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千年一夢
 
　　一
 
　　福建是個多山多樹多雨多水的省份，水資源相當豐富。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距閩江入海口僅一步之遙的福清市竟然水資源奇缺。

　　福清缺水緣于地形地貌。鳥瞰福清，形似“靈芝”，龍高半島就是靈芝的根莖,陸地部分則是“靈芝”的冠蓋。冠蓋頂部是峰巒疊翠的齊云山脈。這條山脈不僅擋住了大樟溪通過福清流向大海的去路，而且成為閩江和福清之間的一道屏障。福清的陸地部分，縱深極短，只有二三十公里。從齊云山南麓匯聚的雨水，一下子就泄入了大海，沒有流域空間，因此，福清境內只有季節性水流，沒有源遠流長的江河。對此，民謠作了生動的描述:“一場大雨流嘩嘩，雨過天晴干巴巴”。福清自古以來就沒有種植水稻的條件，只能旱作，以種植地瓜為主。由于十年九旱，種地瓜全靠打井抗旱，于是，“千里百擔一畝苗”成了廣大農民與大自然抗爭的傳統。“三塊地瓜干，一碗鹽水湯”就是福清農民真實生活的寫照。舊社會時，地處十邑之首的福州人瞧不起福清人，把福清稱作“地瓜縣”，把福清人叫作“福清呵”。“呵”字乃福州古漢語中的一個形聲字，原意是被地瓜片噎住時的神態，后經演變，“福清呵”嬗變為“福清哥”。

　　“福清哥”為了改變命運，紛紛過臺灣下南洋走日本闖美國，幾百年間，走出了90萬人的華僑大軍。這90萬僑胞背井離鄉的緣由各有不同，而內在原因卻十分相似:干旱造成的世代貧窮。

　　早在唐代天寶年間，福清人民在流經縣域的龍江上游，用鵝卵石筑了一座長219米、高3.5米的大壩。這是福建省歷史上最早建成的集蓄水、灌溉、排洪、排澇于一體的水利工程。前人給大壩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作“天寶陂”。天寶陂雖能灌溉上萬畝土地，然而受益面積卻只占福清農田總數的2.3%，這對福清農業來說，仍是杯水車薪。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正是“大躍進”年代，福清50多萬人民群眾夜以繼日地苦干了一年，在石竹山下的東張鎮建起總庫容1.99億立方米的大型水庫。但就在這東張水庫樞紐工程竣工之時，省里的水利專家卻預言這座水庫將面臨“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境地。專家說，東張水庫好比餓漢家中購置了一口碩大的米缸，銀錢卻捉襟見肘，米缸遲早要見缸底。

　　1983年，福清縣政府對水資源進行“盤點”式普查，結果，人們驚訝地發現，建了東張水庫及數千個壩塘之后，全縣正常年份缺水量反而多達1.37億立方米。每遇旱情，通向龍高半島的水渠就無水可送。每遇大旱，東張水庫便無水可蓄。1960年至1983年之間，東張水庫數次出現水庫見底，龍高半島屢遭大旱，別說引水灌溉，連人畜飲水都出現了危機。
　　改革開放之后，福清用十年時間打響“僑牌”，外向型經濟的高速發展成就了福清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騰飛:1987年，提前10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半的目標；到1992年時，福清工農業總產值由1987年的1.3億元躍升為50億元，創造了“福清速度”。1992年，福清欲借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東風，計劃五年內實現第二次騰飛。他們在中央和省市領導的支持下，計劃建立全國最大的外商投資區——元洪投資區。在進行項目可行性論證時，卻碰到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該項目建成投產后，每天用水量1.4萬噸。當時，把福清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聚攏在一起，也無法把這個項目“浮”起來。元洪投資區項目被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贊譽為“不是特區的特區”。這是龍頭項目，也是福清的希望，怎能讓一個“水”字難倒從不認輸的“福清哥”呢！
 
　　二
 
　　1992年10月29日夜晚，時任福清市委書記的練知軒把時任福清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任文興請到市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從境外調水問題。說是常委擴大會議，但被擴大者只有任文興一人。議題說是討論境外調水問題，其實，從境外調水已是唯一選擇。因此說，會議的實質是“劉邦拜將”——請任文興挑起調水工程的大梁。

