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不純是歌聲，生活也不純是荊棘，痛苦有時同時來源于兩者，而詩人能夠做的唯有堅定地表達。《極地之境》這本短詩選正是以此刻此在的方式凝聚了詩人安琪的執著，這份執著是十年，也許更長，甚至將會持續到生命終結。把詩歌在安琪的生命里定位為全部并不過分，正如她將詩歌比喻為“我的尸體”那樣，詩歌的創作是一條證明自我存在的路徑，但“尸體”能夠留存于世的時間并不能估量，它還取決于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通向神和永恒的方法，也許只有讓自己變成石頭，或者被虛無化解。顯然，安琪選擇的是前者，而且總是在對后者的擔憂中焦慮著，否定著，掙扎著。因此，有時我們會看到安琪惶惶不安地說：“夏天的北京/我沒有注意到樹葉/我過起了/沒有情感的生活”（《樹葉在北京》）；而有時，她又在詩歌中“享受到生之快樂，詩歌，這垂而/不死的帝國主義”使她“在今生不得安寧”。無論哪一種狀態下的安琪，都給人以生機勃勃的印象。這種印象，是由詩歌中炙熱的情感、近乎矛盾的冷靜和隨處可見的任性以及掩蓋在這任性之下的沉重的靈魂決定的。比如在兩性問題的探討中，安琪的《一個異性戀者對同性戀的渴望》典型地表現了她的復雜。這首詩歌一開頭就宣告了女性的欲望和情感，并把男性放在賓語的位置上變成了作為主體的女性需求的對象，而非一貫的掌握主動權的角色。但如果認為這首詩和舒婷在《神女峰》中悉數女性被展覽被觀看的歷史之后，終于奮起張揚對個性獨立的追求是一碼事的話，那么就會南轅北轍了。因為在這首詩中，“我”對男性的渴望被否定為一個錯誤，是一個“我”承認自身需要又時刻想要避免的錯誤；“你，這一個男人/偏偏逼我犯錯誤”的控訴更流露了“我”不能避免錯誤的無可奈何。為什么女性的本能被定義為錯誤？而不是像眾多女性詩人所表述的那樣是女性獨立和女性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因為這是一個“被誘惑/被輕視的錯誤”。被誘惑意味著陷入愛情，被輕視則來自兩方面，一是男性基于千百年來男性權力中心的兩性不平等觀念，二是女性在陷入愛情之后的讓步。愛情對于女性來說是一種原罪，其代價包括生育的痛苦和家庭的重擔。女性對于情感欲望的張揚只是一個開始，接下去有許多復雜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所謂的男女平等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安琪則看到了大力渲染女性特質的詩歌之后的留存于世俗中的深刻矛盾。在這一點上，安琪比許多女性詩人走得更遠，也更不易為時代的慣性所束縛。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或中間代詩人，安琪始終保持著先鋒的態度，這不僅包括對女性問題的探索，更包括對日常經驗的抓取、詩歌語言上的實驗以及時時閃現的對于生死、歷史的神秘體驗。這一切構成了安琪詩歌中的生活，當然也被許多評論家演繹到天花亂墜的程度。“怎么寫”固然有讓人不能拒絕的魅力，然而新詩意象個人化導致的詩歌多義性帶來的紛擾已經太多了，這其中的是非難以說清，我們無法證明一件壽命才堪堪達到一個世紀的事物能夠在未來得到繆斯的多少眷顧。而且，十分不古典的先鋒嫁接了西方的血液之后從四面八方向生活開炮，引發的口水戰更為激烈，再往里面插一腳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相比之下，這部時間長度為十年的短詩選呈現出的生命歷程有著別樣的吸引力。十年間的安琪有多重身份，她是一個女人、是一個詩人、是女兒、是母親、也是妻子是朋友，還是一個長年漂泊在異鄉的游子。而無論哪一種身份，都因“游子”這一身份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選入《極地之境》的詩歌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以外部進入的姿態表現詩人對異鄉生存的思考，而面對故鄉時，又常常是失落的、不知所措的。“出走異鄉的人到達過/極地，摸到過太陽也被/它的光芒刺痛”（《極地之境》），生活的溫柔和苦痛并存，不能偏安不能逃避，面對是則要耿耿于“已是故鄉和異鄉的棄兒”（《秋天回鄉》）。但可以感到欣喜的是，千帆過盡，安琪開始呈現出恍如涅槃的面貌，這意味著經歷了舍身飼虎的無畏之后，詩人舉著她的旗幟踏上了一個新的旅程。這讓讀者可以期待安琪如何不斷剝落束縛自由地進入生活本身，正如她自己所說，“先鋒，永遠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