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忘不了1990年冬天，那年我二十歲，第一次打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十一卷本《莎士比亞全集》。從第一卷首篇《暴風雨》開始，總是“朱生豪譯”幾個字出現(xiàn)在劇名下面。我覺得驚異，那時我已讀過一些英國古典文學名著，還從未見過朱生豪三字，給他譯本做校訂的方平、方重、吳興華等大名早如雷貫耳。怎么那些大名鼎鼎的翻譯家都屈尊給朱生豪做校訂工作？如果他們去翻譯的話，不會比朱生豪翻譯得更好？
 
　　僅一個《暴風雨》讀完，我就覺得，朱生豪的譯筆簡直無可挑剔。后來發(fā)現(xiàn)有幾個歷史劇本的譯者不是朱生豪了，心里竟忽然覺得惆悵，怎么朱生豪不譯完全部莎劇呢？
 
　　后來才知道，未譯完全部莎劇，不僅是讀者的遺憾，也是朱生豪的遺憾。
 
　　朱生豪二十四歲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只看年齡，會覺得那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年齡。這個年齡的文字也容易被看作稚嫩的練筆。但誰敢說朱生豪的譯筆稚嫩？在今天誰都愿意承認，百年一出的天才永遠屬于早慧，也永遠不屬于某個出身。如果不是朱生豪，我們甚至不知道民國期間的杭州有個之江大學。朱生豪畢業(yè)于這一名不見經(jīng)傳的學府，該學府也就有了載入史冊的傲人資本。“之江詩社”社長、日后有“一代詞宗”之譽的夏承燾先生當時就評價說，“閱朱生豪唐詩人短論七則，多前人未發(fā)之論，爽利無比。聰明才力，在余師友間，不當以學生視之。其人今年才二十歲，淵默若處子，輕易不發(fā)一言。聞英文甚深，之江辦學數(shù)十年，恐無此不易之才也。”我總以為，要翻譯西方古典名著，漢譯者自身的古典修為一定要出色。朱生豪的古典修為能讓他擔起這一重任。當然不是說，有了相當?shù)墓诺湮膶W修為，就一定能譯好西方古典名著，從翻譯者到翻譯家的距離需要很多因素填補，古典修為是其中一種而已。
 
　　除個人古典詩詞嫻熟之外，朱生豪還具有英文的過人造詣。尚未進入莎劇翻譯之前，朱生豪于自己供職的上海世界書局編纂了一部《英漢四用辭典》。他在給后來的妻子宋清如的信中很自信地說道，“我相信你做了大官的時候，我一定已經(jīng)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金了——為了我編的一本《英漢五十七用辭典》。”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不會獎給某個編輯，我們可以理解為朱生豪當時的年輕氣盛，從中也能看到朱生豪對自己英文的足夠自信。我曾詢問過一些翻譯界朋友，從他們那里得知，英語盡管不像漢語那樣有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巨大斷裂，古典英語與現(xiàn)代英語還是差別不小。莎士比亞時期的英語更考驗今天閱讀者的英文水準，尤其對國人來說，絕非畢業(yè)于英文系了，就能很輕松地閱讀莎士比亞。能在那時編纂漢英辭典的人，中英文水平之高，自是出類拔萃。
 
　　雖然如此，朱生豪也還沒想過就一定要翻譯莎士比亞。人的最終選擇，可以說是宿命，也可以說來自偶然。很多時候，偶然決定宿命。對朱生豪而言，即使在未選擇翻譯莎劇之前，也抱有不讓人生虛度的志愿，尤其藝術眼光已堪稱刁辣。譬如他讀過華茲華斯的詩歌后，在給宋清如的信中便由衷感嘆，“我以為能和文學發(fā)生關系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創(chuàng)作者，一種是欣賞者，無所謂研究。沒有生活經(jīng)驗，便沒有作品。”在看過卓別林的電影后也寫道，“在《摩登時代》中，卓別林的表演和從前并無不同，但仍一樣使人發(fā)笑，而觀眾也就滿足了，因為對他我們沒有過事苛求的必要。雖然在詩趣的盈溢和充分的感情主義上他的《城市之光》更能引人入勝。”這些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隨手言論稱得上一語中的，尤其對戲劇的理解，更令人覺得他與莎士比亞之間的必然緣分，“短篇小說太短，興味也比較淡薄一些，長篇小說太長，讀者的興味有時要中斷，但戲劇，比如說五幕的一本，那就不嫌太長，不嫌太短。因為是戲劇的緣故，故事的布置必然是更加緊密，個性的刻畫必然是更加明顯，劇作者必然希望觀眾的注意力集中不懈。”這些話都充分顯示了朱生豪對藝術體裁非同一般的理解。
 