　　任文興當時已59歲，即將退休。練知軒為什么不請別人，偏請任文興呢？因為任文興從1980年起就在福清任分管農業的副縣長，“缺水”二字對他來說如萬箭穿心。更重要的是，任文興早有調水入融（融乃福清簡稱）的雄心壯志。1984年至1987年，任文興曾經請來10多位水利專家，搞過“福清調水工程中長期規劃”。由于缺錢，他搞的那個規劃被安排在2015年啟動，等于束之高閣。對此，任文興耿耿于懷，頗有“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慨。練知軒認為，強烈的愿望就是最為可貴的動力。
　　會上，練知軒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幾個常委意見一致，老任你來挑調水工程這個大梁。
　　任文興說，我還有一年就退休了，完成不了這個任務。
　　練說，什么時候干完，什么時候退休，這是工作需要，也是福清人民的愿望。
　　任問，調水工程需要七八億元，你有錢嗎？
　　練說，我負責搞錢，你負責調水。
　　任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你不能讓我當光桿司令。
　　練說，由你點將。
　　任說，水利局孫子衡要任項目總工程師，還要抽調幾位有大禹治水精神的技術干部當助手。
　　練說，全依你，你和你的人馬必須明天走馬上任。

　　任文興在會上點到的孫子衡，當時已經62歲。這位老大姐祖籍四川，1952年畢業于四川大學土木水利系，畢業后分配在國家水利部下屬的中國水電勘測設計院工作，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三年災害時期（20世紀60年代初），她響應黨的“支前支邊”號召，與在水利部任職的丈夫陳頌能（清華大學水利系畢業）一起南下福建，在東張水庫一干就是幾十年。孫子衡是位優秀的高級工程師，她的勘測設計能力受到國家水利部和省水利勘測設計院專家們的高度評價。1984--1987年,在搞引水勘測時，孫子衡就是專家組的一名主要成員。

　　在練知軒“點將”后，孫子衡再次搬出了水利專家組苦干三年設計的三套從閩江引水方案。

　　第一、第二套方案，取水口均設在長樂市的地盤上，雖然引水距離相對較近，但長樂市提出的條件是所引之水平分，福清無法接受。

第三套方案，是在閩江南岸烏龍江大橋東側530米處建筑提水站，此處不僅是福州、閩侯、福清之間的一塊“飛地”，而且地質條件、高差條件均十分理想。
 
　　三
 
　　1992年11月10日，福清市閩江調水工程動員誓師大會在融城華僑影劇院召開。這次大會距福清專題討論調水工程的常委擴大會議不到兩周時間，充分說明練知軒為班長的黨委一班人對“水”這種戰略資源的渴望和“只爭朝夕”的實干精神。

　　誓師大會主席臺兩側的巨幅對聯寫道:閩江調水千秋功業今始創；踴躍捐款一代義舉我當先。開宗明義，誓師大會就是要通過籌款，把民心凝聚起來，把福清人千余年來盼水聚水引水的美夢再次唱響。

　　我查閱了當時捐款的檔案，福清全縣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每人至少捐了一個月的工資:500元—800元；市直機關領導每人普遍捐款1500元—2000元；市五套班子領導身先士卒，每人捐款2000—3000元；鄉鎮捐款有的10多萬元，有的八九十萬元；可貴是各農村小學也慷慨解囊，其中多是代課老師從養家糊口的生活費中擠出的捐款，錢雖然不多，但每一分錢都跳躍著一顆盼水入融的拳拳之心。半天時間，首批認捐3000多萬元。

　　這3000萬元雖不足閩江調水工程所需經費的1/20，但它卻匯聚起全社會的力量，為引水灌渠等配套工程的實施創造了萬眾一心的社會氛圍。

　　然而，錢是缺不得的，錢不夠就搞不了閩江調水工程。練知軒早已把眼光投向了福清愛國愛鄉的僑胞身上。福清有一批全國知名的僑領，最為知名者當屬世界福清同鄉聯誼會主席林文鏡和第一副主席林紹良。在兩位林先生的推動下，福清在改革開放中創造了三個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家國家級僑辦開發區——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國最大的外商投資區——元洪投資區；全國第一家由華僑在9所中小學設立的助學、獎學、獎教制度。福清牛宅村是林紹良先生的故鄉。林紹良先生在牛宅村故居正廳供奉先祖的地方掛了一幅丈二尺幅的國畫——鄧小平肖像。林紹良親筆寫下題款:“鄧小平是我的恩人，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回來報效祖國，我是鄧小平理論的實踐者。”報效祖國、報恩家鄉是兩位林先生及許多福清僑胞的夙愿。當練知軒組團到東南亞宣傳閩江調水工程對于家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時，得到兩位林先生及眾多僑胞的熱烈響應，二位林先生帶領僑胞捐資2億多元人民幣。
 
