情景，幾十年過去，沒留下任何印象。
 
第二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地理。只記得都是半小時交卷。數學不會做，地理又覺得都熟悉，答得快。地理老師還沒離開，我到走出來了。她急得問：“這么短時間交了？”“答完了！”話一出口，我才覺得對南開大學地理系畢業的她來說，我這樣做，簡直是對自己高考不負責！
 
一向不喜歡政治，英語僅占總分百分之十。第一次參加的高考，就這樣輕輕松松結束了，接下來的日子，可以讀更多課外書，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一天，最要好的同學說她考上中等財會學校，要報到了。我什么通知也沒接到，什么學校也沒考上。考上的去讀書；沒考上的都上班。后來聽說為加大師資力量，鋼鐵公司將高中合并成一所，就是宣鋼第四中學，校址是原鋼三中。
 
畢業在家的日子，除了看書，就是幫父母做家務。那是個星期日，買幾個饅頭回來，途中聽身后有人喊我名字。下車一看，王思鐸正騎著自行車追上來。可能上坡緣故，他整個身子前傾，很用力的樣子。車后座帶著網兜裝了幾個西瓜。
 
他喘著氣，跳下車，問我：“知道考了多少分嗎？”我搖搖頭說：“沒通知就是沒考上，也不知道多少分。”他卻格外高興，告訴我說：“你考了245分，只差5分就能去柴溝堡師范，不簡單呢！”
 
這是他教我以來第一次夸我，而且是在高考之后。我一臉茫然，不知是該高興，還是該悲哀。王老師接著說：文班考上9人，6個男生，3個女生，師專那個女生也不是應屆畢業。王老師說：大中專一張卷，錄取成績按重點、醫學、師范和農業院校的順序優先選拔。畢業后國家統一分配，特別是師范院校，由國家出錢，讀書全免。你這次考了245分，很不簡單，比平時看上去用功的學生考得都好！
 
他說了兩次“不簡單”，可挨慣批評的我，聽到他表揚反倒不自在。他笑著問我想不想上學？我說高中都畢業了，也沒考上學校，連個技校也沒考上。他說技校是理科的，再說你文科那么好，只要用功，補一年肯定能上師范類院校。
 
“補習？”我問了一句。“對！”這次不是有補習的往屆生考上大學嗎？你讀一年肯定錯不了，我相信你能考上。我說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再說。他急了，說跟我一起回家，勸勸我父母。
 
我父母和哥哥都有工作，誰都希望我能好好學習考上大學或中專。到家后，我說明老師來意，父親馬上答應支持我去補習。王老師從父親口中得知，我小時曾得過一場大病，甚為驚奇。他難以想象得過大腦炎的我，智力和記憶都比別人好。他說如果我能下點功夫，家里又支持，定能考上大中專院校。
 
路遙曾說：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就是這樣，在人生岔路口，有王老師的引導，命運發生了徹底改變。
 
第二天，我背著書包到新建四中讀書。年級共有六個班，我被安到最后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文班。班主任是我原來的地理老師，很喜歡我。從她那里我得知，地理科目考了76分，還發現班里有幾個熟面孔。
 
王思鐸仍是年級組長，負責文科班政治課的教學，而歷史是位戴眼鏡的女教師，每天照本宣科，不知哪所學校合并過來。語文是個姓張的男教師，對我不錯。畢竟我的作文回回可以在講評時當范文。比如《鄉村的早晨》，比如《黃花》。何況我在全校作文大賽，獲得一等獎，為班爭光。
 
補習的日子，我似乎比以前懂得用功，上課認真聽，下課還抱著書本做作業，可仍無法割舍對文學的熱愛。放棄英語和數學是很多文科生不得已的策略，而政治卻是文科無法替代的科目，我說服不了自己喜歡政治。每次上課，都有一種抵觸情緒蔓延，盡管王老師用各種有趣故事通俗講述哲學。我卻發自內心地不喜歡這門學科。每次測驗，語文、地理、歷史在前，而政治總排在最后一位。
 
一次晚自習，王老師讓我等他一起走，問我是不是談戀愛了？我吃了一驚，老師怎么這樣說？他說看出來同桌的男孩有點意思。我說沒感覺，對待男生從來都是一個態度，沒什么不同。老師說：這就放心了，別影響學習，補習一年，爭取有個好結果。
 
后來同桌當兵，老師沒再問此事。我也沒把無影的事放在心上。一天放學，我發現傳達室有封像是寫給我的信，回家后，我悄悄打開，這才知道王老師的猜測沒有錯。我給同桌回了信，表明態度，讓他放棄不該有的想法。
 
高考的日子又臨近了，模擬考試一場接一場，而我和王老師的關系也因最后一次模擬成績徹底決裂了。我被叫到辦公室，語文、地理、歷史老師都不停地夸獎和鼓勵我一番，唯獨王老師的臉鐵青。他將39分的考卷狠狠地扔給我，說：“從今往后，再不管你了！”
 
說也奇怪，從那以后，我像明白了許多似的，真的更加用功，讀書、背誦、做作業。
 
1980年7月7日，第二次走進考場，我依舊沒任何壓力。作文是《畫蛋有感》講了做事需要有耐心，打好堅實的基礎至關重要。考地理時，我不敢再早早交了卷子，遵照老師叮囑，抱定答一百分的態度努力，不到最后時刻決不離開考場。
 
一天，父親下班回來，進門告訴我：聽你班主任愛人講，你的地理考了86.5分，全市第二呢！父親一臉慈愛，自豪的樣子。我也非常開心，第一次感覺自己的努力給家人和老師帶來了榮耀。回想補習的一年里，地理老師做了班主任，對我一直很好，不是鼓勵就是表揚，特別是在7月1日高考前，讓我加入了共青團。后來我才知道，她愛人和父親一個單位。因我對地理偏愛，她常在家提起。她愛人就和父親熟悉了。
 
高考錄取時，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財貿學校，想和最好的同學到一所學校讀書，可通知書下來，我考上了宣化師范。到宣鋼四中和老師們告別時，正是暑假，王老師帶孩子回湖北老家，從此再沒見他。
 
我以為自己不會喜歡教師這一職業，覺得做個教師很麻煩，天天面對形形色色的學生，直到畢業前夕，我在實習中體驗到角色不同的職責，從而徹底改變了觀念，不但愛上教育職業，還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不論教中學，還是教小學，我都用心對待每個學生。我知道，只有這樣，才是對恩師的最好回報。
 
前年有個理班同學的女兒舉辦婚禮，我發現年逾古稀的王思鐸老師竟也在場。我走到他面前，還沒張口，他就脫口而出喊出我的名字。
 
我對當年自己的無知和頑皮向他道歉，可他卻說：“你在我心里永遠都是那個聰明可愛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