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余秀華在批評中的進步及批評本身

　　作者：弱水
 

　　昨晚，詩人余秀華在新浪微博推出了一篇名為《中國“名人”培養了大批道德投機分子》的文章，我沒記錯的話，這應該是她對于詩人食指批評事件的第五次回應。

　　這篇文章中，余秀華不再針對食指先生，而是將矛頭轉向了圍觀群眾。她說：

　　“兩個人吵架，旁觀者都是君子。這和在魯迅那個時代有一點不一樣，他們是冷漠。是赤裸裸的冷漠。其實仔細看，更為冷漠的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冷漠表現為不要大腦地生活和發表意見。他們勸了這個勸那個，批評了這個的不對，再去批評那個的不對，好的壞的都說了，而且說的好像都是對的。

　　正因為這“好像都是對的”讓他們理直氣壯，他們為什么這樣理直氣壯呢？因為他們不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或者說沒有人要他們負責，因為人們看都不會看他一眼。但是他們還是不停地叫喚，這是非常淺薄而容易的事情。他們想出名，卻沒有食指一樣的才華，也沒有鳳姐一樣的勇氣。他們什么都沒有，最牛逼的是沒有對世界觀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

　　在她看來，那些圍觀這場批評事件的人是為了“出名”。事實是不是這樣，這樣的概括是否正確和全面，我們先不討論，這只是作為當事者的余秀華，她自己在事件中的個人體驗、感受和認識，是她自己“對世界觀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的展現。我這里想說的是，余秀華有這樣的觀察與思考，正是這場批評對她的激發，而她對于批評事件的回應，也在這樣的激發中越來越呈現出理性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批評中進步和成長的余秀華。

　　現在，我們來回溯一下余秀華對于批評事件的幾次回應：

　　1月13日：“上次被王家新強奸了一次，這次又被食指強奸了一次。老師批評的對，我一定關心國家，關心小康，而且不進精神病院。”無論用詞和語氣，都與一個詩人的身份極不匹配。六神磊磊說“余秀華首先是一個女人。她的第一屬性是女人。”一般意義而言，他說得當然沒錯。但是在這里，在針對詩歌寫作的批評時，我覺得她的身份只有一個，那就是詩人。不管余秀華自己如何說她是“童言無忌”，“說真話”，但把“批評”說成“強奸”，用“不進精神病院”諷刺一個老詩人，我覺得都距離她說的她所追求的“真理、真情、真愛”相去甚遠，也不配擔當一個詩人的身份。在這次回應中，如果按照六神磊磊的定位，把余秀華單純看作“一個女人”，還不如詩歌圈里有人說“她就是個農婦”更為準確。所以，初次回應，余秀華的表達非常LOW。

　　1月14日：“我的過錯在于：我不會裝逼，更不愿意裝可憐！我的過錯還在于，在社會底層，偏偏高昂著頭。我不知道何為尊嚴，我只是想如此活著。我的過錯還在于：不能揭發自以為比我階層高的傻逼。但是這些對我沒用，姑奶奶腦癱，想不到啊。”第二次回應，仿佛是余秀華高舉著一面“我就是我”旗幟的宣言。就是說，她既不反思食指的批評，也不反思自己的言詞，而是“高昂著頭”，表達了自己莫名的強大自信。她甚至不惜以“姑奶奶腦癱”自黑，擺出一副“我是腦癱我怕誰”的痞樣，大有王朔當年“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勢。在我看來，這依然不是針對詩歌批評本身的思考。

　　1月17日，余秀華發表了《不是誰都有說真話的能力》。其中，有對食指的冷嘲熱諷：“食指是一個老詩人，影響最大的是《相信未來》，這首詩是先生年輕時候寫的，到了現在，現在應該可以算他的未來了吧？不知道他有沒有相信現在？看起來，他沒有相信啊。”有道德質問：“我就問你一句：你是怎么關心人類的，你是怎么關心國家的，你是怎么關心農村的？地震你捐錢了嗎？北京清除什么什么人口的時候，你說話了嗎？霍金關心人類，你有霍金的能力嗎？耍流氓可以，這樣義正言辭地耍流氓就不好了。”雖然依舊沒有針對詩歌寫作本身觀點上的辯論，但有了具體指涉的交鋒，與前兩次幾乎完全空洞的罵街式的語言相比，這顯然是一個進步。在這篇文字里，余秀華還寫道“人們匆匆忙忙地表達著自己，不給自己思考的空間。”說明她已經意識到了思考的重要，思考要先于表達。這是一個以思考和文字為生的人，一個作家和詩人所應該具有的品質。我能夠理解六神磊磊為余秀華辯護時說她就是“一個女人”的善意，就像我們寬容一個犯錯的孩子時常說“他就是一個孩子”，但我不這樣看余秀華。作為一棵會思考的“稗子”，她應該向前進一步擔當起媒體和公眾賦予她的詩人身份，而不是退回到“一個女人”的身份。