　　四
 
　　誓師大會之后，任文興、孫子衡他們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托省水電廳、省水利勘測設計院撰寫閩江調水工程規劃和可研報告。1993年8月，通過了專家組可行性論證，并獲得省計委批準立項。1994年4月，工程設計方案獲得省建委審查通過。此時一期工程所需資金已經籌足，只待國家有關部門發放路條，便可開鉆施工了。

　　省政府將閩江調水工程可行性報告呈送到國家計委，國家計委領導說，七八億的調水工程，屬中央嚴格控制的重大工程。搞這么大的工程，省一級才有這個能力和實力，縣級市怎么搞得了？


　　練知軒讓任文興和孫子衡到北京找羅西北。
　　任文興問，羅西北是誰？

　　練知軒回答說，羅西北是羅榮桓元帥的兒子，國家計委總顧問，現任總理李鵬在蘇聯留學時的同班同學。

　　任文興說，不認識呀！

　　練知軒說，活人還能讓尿憋死，我不管你認識不認識，只懂得你老人家點子多，拿批文的任務就交給你啦！

　　任文興、孫子衡到了北京先找到國家水電部退休了的司長柯歷丹，因為幾十年的業務關系，已經稔熟，算是老朋友了。當柯歷丹得知任文興他們來北京的意圖后說，我認得羅西北，早晨在公園鍛煉，天天見到羅西北夫婦。我可以問清楚他們家住在計委宿舍大院幾幢幾號，但不便帶你們上門拜訪。

　　雖然搞到了羅西北的住址，卻進不了計委宿舍大院。任文興急中生智，請在北京工作的一位“福清哥”出主意。這位“福清哥”很熱心，帶他們認識了與羅西北同住一個大院的計委司長林振興。林振興告訴他們，羅西北周一到周五不見客，你們周六上午9點鐘來，我接你們進大院，你們自己去找羅總。

　　周六9點，他們提著5斤活蟳和2斤大紅袍茶葉準時敲開了羅西北的家門，羅夫人開門問清兩人來由后對羅總說，福建來人啦！

　　羅西北滿頭白發，面目慈祥，十分謙和地詢問他們的來意。

　　任文興說，福州邊上有個福清市，是大華僑林紹良、林文鏡的故鄉。他們在家鄉投資，搞了全國有名的經濟開發區，但遇到了瓶頸，就是極度缺水。兩位大華僑愛國愛鄉，帶領僑胞捐資2億多元為家鄉辦調水工程，省里報到國家計委，國家計委說，福清廟小，不能辦這么大的工程。

　　羅西北聽后“哦”了一聲，緩緩地說，“林紹良的三林集團是世界第六大財團，能有此種愛國愛鄉壯舉，難能可貴！”

　　俄頃，羅西北十分干脆地囑咐道，“材料留下，你們下周一8點50分到我辦公室來。”

　　“進不去咋辦？”

　　羅西北在自己的名片后寫道：“門衛同志，請準予福建來的兩位客人到我辦公室來。”

　　之后，他老人家又果決地說，禮物拿回去，心意領了，不然的話，就別怪我周一把你們拒之門外。

　　周一，當任文興、孫子衡再次見到羅西北時，羅西北像見到老朋友般熱情。當任、孫二人落座后，羅西北說，委里（指國家計委）委托我去福清考察你們的調水工程。

　　聽得此話，任、孫二人竟有些不敢相信，急忙問道，這是真的？

　　羅西北微笑著點頭回答，哪會有戲言！

　　沒幾天，羅西北就率領國家計委有關司長等14人到了福清，一路走一路看，看得很細，不僅從航拍圖上查看調水口位置和引水隧道走向，還到實地一一核查。在考察灌渠布局時，羅西北一行跑遍了龍高半島的鄉鎮和村落。

