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公社
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公社是旗縣級以下的鄉村最高行政機構。公社管轄的生產隊有好幾個，每個村莊里的人口至少也不下200戶。公社書記自然就是行政級別最高的官員。在我國古代的官銜等級中，歷來有“官吏”之說。公社書記排下來其實也算不上是“官”頂多可以喚作“吏”。但在天高皇帝遠的偏僻農村，在舊時的農民眼里，公社書記堪與蓋房子起梁時中梁斗方上寫的“太公在此，諸神退位”比擬。上梁的中梁的斗方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書寫，足見歷代農民對“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一古訓的認同。作為農民的衣食父母官，公社書記除了享有“聚一方神靈，保一方水土”的美譽之外，還攸關百姓的幸福安康，大事小情、吃喝拉撒。在蒼黃的天際下，舊時的村莊連成一片。隨著日升日落，雞叫狗咬的節奏，陀螺一樣旋轉。公社，一詞雖然過去好多年了，但至今想來還記憶猶新。
從我記事的時候起，公社大院是一個威嚴、神圣的地方。在大院門楣的上方焊鑲著紅五星，院墻是由磚塊混合著泥土壘砌起來的，外壁都社是用黏性上好的黃土泥抹出來的。大門是由鐵匠鋪師傅焊做的黑鐵皮焊鑲在拇指粗的鐵條上，外壁刷上朱紅的油漆，結實耐用。顯得莊重、肅穆。好在院墻不算高，也就五米多高，但就這高度比起村里的矮墻來，也足可以讓人嘆為觀止。大門口雖然沒有現在各鄉鎮都矗立的石獅子，但那種特有的威嚴感依舊。這當然與當時的政治體制有關，也與人們普遍崇尚的“全國江山一片紅”的思想觀念有關。公社大院緊挨著一座戲臺，東面通往戲臺的小門平時都用一把大鎖鎖著，有專人管理著，等到公社請來戲班才打開，戲班在農閑時才難得來一次，我和小伙伴們爬到公社院墻上可看到嘰嘰咋咋的麻雀繞著戲臺的梁柱飛旋，戲臺下面的空地上雜草叢生。那個年代，沒有其他的娛樂場所，能看上一場電影是奢侈的事。每到農閑時節，社里請來戲班的消息通過高音喇叭順風傳過來。十里八村的鄉親們吃過晚飯后攜老帶幼，從坑坑洼洼、泥濘黑梭梭的山路趕過來。大人打著手電筒走在前面，在大戲開場前，戲臺下早已聚集起黑壓壓的人群。賣瓜子、飲料水的小販早早占據了戲臺前的一角。那時唱的戲多半是山西梆子的晉劇、河南唱腔的豫劇，還有地方二人臺小戲。看過的劇目有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流傳民間已久的《鍘美案》《走西口》、《頂燈》《跳粉墻》《五哥放羊》等。記憶中最深刻的是公社戲院里唱《濟公傳》這場戲是公社書記親點的，戲子的表演動作惟妙惟肖，戲文也頗受群眾歡迎。在大戲開場前，公社書記總要占用幾分鐘時間，清清嗓子，莊重地站到戲臺上講一些與時局有關的話，內容囊括當前的大好形勢，社員來年的生產生活任務，種地納糧、養兒當丁等，雖千篇一律，但卻是每場戲開演前必做的功課，觀眾也必得耐住性子聽下去。大戲開演后，主演在悅耳的絲弦和鏗鏘的鑼鼓聲中登場了，戲臺下鴉雀無聲；走進《濟公傳》的人們總算卸下了勞作了又一年的疲憊，似乎都忘記了一切的煩憂。
那時的鄉村，人們的物質生活匱乏，日子都過得捉襟見肘。糧食作物以小麥、莜麥為主，兼種油菜籽。糧食起收后除了要交公糧外，剩余的都按戶頭人頭均分，農民種地干活只掙工分，一年下來也就勉強能保個口糧。貧窮，一詞幾乎是鄉村的代名詞，公社干部也只掙微薄的工資，就連公社的辦公場所也是寒磣簡陋的，冬天生火爐，燒碳得用馬車從70多里外的炭窯拉。公社的辦公室坐北朝南，清一色平房，且是半生半熟的青磚四角落地的土坯結構。走廊最里邊的是公社書記的辦公室，其他干部多是五、六個人擠在一起辦公。記憶中的公社書記戴一頂鴨舌帽，衣著樸素，上身穿天藍色的中山裝，腳穿一雙粗布鞋，與老百姓心目中的“官老爺”形象大打折扣。公社里的辦公事務并不像現在這樣繁雜，一紙紅頭文件決定了行政命令的風向標。“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是那時提倡學習的主流意識。