　　朱生豪獻身翻譯莎士比亞的原因可分外因與內因兩種偶然因素。外因是當時世界書局想取得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名社的競爭本錢，計劃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世界書局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素來欽佩朱生豪才華，力主他來完成莎譯；內因則是朱生豪胞弟朱文振來信告之，侵華日本人對中國沒有莎士比亞譯本而嘲笑中國是無文化的國家。血氣方剛的朱生豪慨然接下翻譯莎士比亞的任務，這里既有朱生豪對侵略者的仇恨，也有他書生報國的一腔壯志。這一年是中國人同仇敵愾的1936年。是年1月3日，平津學生南下宣傳抗日；1月28日，東北抗日聯(lián)軍成立；2月17日，中共發(fā)布《東征宣言》；2月20日，東北抗日聯(lián)軍楊靖宇、趙尚志等聯(lián)名發(fā)表《東北抗日聯(lián)軍統(tǒng)一建制宣言》等等。我們能夠想象，在風起云涌的歷史背景下，朱生豪讀過胞弟來信之后，胸中滾動怎樣的激情熱血。他不會預料，當時的這一毅然決然，竟使一代代中國人通過他走進莎士比亞的藝術殿堂。
 
　　國難當頭之際，我們也能想象朱生豪當時的翻譯環(huán)境是怎樣惡劣。他供職的世界書局隨局勢每況愈下。他在給宋清如的信中直言道，“編輯所里充滿了蕭條氣象，往年公司方面裁員，今年有好幾個人自動辭職，人數(shù)越減越少，較之我初進去時已少了一大半，實在我也覺得辭了職很爽快，戀著這種飯碗，顯得自己的可憐渺小。”辭職的后果又是什么？年輕的朱生豪看得非常清楚，“我又有有家歸不得的苦，姑母她們不能常住我家里，弟弟在外邊，我不好守著弟媳婦在一起，真是走投無路，怨盡怨絕。”即便如此，朱生豪還是投入了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我這兩天大起勁，暴風雨的第一幕已經(jīng)譯好，雖然尚有應待斟酌的地方。做這項工作，譯出來還是次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便是把僻奧的糊涂的弄不清楚的地方查考出來。因為進行得還算順利，很抱樂觀的樣子。如果中途無挫折，也許兩年之內可以告一段落。雖然不怎樣正確精美，總也可以像個樣子。你如沒事做，替我把每本戲譯畢了之后抄一份副本好不好？那是我預備給自己保存的……”他給自己規(guī)定了兩年時間完成莎譯，工作量之大，朱生豪心中有數(shù)，“一共三十七篇，以平均每篇五萬字計，共一百八十五萬言。”
 
　　一旦投入工作，朱生豪便推開一切事務，全力以赴地譯了起來。但是，僅有激情和年輕人的志氣就能譯好莎士比亞嗎？他設計的兩年真就能如愿完成嗎？朱生豪像所有抱有使命感的人一樣，對遇到的難題不惜耗費大量精力，“今晚為了想一句句子的譯法，苦想了一個半鐘頭，成績太可憐，《威尼斯商人》到現(xiàn)在還不過譯好四分之一，一定得好好趕下去。”所有這些，他都只有宋清如這一個紅顏知己可以傾訴。這是朱生豪之幸，也是他的不幸。說他幸，是后者給予的愛情力量能構成朱生豪生命中最頑強的支撐；說他不幸，是他嘔心瀝血于這一前無古人的壯舉之時，再沒有第二雙眼睛抱以熱情和關注。在朱生豪那里，翻譯莎士比亞已經(jīng)成了他活著的理由和意義。他一邊翻譯，一邊告訴未來的妻子，“我現(xiàn)在不希望開戰(zhàn)，因為我不希望生活中有任何變化，能夠心如止水，我這工作才有完成的可能。”對自己已完成的工作，朱生豪充滿自信，“我已把一改再改三改的《梵尼斯商人》（威尼斯也改成梵尼斯了）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譯文學中的杰作！把普通的東西翻到那地步，已經(jīng)不容易。莎士比亞能譯到這樣，尤其難得，那樣俏皮，那樣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沒有見到過。”
 