　　在考察座談會上，羅西北說，閩江調水工程是一個造福子孫萬代的民生工程，不光惠及福清，而且惠及平潭。“福清哥”和近百萬僑胞的千年夢如能由你們這代人圓了，不是千秋功業嗎！這么好的事我也想參加，當這個工程的顧問，不知你們歡迎不？

　　因為羅西北堅持輕車簡從，考察時不讓福建省和福州市領導陪同，所以，會議室里最大的地方官員就是練知軒了。聽了羅西北熱情洋溢的一席話，練知軒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帶頭起立鞠躬致謝，會議室里一片掌聲。

　　根據羅西北的建議，國家計委在呈報國務院的閩江調水工程報告中，把工程改稱為“老鄉工程”，意在強調這是愛國愛鄉僑胞興辦的水利工程。國務院很快就批準了這項全國少有的“小廟坐大神”的工程，李鵬總理簽了字。國家計委副主任李榮融親自來到福建，為工程落實“三材問題”，并帶來了朱镕基副總理批給的1.8億元工程撥款。省委、省政府把這項“老鄉工程”列入省十大重點工程，批給工程貸款2500萬元，獎勵這項民生工程600萬元，并指定省計委副主任郭其超負責協調工程施工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
 
　　五
 
　　1993年8月10日，閩江調水工程動工典禮在梓南掘進口隆重舉行，時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原福州市長、時任省政協副主席的金能籌，以及愛國僑領林紹良、林文鏡先生出席了試開工典禮。

　　閩江調水工程從開工到2003年8月完工，歷時8年零8個月，比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還長8個月，主要建設項目包括取水工程（含取水泵站工程、取水頭部工程、取水管道工程），輸水工程（含23.17公里的輸水干線和全長30.7公里的龍高輸水支線），以及凈配水工程（含日凈水四五萬噸的劉下、龍田、北林2個凈水廠）等三個大項。其中前兩個大項又分為41個標段286個單元，由23支施工隊伍同時施工。在輸水工程中，從閩侯峽南至福清陽下直徑4米、長度21.11公里的主干線隧道，是工程的重中之重，施工難度和監理的復雜性非同一般。

　　位于地表以下77米的樟南隧道遭遇過每小時300多立方米的大突水和由于地質破碎引起的大面積塌方；螺路隧道掘進中碰到了罕見的42℃高溫地帶，施工人員好似鉆進火焰山中，不到10分鐘就會脫水；青圃隧道碰到深綠色特堅巨石地帶，石堅如鐵，經反復爆破，一天才能掘進幾尺。閩江調水指揮部特聘南京水利科學院的8位教授、高級工程師擔任工程監理和技術顧問，在他們的指導下，諸多重大難題一一得到化解。

　　地下工程最要緊的是質量問題，一旦出現“豆腐渣”工程，百年大計將毀于一旦。為了確保質量，閩江調水指揮部請省市有關部門專家組成工程招標委員會，并建立起資質核查、等級核查、隊伍核查三種機制。在三輪公開競標中，從99個投標工程隊中篩選出隧道局、中鐵四局、中鐵五局、中水八局、中水四局等優秀施工隊伍，他們均是久經沙場的“國家隊”。與此同時，閩江調水指揮部還聘請了省質檢中心對工程各個階段進行質量驗收。

　　有了這些措施，工程質量應該萬無一失了吧？實則不然，如果稍不留心，就會塌方死人；每天爆破，如有一處不合格，也就直接影響后續的噴錨、襯砌和底部找平工作。因此，一天也馬虎不得，一時也馬虎不得。閩江調水工程指揮部決定實行籃球比賽中的“盯人戰術”，成立了以高工孫子衡為首的施工組，以吳亦樂工程師為首的機電組，以劉正美為組長的后勤組。整個工程由23支施工隊伍同時在40多個工作面展開施工，在監理單位層層把關下，孫子衡一組人馬承擔起各標段每天每時的施工監理工作。孫子衡每天帶領施工組的幾位技術人員從斜井爬到距地面70多米的地下隧道中，早8點鐘下去，下午5點鐘上來，一天9個小時悶在隧道之中。冬天，隧道里溫度依然很高，一進隧道就得脫去棉衣；夏天，隧道中如同蒸爐，進去一會全身便被汗水浸透；春夏秋冬天天一身汗，工作服上天天是一身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8年沒陪家人過一個春節。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一個年過6旬的女同志，能夠在3160天中天天和工人們在一起摸爬滾打，能夠默默無聞、任勞任怨，這是何等了不起的奉獻精神啊！