辦公室里人民日報的報眉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醒目的最高指示。公社書記曾有一輛旗里退役下來的草綠色帆布篷子小汽車，但為了節省開支后來又交回去了。多數的時候，書記和社長去村里辦事都是騎摩托車。摩托車公社只有一輛，其他干部一般都騎自行車外出辦事。那時干部們去村里辦事一般都是在春秋兩季，秋收是首當其沖的大事。春天的耕種土地主要靠牛犁，在布谷鳥的一聲聲“催種”聲中，人工耕種莊稼苦不待言。在夏日的田疇上、溝渠內，青蛙們賣力地鼓起圓白的肚皮，就連蛙鳴也一陣緊似一陣的鼓噪不休。到了秋收大忙季節，各村的男女老少齊上陣，田頭兩旁插著鮮艷的紅旗。天高云淡，太陽火毒地炙烤著田野。每天早晨出工前，秋收的農民都要在社、隊干部的帶領下聚集在位于公社所在地村中心地帶的“請示臺”前起誓。請示臺高約五米左右，呈“品字型”前壁貼有毛主席畫像。以此來表達對偉大領袖的忠誠。麥地里，公社下派的蹲點干部在隊長的陪同下，背操著手高喉嚨大嗓子地在麥地里吆喝，不時彎腰撿起幾個遺落的麥穗。那罵罵咧咧、氣咻咻的嗓音和架勢使人不由地聯想到舊社會地主在秋后收租的場景。燥熱的麥地里拔麥子、割麥子的勞動大軍嘆為觀止。莊稼起收后的田野一片空曠、寂寥，淡遠的秋空上，一行大雁排著人字型高叫著向南飛去。這場景與麥地里整齊劃一的收麥大軍頗有異曲同工之處。秋后，麥田里碼成垛的“麥個子”由生產隊的馬車拉回到場面上，初冬前碾打揚場后顆粒歸倉。在麥收的季節，公社書記和社長在大秋忙之際除了參加搶收麥子外，還得在“紅旗村”蹲點，在村里吃派飯。天黑后還要返回社里翻看“抓革命促生產”的文件資料，再就是查對各大隊送交過來的公糧數目，以備上級檢查。其他的秋收事宜由蹲點干部和大隊小隊干部們崔工。在那“以糧為綱”的年月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崔征的號角，各生產隊每年都有任務指標，大集體種植農作物都由公社統轄，各生產隊負責管理，秋后收糧后上繳公糧。那時候的糧食統購統銷，送公糧是必須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由生產隊的馬車拉到公社糧站，送糧任務時間緊迫時，就連學校的師生都加入到送公糧的行列里。在大躍進時期，這種社會現象不失為那個年月的時代烙印，其深層次的原因自然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每一段歷史發展的進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大躍進后期，人民公社，作為鄉一級組織機構，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大約在七十年代中期，“階級斗爭”這一政治色彩濃重的字眼悄然取代了“三面紅旗”這一政治概念。“割資本主義尾巴”粉墨登場。不知在何時，人民公社，也處在四面楚歌的風口浪尖。我們所在的公社書記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名拉出來批斗。在公社大院里，到處都張貼著言之鑿鑿的大字報，家里被臂帶紅袖章的紅衛兵查抄得一片狼藉。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和其他幾名被批斗的“內人黨”“撓鍬派”在基干民兵的羈押推搡下走進公社禮堂，脖子上掛著大秤砣，頭上戴著圓椎一樣高高的紙冒。在聲嘶力竭的恐嚇聲中，長時間的低頭，彎腰，面如死灰。在位于公社后院的廁所墻壁上，有用朱紅色的毛筆寫的“打倒烏蘭夫，臭死馬嘯蕭”的字樣。一名公社書記居然能與烏蘭夫聯系在一起，顯然是匪夷所思的怪事。公社書記后來被關押在旗革委會臨時設立的“群專指揮部”達三個月之久，受盡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落下了大小便失禁的后遺癥。對這位公社書記的家庭背景，并沒有“投機倒把”或“里通外國”的嫌疑，也從沒有以權謀私的跡象。