　　每每讀到朱生豪這樣的話，我總是感到格外心酸。如此年輕的朱生豪，他的刻苦淬礪所盼望的只是完稿后的喜悅，那種“一改再改三改”的背后是不可想象的艱辛。對我們今天閱讀莎士比亞的讀者來說，不能不體會，莎劇中的每句朱譯臺詞，凝聚的是何等心血。心血背后，又是一些無情的現(xiàn)狀，“據(jù)說明天薪水發(fā)不出，這個問題比打仗更重要一些，因為沒有錢便不能買糖吃，這是明明白白的。”即便如此，他還是渴望“巴不得把全部東西一氣弄完，好讓我透一口氣，因為在沒有完成之前，我是不得不維持像現(xiàn)在一樣豬狗般的生活的，甚至于不能死”。一旦認為某天的工作效率很好時，便“心里充滿了各種快樂的夢想”。
 
　　在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的八年中，這種被“快樂的夢想”所充滿的日子不是很多。時局動蕩，朱生豪的工作也不可能順利進行。當1937年日本人進攻上海，朱生豪逃離時只攜帶一本“牛津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已經(jīng)譯完交付世界書局的譯稿全部被焚。難以知道朱生豪得知消息后的心情，我們能看見的是，他從上海避難至嘉興，又輾轉至新滕、新市等地后，立刻全身心補譯焚稿。早在1936年8月譯出的第一部被焚莎劇《暴風雨》竟到1942年年底才第三次譯出。對后人來說，如果多達九部的被焚譯稿能一直保存完好，朱生豪也終有時間譯完全部莎劇。可惜的是，發(fā)生的事情永遠沒有人可以讓它不去發(fā)生。隨著時間流逝，朱生豪被盡快譯完莎劇的念頭縈繞更緊，到1943年時，貧病交加的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定居嘉興，開始了最后閉門不出的翻譯生活。每天，朱生豪在閣樓翻譯，宋清如則出門買好一天或數(shù)天的口糧。朱生豪積勞成疾，健康日衰，他好像也知道自己來自日無多，每天咬牙伏案。在超強度的負荷下，一年內譯出莎士比亞全部悲劇、雜劇及數(shù)種歷史劇，翌年譯出四部莎士比亞歷史劇。到四月時，朱生豪為莎劇寫出《譯者自序》，又動手編出《莎翁年譜》。延至六月，不堪重負的朱生豪患上肺結核，不得不放下未譯完的《亨利五世》。他對宋清如說，“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譯完。”此時距他全部莎譯工程只差五個半史劇，再也無法動筆了。1944年12月26日，年僅三十二歲的朱生豪終于耗盡全部精力，離開人間。臨終之際，宋清如俯身在丈夫身邊，最后聽到的是丈夫口中喃喃的莎劇臺詞。
 
　　很多年來，我讀過不少翻譯家如何翻譯的艱辛軼事，時至今日，也從未有哪位翻譯家如朱生豪那樣令人心痛和惋惜。我有時總想象朱生豪后來足不出戶的苦譯場景，窗戶將亂世關在外面，屋內只有莎士比亞的世界，不梳頭理發(fā)的朱生豪已形如野人。彼情彼景，我更感佩于宋清如的身心陪伴。除了妻子，與世隔絕的朱生豪已找不到第二個知己，更找不到可交流的同行。除了《牛津辭典》和《英漢四用辭典》兩本工具書外，其他任何資料闕如。最艱難的事業(yè)總是在孤獨中完成。這句聽起來容易的話，不見得每個人都敢于身體力行。朱生豪主動選擇了孤獨，選擇了個人的堅忍不拔，這是今天的讀者之幸，也是莎士比亞之幸。我忽然又想起一事，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莎士比亞全集》之時，最初想組譯詩體而沒有想采用朱生豪散文體譯本。那時朱生豪辭世已三十四年，除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過十二卷朱生豪莎譯之外，朱譯本再也無處可覓，想來作家版的影響也沒有達到預期。好在人文社黃雨石先生力排眾議，不止一次在辦公室里朗誦朱生豪的翻譯和新譯中的相同段落，然后問同事們到底哪個更有質量。編輯部最后終于決定，《莎士比亞全集》仍以朱生豪翻譯的三十一個劇本為底本，經(jīng)多人校訂補譯后出版。有時我不免會想，如果當時人文社放棄了朱生豪譯本，朱生豪的畢生心血能夠獲得如此多的讀者和知音嗎？他的譯本會不會就此埋沒？我們總說現(xiàn)實殘酷，這都未必不是不可能的事。幸好，人文社終究選擇了朱生豪，距今又將三十年過去，朱生豪典雅傳神的譯文質量贏得了時間的認可。無論對莎士比亞藝術還是對我們讀者來說，都是幸運之事，哪怕這幸運里包含著朱生豪與那個時代的無盡傷痛和遺憾。
 
　　2017年3月31日
 
　　發(fā)表于2017年第七期《飛天》

　　作者：遠人
　　來源：遠人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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