　　采訪83歲高齡的孫子衡老大姐時，我問她，您的這股勁頭是哪里來的？怎么能夠堅持8年如一日呢？

　　老大姐笑笑，平靜地說道，我們這一代人都這樣，任文興不是也8年沒陪家人過一個年嗎！她信手拈來，舉了一個例子：

　　峽南提水站29孔樁下樁，工程隊選在除夕施工。他們以為，除夕夜下樁，指揮部必定放松監理。下樁時偷工減料，每孔鋼筋長度少1米多。他們不經驗收便急急忙忙地在樁孔中灌上了水泥砂漿。接到南京水利院監理李弘的電話匯報后，在除夕夜的鞭炮聲中，任文興從海口工地趕到提水站工地，嚴詞責令要求這個施工隊全部返工。

　　1998年末，閩江調水工程通過省質檢中心驗收，286個單元全部合格，其中61個單元獲優。工程計劃投資5億多，實際花費4.7億元。這在大型工程普遍超預算的情況下，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奇跡。閩江引水工程投入使用后，每天可抽水80萬方，一年達近3億方，極大地改善了福清缺水的狀態！

　　轟轟烈烈的閩江調水工程已經成為歷史，昔日的閩江調水指揮部如今已更名為閩江調水管理中心，其功能已由施工管理變為工程維護和調配水管理。我采訪過閩江調水管理中心領導、有關科室領導以及峽南泵站領導，閩江調水對于福清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他們如數家珍。他們眾口一詞地說，沒有閩江調水，福清市不可能由一個經濟落后的地瓜縣一躍成為主要經濟指標位居全省先進縣市前列的新星。同時，他們對福清史料中只有閩江調水工程數字的記錄，卻不見人的精神的記載深感遺憾。因此，他們對于閩江調水艱苦歲月中的故事渴望全方位知曉，希望筆者能真實地記下那段歷史，以及創造那段歷史的英雄們。

　　送我回酒店的司機師傅說，我們福清的老百姓飲水思源，不會忘記練書記，他是閩江調水第一功臣；也不會忘記老縣長任文興和孫子衡總工，他們都是閩江調水的大功臣。

　　群眾的贊譽是最好的獎賞。練知軒、任文興、孫子衡等人抱著一腔熱血搞閩江調水工程，本不是為名為利，更不是為了成為創造歷史的英雄，如今，卻意外發現群眾送給他們一個稱號：“閩江調水功臣”，這讓他們感到無比的欣慰和滿足。

　　采訪結束時，任文興和孫子衡都自豪地說，能干成閩江調水這件大事，此生足矣！

　　如今，新一代的“閩江調水人”在前輩們精神鼓舞下，正合力投入江陰支線、元洪支線和龍高支線二期工程建設中。在福清市委、市政府領導下，他們將閩江調水一期工程延伸到各個鄉鎮，為福清市經濟在更高層次上的科學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爭取更大的輝煌。
 
 
　　（之二）  下南洋
 
　　自漢以降的2000多年間，閩中的莆田經歷了滄海變桑田和桑田化滄海的山鄉巨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曾經創造了人間樂園，然而，在歷史狂濤的沖擊下，他們不得不加入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大軍，一批又一批、一代繼一代地去往今天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地，國人稱之為下南洋，福建廣東一帶也稱作“過番”。它和中國歷史上曾經口口相傳的闖關東、走西口一樣，是中華民族長久傳襲的歷史記憶。

　　莆田市背山面海，山是壺公山，海曰興化灣。木蘭溪、延壽溪、萩蘆溪三條大江自壺公山奔流而下。莆田市的涵江區就坐落于三江出海口處，人口43萬，而散居于南洋各國及世界各地的僑胞竟多達80余萬。這里曾是莆田人下南洋的登船之地，更是追尋南洋華人足跡的一條捷徑。哲學家說，一滴水可以透視太陽。本文之所以解讀涵江、正是期望從涵江人下南洋的歷史脈絡中窺見南洋華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存狀態。
 
