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輝詩想之十
 
詩歌寫作單靠激情的推動遠不足以孕育詩的內核。就詩歌寫作來講，情之所往，要的是情之所“格”，這個“格”就是一種情的“維度”，即，詩情不止于漫溢，而是要積淀成“情墑”。
 
當下，很多人對“口語詩”的是是非非展開論戰，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那么，“口語詩”究竟要以怎樣的面孔出現？我的判斷尺度是：詩歌傳遞的語詞可以“口語化”，詩歌最終的詩性不可“口語化”，也就是說，真正好的“口語詩”是把閱讀的門檻降低，而把審美的門檻加高，即“口語詩”不是寫到口語為止，而是寫到口語以外。
 
大困惑必有大宗教，大宗教定是大寓言。一首深藏寓言的詩：有一種穿透大困惑、走出大悲歡的豁達。
 
符號、色彩、聲音、內審是詩歌的“血液”。如此說來，按符號和色彩的功能，一定是可視的、立體的、多維的、層次的“詩歌空間”；按聲音和內審的功能，一定是流動的、跌宕的、回旋的、豐盈的“詩歌時間”。
 
按詩人的念想，“我”活在“文字”中，要把人帶入一個不用眼睛看而用心在翱翔的境界，來滿足心靈的訴求：可臨的空間、可摸的時間、可觸的視角、可探的奧秘，共同組成一個“詩歌圖景”和“內心法則”。
 
的確，思維的“可逆性”，決定了詩歌寫作的“能動性”，更決定了一首詩展開的思想層次、情緒密度、多維審美和錯落時空。
 
一方面，世間所有高貴卑賤的東西無一例外地被詩人“平視”著、和睦著、相安著......另一方面，詩意的鋪排要有一個推進的過程。因為，詩最忌諱的是在詩意鋪排之后內容還是停留在“橫陳”的并列上，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眼到”而“心不到”。
 
與世界對視，與萬物交談；與自己交心，與時空同居，這是我對詩歌“氣場”新的認識。的確，當很多詩人熱于言辭對詩歌的貢獻力和話語權的時候，我更相信人的天性、經驗、認知的“積淀”所形成的“氣場”對詩歌言辭的滲透和稀釋。在我看來，詩歌的“氣場”，是人的天性、經驗、認知對詩歌言辭“過濾”之后所呈現的“神性世界”。
 
詩，一種以“我”為終極，以我為時空，以我為形上，以我為信用的“意在”彌漫天地。是呀，我之大，看似無所不能，無所不包，恰恰是詩人以“允許”的口吻，使得我之大，成為思之明，靜之遠；世之雜，根之深。
 
歷史被放入一個“嘎地一顫”的瞬間，附在“物證”的影子中，這真需要有一種“直通狀態”，否則就只是一段歷史的簡單翻版。
 
以“我”獨霸，以“我”寫你，以“我”寫她（他），像這樣黑色的或冷俏的、自戀的或自虐的、顛覆的或獨白的“精神演繹”，其中的“神經”密集度就是一個“磁場”。
 
我一向認為：詩是廣闊人生閱歷和宏富的學養融滲而成的，尤其是在諳熟人性復雜的心理信息脈沖中所浸透的“心跡”給了詩歌極其廣闊的表達空間。
 
其實，若單從“惡俗”的快感或審美而言，波特萊爾的《惡之花》作為“審丑”的西學“國際標準”早已深入人心。從這個角度來談，伊沙的《車過黃河》肯定是一首“反崇高”的佳作。
 
詩歌真的不是那種曲高和寡的東西，真的不是那種“寫”出來的東西，而是你的品格的“外延”、言談的“投影”、秉賦的“慣性”等融滲出來的“符號”。
 
詩歌很需要某個情緒的“截面”、物象的“截面”、偶遇的“截面”等等來“放大”可思的空間。
 
談到洛夫的詩，其世界之廣闊、思想之深致、表現手法之多樣一直以來為詩壇所津津樂道！就拿《剔牙》來說，這短短的卻頗讓人震驚的詩行，蓄積了詩人建立在良知、經驗、閱歷、技法、發現、察識之上的“綿里藏針”式的寫作，呈現出：命運的真相、靈魂的底座和良知的坐標。
 
什么是“詩歌新聞”，它不是一般意義那些直面現狀、直擊現場、針貶時弊的詩歌，而是以滿足人們“精神消費”為主要目的并具有新聞的綜述性、分析性、典型性、時效性、詩意性為主要特征的一種藝術載體。它給人的是“詩性資訊”和“世相視覺”。
 
詩歌肯定需要透明的“含混”狀態，這種“含混”不是渾濁，更不是意澀，這是詩人的感覺在“浮晃”之時的瞬息“攪動”，也是生命與理性在“糾纏”過程中的“交錯”形態。基于這種含混的感覺狀態，詩歌置身于萬象交匯的“浸潤”之中，這便是詩歌的魅力所在。
 
若執拗于遣詞造句，過于在語意“合成”上錘打，可能會導致熟稔于“精”而疏于“漫”。
 
詩人面對“可能”、“偶然”、“瞬時”狀態所運用的語言刻度總是“水漲船高”。這個“水”就是可能的“物”、可遇的“景”、瞬時的“情”之交織，也就是詩歌“有意味的形式”。
 
詩歌是一種被“罩”著的藝術。我所說的“罩”，不是遮蔽的“罩”，密不透風的“罩”，而是鏤空的“罩”，制造氣氛的“罩”，裝飾性的“罩”。“罩”就是要制造出小氣候，小環境，進而“滲透”出一個大光明、大境地、大視野、大天地。
 
作者：盧輝
來源：盧輝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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