在非常的歷史時期，一心“抓革命，促生產”的公社書記，被當作“革命”的對象橫加批判，這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事。在非常年月里，他只是充當了一個政治的“傳聲筒”的角色。公社書記姓馬，名嘯蕭，回族。高小文化，職務：某公社書記。不平常的人生軌跡顯然無法闡釋他命途多舛的一生。這位公社書記多年后得到了平反昭雪，舉家遷往城里居住，在太平盛世，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壽終正寢。
這段鮮為人知，名不見經傳的公社的往事已成為了歷史，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淤結成一道歷史的瘡疤，木樁一樣楔在我記憶的深處，揮之不去。
鐵匠鋪
我記憶中的鐵匠鋪在公社所在地的村莊。這是一個有400多戶人家的大村莊。鐵匠鋪在村子的中央，沿街的馬路從門前穿過。鐵匠鋪由姓李的師傅開辦，據老輩人講：李師傅祖輩以打鐵為生。在李師傅這一輩已經傳了好幾代了。李師傅的本名叫李旺小，在方圓十里八村很有名氣。經他的手打出的農具、生活用具結實、耐用，貨真價實。李鐵匠三代單傳，到了他這一輩下來，門丁旺盛，有二個兒子，一個女兒。這也是父親給他取名為“旺小”的初衷吧？李師傅一家人隨父輩走西口來到荒涼的大后山，起初主要靠集體的土地為生，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李師傅的打鐵手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時間久了。他的本名反倒被人們淡忘了。除了他的三個徒弟必尊稱他為“師父”外，在村人的口中“李鐵匠”就是對他慣用的稱呼了。
李鐵匠的弟子除了自己的二個兒子外，再就是他臨村表舅王栓的兒子王木魚了。王木魚在16歲時就離開了學堂，那天，望著父子倆離開的背影說：可惜啦！木魚是根好苗啊！因為家貧，供兒子讀書的事只好在半路“瞎軸”也就是此路不通，改走他途的意思。兒子生的人高馬大，飯量也大。一頓飯吃一海碗燴菜外加3個饅頭還不夠填飽肚子。兒子王木魚生性木納，長得憨頭憨腦，在村里有“憨頭”的外號。王栓對祖父給兒子取的名兒很是糾結。取“木魚”兒子，在祖父想來是因為孫子命里有金木相克的定數，故取此名以消災免禍。恰巧與和尚敲的木魚相吻合。王栓三代單傳，就憨頭這根獨苗，他可不想兒子坐法成佛，那樣豈不是斷了香火？切，晦氣！王憨頭雖長相憨頭虎腦，但人實誠，心眼一點也不“豬心實窟”（沒有心機）在那個年月，讀書也沒啥出路。還不如乘早學個藝掙錢養家，說個媳婦也不用媒婆跑斷腿。用不著和老婆商議，木魚學藝的事就這樣定了下來。可該讓兒子學啥呢？學木匠得五年才能出徒，那樣費功夫。學補鍋匠活釘盤碗的活計又成不了個氣候。想來想去，還是決定讓兒子學鐵匠，一來兒子的身板硬朗，有一股子蠻力，二來求的人不是別人，是自己的本家甥子。王栓是個從不求人的人，但次他還是決定屈尊一次。
帶了一包“大前門”一瓶小燒鍋，外加二盒糕點，王栓敲開了甥子李鐵匠的家門。李鐵匠正斜躺在炕頭上“咝吧，咝吧”地抽旱煙，見著表舅進來，起了身在鞋幫上磕掉了煙鍋里的灰，做了個讓座的手勢后打張嘴了幾聲響亮的呵欠，鼓了鼓瘦骨嶙峋的腮幫。表舅的來意讓鐵匠李詫異了一陣子。瞥見鐵桌子上的禮物，寒暄了一句：表舅來就來了，還帶啥禮度哩？嗨。連著“嗨”了幾聲說：“鋪里眼下不用招徒呀，有二個兒子穿幫管夠”說話間有意指了指自己的嘴巴。王栓明白賢甥話里的意思，忙回言說。魚子學徒這一年我從家里帶些糧食過來，俺知道甥子家里也人多口多。說著有從懷里掏出一盒“牡丹牌”香煙放在火炕邊。鐵匠李臉上擠出幾絲為難的表情，但還是架不住表舅的屈尊，答應趕明兒讓木魚過來試試身手臂力。