　　一

　　莆田之名原為蒲田。蒲乃蘆葦別稱，蒲田實為葦草漫生之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在這種滄涼幽緲的時空中，只有少數土著與蒼青的蘆葦、浸人的寒氣為伍。西晉末年，北方匈奴、鮮卑等游牧民族揮戈南下，入主中原，當地衣冠世族為避禍亂，舉族南遷，最終選擇了蒲田作為安身立命之地。逃命中的“篳路藍縷”把錦衣玉食的豪門貴族改造成了 “以啟山林”的勞動者。他們先是圍海造田，后又修筑了“延壽陂”，涵水澆灌鹽堿地，把蒲蕩改造為田疇，開辟了興化莆陽的“北洋”阡陌；繼而又修建了“木蘭陂”，使壺公山東北麓的“南洋”化為膏腴之地。“圍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庫四時宜”，正是這滄海桑田的寫照。蠻荒之地變成了魚米之鄉，蒲田的“蒲”字自然去掉了“三點水”。三江入海處的古鎮也因“筑陂涵水”而得名涵江。

　　唐末黃巢之亂，再次逼得士大夫們隨著難民大軍倉皇南逃，羅隱、韓渥、王滌、王標、楊贊圖、崔道融、傅歸懿等著名詩人先后來到莆田，寄居于莆田籍詩人黃滔家中，莆田及涵江再次成為世外桃源。至宋代，涵江陸上已有石砌驛道與省城相連，海上則北聯福州，南通泉廈，成為東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商肆的繁華非同一般，故此，涵江的江口古港雅稱“迎仙市”。宋代大理學家朱熹當年路過迎仙市的迎仙橋時，被涵江青峰如屏、嵐氣帶香的山川形勝所打動，遂沿溪溯流而上，登臨涵江的浹漈山，拜訪了結廬著書的宋史大家鄭樵。這段故事成為點綴唐宋時期鄒魯之邦——莆田、涵江風清人和、詩禮傳家的一段佳話。

　　終于有一天，倭冠帶來的災難打破了涵江詩意畫意般的安寧。倭禍自明朝肇始，歷時200多年。福建、浙江、山東沿海諸郡屢受其害。涵江地處頻海，古港富庶，自是倭寇常襲之地，受害尤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決涵江海堤，萬畝良田毀于一旦。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陷興化府城（今莆田市），屠城數日。據《莆田縣志》記載，此次倭患，莆田898戶慘遭滅頂之災， 22961人罹難。為避倭禍，莆田埭頭鎮的鵝頭村和涵江古港的所有鄉村“戶戶男丁皆下南洋”，從此，便開啟了莆田及涵江口大規模遷徙南洋的序幕。

　　二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是地道的華僑后裔，他在接受中國央視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和泰國人菲律賓人或斯里蘭卡人有何不同？差別在于我們如何來到此地，以及發展方式，這需要有歷史感。惟有知道自己的根源，唯有了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道進退的依據。”

　　李光耀的話頗有些道理，欲了解涵江人為何下南洋，就必須從歷史和祖先的故事中尋找答案。

　　涵江鰲山村，有間毫不起眼的小賣部，開在毫不起眼的小街上。然而，當地有些老人卻能分辨出來，小賣部的房舍用到了一些特別的石頭，它們來自400年前那道隔絕生活與死亡的一道墻，那是明清兩代在東南沿海數次設置的王朝邊界，是那段禁海歷史的明證。這些墻在當時堅不可摧不可逾越，它對于王朝的意義，猶如北方的長城。
　　
　　禁海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發明，洪武四年12月，這位洪武皇帝頒布詔書：“海民不得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洪武19年，閩浙巡撫朱紈為剿滅海盜，在東南沿海修起隔離墻，并將34000余人遷往內地。之后，禁海便成為明清兩代王朝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到得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為防范鄭成功軍隊,對福建、廣東等地施行慘無人道的“遷界禁海”政策。據《莆田縣志》記載，笏石、靈川、忠門、平海、莆禧、小嶼一線均被劃為“界外”之地。涵江位于山海通道的要沖，更是“界外”中的界外， 4700多畝良田上的莊稼被拔除，房屋寺廟一概焚毀。百姓已經絕了生路，只得去往南洋。在明清近400年歷史上，從中原遷徙到東南沿海的人們，不得不又開啟了一段艱辛地飄洋過海的旅程。他們從福建的福州、涵江、晉江、金門，廣東的潮汕、清遠，海南的瓊海、文昌等不同的地方走向南洋。僅涵江一鎮，赴南洋者多達70 余萬。