　　最后，就是昨晚，1月26日，余秀華在微博發表了《中國“名人”培養了大批道德投機分子》。她終于冷靜下來，使用了有理有節的批評式語言，她甚至說“他們想出名，卻沒有食指一樣的才華”，應該看作是對批評者食指的間接贊美。因此，這篇文章展示的不止是她的思考能力，犀利的語言，最重要的是她擁有了面對批評的胸懷，以及批評使她對事物所進行的思考深度。這是她在批評中的進步。

　　現在我們再來看本文的主要觀點，圍觀這場批評事件的人是為了“出名”。我們可以同時看昨天的另一則消息，王利芬以博文《茅侃侃的離世，掀開了創業殘酷的一角》吸引眼球，消費死者，引起眾怒。仿佛這個事例專門為余秀華文章提供了一個注腳。在眼球經濟的時代，為了“出名”獲利，各種道德投機行為大有人在。王利芬不過是被突然降臨的幸福沖昏了頭腦，按捺不住那顆狂跳的心，一不小心露了馬腳。余秀華所批評的，不過還在道德外衣包裝之下，尚未露出馬腳。

　　當然，具體到食指批評余秀華事件中，并非所有的聲音都是為了“出名”，其中有大量的真正關心詩歌的理性批評，詩人廖偉棠、劉不偉、譚克修等都從不同角度回應了這一事件，在詩歌的流變，詩人的價值觀，士大夫的情懷，詩人情感的真實性，等方面談了他們的觀點。既有針對食指的，也有針對余秀華的，幫助我們從多個角度延伸了對詩歌和詩人的認識。我想這些人是不需要靠消費余秀華來“出名”的，他們是出于對詩歌真誠的熱愛，持有的是一個理性批評者的態度。這些批評的聲音，仿佛詩歌界的清流，比那些相互吹捧、一團和氣的氛圍更有意義。不能不說，這是食指批評余秀華事件給詩歌界的一個正影響。

　　事實上，余秀華作為一個“一夜成名”的，被媒體和公眾冠以各種標簽的詩人，從她出道伊始，就充滿了爭議，著名詩歌批評家沈浩波、沈睿、臧棣、廖偉棠等先后發聲，讓詩歌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興奮點。這個現象，文藝批評家劉劍博士在她的新著《在文本與虛無之上——現代性視野中的當代文化批評》一書中，有專門文章《自媒體催生的平民神話——以女詩人余秀華為例》，從自媒體時代的自我呈現與被發現，意見領袖的認同與推介，大眾文化的認同與精英學者的爭議等方面，給以了詳細論述。在我看來，能夠產生爭議與批評肯定是一件好事。余秀華在對批評事件歷次回應中的進步，也讓我們看到這點。無論批評還是對批評的反擊，總會讓人產生一個方向，仿佛有光透過來。因為你要批評或者回應批評，你必須讓自己清澈起來，你必須克服思維的惰性和怯懦，在思想的交鋒和觀點的碰撞中，變得尖銳如一道光，才能穿越對手為你設置的墻壁。有時你會覺得自己被擋在門外，很無力，那你至少可以轉身，找別的門。總之，向光一樣穿越過去，就是批評的價值所在。

　　韓皓月寫過一篇《與其被娛樂刷屏，不如看文人吵架》，論述了“文人吵架”的好處，也是在呼喚文人們的相互批評之風。批評不但使人進步，批評也會扯出更多主題，比如韓皓月發現在食指與余秀華的“吵架”中涉及到的主題包括：“待機思維，話語暴力，道德綁架，階層差異，身份歧視……”，引發我們對“社會去權威化，知識分子的碎片化，文學如何反思時代，文人如何捍衛私人權利……”等方面去做出更多的思考。這些延伸性思考，是文藝批評帶給社會的價值。

　　在這次批評事件中，我也看到另一種態度，就是擔心批評會失去友誼。在朋友圈里，這應該是一個較為普遍的態度。我想起自己在觀看電影《漢娜.阿倫特》時，除了被阿倫特本人的思想魅力所折服，同時也被她身邊的友誼所感動，我希望我們的詩人，或者文人朋友們，也能夠像阿倫特的朋友圈一樣，在雙方觀點激烈的批評之后，依然能夠在對方脆弱的時候給以友情的擁抱。加繆和薩特一生的友誼和相互批評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0年加繆不幸在一場車禍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薩特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他說：“我與他曾經失和反目。但這不妨礙我想念他。”“加繆永遠是我們的文化場的主力之一，永遠會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國和這個世界的歷史。”偉人之交惡與緬懷，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薩特葬禮的數萬隨行者中，有一個人稱贊薩特：“薩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類智慧的一盞明燈熄滅了。”這個人是當時的法國總統德斯坦。而我們知道的是，薩特一生選擇的都是拒絕與任何政府合作，他極力反對資本主義，上街參加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游行，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德斯坦總統對薩特的稱贊，讓我們看到了法國政府對于這個一生與政府不合作的批評者的寬容態度。

　　批評，和對待批評的態度，反應的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政府，在思想和文明上的進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