天剛放晴，鐵匠鋪里就傳出來“叮叮當當”鐵錘捶打鐵器的聲音，擊打聲明顯比平時響亮了許多。木魚早早來到埔子里打掃干凈鋪面的角角落落，再生好爐膛，備好角料，燒好師傅每日必喝的一壺濃釅的磚茶。鋪子里爐火正旺，木魚赤膀掄起二十多斤重的大鐵錘，鐵錘準確而有節奏地在鐵鉗夾住的燒得通紅的角料上擊打得火星四濺，師傅的“虎口”緊緊握住鐵鉗，犀利的目光像是要把未成型的器物和木魚一起吞噬。魚和師傅配合得游刃有余。一戴煙的功夫，一把鋒利的斧頭經過“刺啦”一聲的淬火后成型了。師傅的“潼關”順利通過。半天下來，木魚和二個徒弟打制了十多把鐮刀、斧頭、鋤頭、火鏟、等農用、家用器物，物什件件如金雕細刻一般。
飯桌上，木魚端坐在師傅的下首，師娘盛上來的飯菜，他只等師傅先動筷子才肯動碗里的食物。木魚故意吃得緊一陣慢一陣，只等師傅吃飽后放下碗筷，他才瞧著師傅風卷殘云地把碗里的飯扒拉個底朝天。每次師母給木魚添飯，木魚都用肥厚的手掌抹抹嘴說飽了，再下意識地摸摸肚子。師父心里明白其中的端倪，但不言語，自顧抽起旱煙。木魚吃飯的時候心里老會記著父親的叮囑：現在不吃飽飯是為了日后能吃上飽飯。孩子，你要記住一句古訓：“不吃苦中苦，難做人上人”木魚回家后，娘總忘不了給他留二個窩頭，敖一大碗野菜粥。做娘的知道：俺哇在師傅家留著肚子哩，俺哇沒吃飽飯是為了日后有飽飯吃哩。娘摸一把眼淚對木魚說，又像是對自己說。木魚娘記著，在口里出口外的路上，餓死的饑民夠用車拉。木魚的一個舅舅一個姐姐就是吃了拉不下來的觀音土，活活憋死在逃荒的路上。在狂風呼嘯的亂墳崗上，餓死的或得瘟疫死去的尸骨橫七豎八、殘缺不全。吐出血紅舌頭的野狗野狼一樣嚎叫個不停，成群結隊的“黑老鴉”“嗚哇，嗚哇”地給亡人送葬，唱起哀怨的挽歌。那時候，木魚還是娘襁褓里的一個嬰兒，吮吸著娘干癟的乳頭，木魚餓得哇哇大哭。木魚長到六歲時，娘帶著木魚沿路乞討，還得時時提防土匪的襲擾。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里，兵匪一家，橫行鄉里“養兒當丁，種地納糧”木魚的三舅、四叔被亂軍抓了壯丁后死在了戰亂的陰霾下。木魚隨父輩輾轉流落到野草茫茫的大后山后，父母用黃泥土建起一間小屋，開荒種地，在朔風凌冽中過著數星星、敖日月，饑一頓，飽一頓的苦日子。
與饑餓有關的家族記憶，就這樣鐵鍥一樣鍥入他的靈魂深處。二年后的一個午后，借著鐵匠爐里跳躍的火苗，木魚和師父講述了這段鮮為人知的家族往事。師傅聽得唏噓，聽得動容，聽得摩拳擦掌。此時，木魚已經出徒，是方圓三十里有名的鐵匠。在師傅的張羅下，給木魚娶了一房媳婦，媳婦是二十多里遠的楊家堡的楊五元的長女，長得眉清目秀，聰慧過人。據傳，這楊五元是楊家將的后裔，祖上是清末秀才。木魚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媳婦，著實讓村里村外的鄉鄰們羨慕了好久，也讓鐵匠李糾結了許久。誰也不知道，在鐵匠里心里有一個埋藏了許多年的心結：鐵匠里在心里早有把自己的獨女許配給木魚的念頭，從倫理道德和血緣關系來講，近親是不可以違背祖訓成婚的。大集體后期，正當年近七旬的鐵匠李的鐵匠鋪開辦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在肉體的沉重負累和長期的積勞成疾作祟下，病入膏肓的鐵匠李離開了人世。在臨終的時候，鐵匠里把木魚叫到病床前，鄭重地立下了遺囑：把自己苦心經營了多半輩子的鐵匠鋪交給木魚。從床頭柜取出一個皺巴巴的包裹，從里三層外三層打開的包裹里摩梭著拿出一張《漢代冶鐵圖》親手交給木魚。在場的妻兒和親戚都面面相覷，張大了驚愕的嘴巴。這個秘密，性情耿直的鐵匠李保守了許多年，至今無人能解其意！
在鐵匠李的葬禮上，木魚哭得肝腸寸斷，一場不期而至的秋雨淅淅瀝瀝地從暗啞的天空飄落下來。木魚跪在師父的棺木前，重重地磕了三個響頭，把那張《漢代冶鐵圖》，連同一把鋒利的斧頭放置在師父的棺蓋頭上。在師父隆起的墳頭上空，一大群紅嘴鴉盤旋鳴叫了許久，像懸在頭頂的一個大大的問號。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這個跨越了二個世紀的鐵匠鋪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但那“叮叮當當”的鐵錘與鐵貼的撞擊聲，依舊在我的腦際里回響，余音繞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