　　涵江人下南洋的原由還有多種多樣，如萬歷十六年（1588年），涵江下溪村柯守岳領導的農民起義被官兵所鎮壓，涵江、永泰、莆田等地幸存起義者只有亡命南洋；如明末清初，鄭成功部下楊耿數度率軍攻占莆田，興化府、常太里、仙游縣、涵江鎮、平海衛等地起兵響應者眾。抗清斗爭失敗后，數以萬計的起義者不得不再次絕地選擇逃亡，南洋又一次成為他們的落腳地。但是，涵江人下南洋的根本原因還是“遷界禁海” 導致的民不聊生。
 
　　三
 
　　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后來的荷蘭、葡萄牙、英國殖民者亟待開發南洋，他們對于廉價勞動力有著迫切的渴求，苦力就成為介于自由勞動者和奴隸之間的產物，他們就是所謂的契約勞工。

　　無論是苦力還是契約勞工，他們其實還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豬仔”。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澳門紀略》中，講述的是這些勞工在被運出國之前，常被成群的關在一起，吃飯的時候，食物裝在一個大盆里，勞工們只能像豬仔一樣地圍盆搶食。

　　《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中國人下南洋的路線。王朝更迭，但這條下南洋的航線始終沒變。風暴無常，海路兇險。漢唐以來，在這條航道上的沉船多達2000多艘，沉船和無名尸骸勾勒出一條千年的死亡航線。

　　原來只能裝300人的帆船，硬是被塞進600人。“日則并肩疊膝而坐，晚則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天地”，這就是“豬仔”們在航船上的生存空間。在漫長海途中艙門緊閉，空氣窒息，常有疫病流行，中途病死者甚多。船上淡水不足，“豬仔”們常因渴極討水而遭鞭撻。“豬仔”們難以忍受種種非人待遇，常有反抗。為鎮壓“豬仔”，船主和勞工頭將為首的“豬仔”成批殺害，拋尸大海，并在船艙艙口加裝鐵柵欄。據記載，美國運送“豬仔”的商船“普德蘭公爵號”死亡率達39%，“加爾文號”運送“豬仔”的死亡率則高達45%。難怪連當時的英國人都驚嘆運載“豬仔”的船是“浮動的地獄”。

　　下南洋是無數饑餓的子民在生存絕望時的希望之路，即使面對死亡，仍然連綿不絕地揚帆南下。

　　涵江移居南洋的70多萬華人，他們的命運各有不同，每人都是一本故事，但這諸多故事的背景只有一個，那就是血淚南洋。

　　在南洋這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海域和一座座碼頭上，中國人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或墾荒種植甘蔗，或開采礦山，或從事貿易，他們用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后的狀態。就連英國的殖民總督瑞天咸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賜”，“他們提供了世界用錫之半額，成了當地經濟開發的主力軍”。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史中，南洋這些島嶼只是中國與阿拉伯、印度貿易的中轉站，最有魅力的商品是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它們被運往歐洲和中東。甚至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一百年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通過海上貿易匯集到中華帝國，印尼的巴達維亞曾被16世紀的中國人譽為宛著蘇杭的豐饒之地。

　　華人在改變了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為明王朝聚集了大量的財富。東南亞華人也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翁、千萬富豪。可以無愧地說，是華人開啟了南洋的文明進程。

　　這種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在17世紀被打破。巴連在菲律賓的巴石河畔，這里坐落著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唐人街。西班牙殖民者占菲律賓之后，把散居在馬尼拉各地的華人聚攏在這里，因為這里在山頂炮火的射程之內。

　　在西班牙遠征軍占領馬尼拉之后的幾年里，有超過十萬當地人受洗信奉天主，然而，華人皈依者始終寥寥。在大多數華人看來，接受天主教，就要接受教諭，必須剃除長發，“人之發膚，受之父母”，怎么能剃發呢。教諭還要禁止一夫多妻，這就違背“子孫滿堂、家門興旺的”祖訓。可以想見，當年華人與西班牙殖民者之間，文化信仰的巨大鴻溝。西班牙殖民者從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戰斗中走來，鎮壓異教徒是一種必然。

　　今天，全菲律賓三分之一以上的華人都聚居在馬尼拉，總數超過500萬。當年，華人雖然只有兩萬五千多人，卻遠遠超過殖民者的人數，這讓占領者日夜惶恐。信仰、人數、財富最終導致了一場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1603年10月9日，是舉家團圓的中秋節，西班牙殖民者的軍隊在午后包圍了巴連，然后點燃了華人的住宅，任何企圖逃離的華人，包括婦女，老人和孩子，全部被射殺。與此同時，另一批士兵沖進馬尼拉平民醫院，將正在住院治療的華人全部拖出門外，就地處決。火焰中，300多名華人巨商，為了避免落入西班牙士兵之手，或選擇懸梁自盡，或選擇投身于火海。據《明史·呂宋傳》記載，在這次血光之災中，有兩萬五千多名華人被殺，馬尼拉總督下令，巴連所有華人遺產，全部收歸政府所有。

　　當時的明朝是一個龐大的帝國，起初，這讓西班牙殖民者頗有些惴惴不安。然而，令他們吃驚的是，明朝的使臣對這次屠殺竟擺出一副不管不問的超然態度。使臣說，馬尼拉的華人均系未經朝廷圣批擅自出國者，凡南洋遭遇，皆咎有自取。說白了，這些人被殺被搶，都是活該。大明王朝的態度不僅是喪權辱國，而且是助紂為虐。在接下來的170年間，大型屠華事件，在菲律賓又發生了五次。

　　巴石河水依然在流淌，后來移居馬尼拉的華人稱這條河為血染的“紅溪”。河中的水草，仿佛是數萬屈死華人的魂靈，永久地飄蕩在這水天之間。只有那有名或無名的墓碑，昭示著他們曾經的存在。

　　在西班牙之后，荷蘭、英國、日本殖民者一輪又一輪的屠殺南洋華人，因為華人在南洋就是中國的棄兒，他們的身份始終不被所在國統治者認同。繁榮----屠殺，周而復始，南洋華人就是刀俎下的魚肉。華人在南洋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同時又是被掠奪被殺害的對象。在數十萬被殺戮的華人中，福建華人至少占40%，涵江人約占5%。對他們來說，南洋既是財富的天堂，也是血淚的地獄。
 
　　四
 
　　南洋之地，曾被華人當作生存的樂園，改變命運的異鄉家園，逃離中華大陸生存威脅的避風港，但殘酷的現實使他們的夢想多次破滅。在歷經磨難甚至付出生命代價之后，華人一直在尋找他們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方法和力量。他們終于在身份認同的探索中找到了華人生存的三大支柱：血緣認同、地緣認同和文化認同。1819年，曹家館是新加坡最早創建的宗親組織。1879年創建的“保赤宮”是新加坡最早出現的陳氏宗祠。之后，宗親組織和家族祠堂如雨后春筍般在南洋各地興起。1822年，客家人士在新加坡最早成立方言社團組織。1857年，新加坡瓊州會館落成。1860年，新加坡福建會館創立。在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的100年中，以地緣和業緣為核心的社團組織、商務總會遍布南洋各國。后來，這些社團及商務組織推廣至澳洲、南北美洲及歐洲各地。原先，南洋華人僅僅是靠個體的能力謀求生存之路，有了聲勢浩大的宗親組織、社團組織和業緣組織之后，南洋華人形成了一股社會力量，使南洋華人的生存空間有了較為穩固的支撐。

　　對于南洋華人來說，文化的認同是他們生存的根基。這種文化認同首先是從祭祀祖宗開始的。南洋涵江華人的祖譜前面有一句詩：“日久他們即故鄉，晨昏須上祖宗香。”這種對于祖先的懷念祭拜，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深入血脈的信仰。

　　1603年，馬尼拉屠殺之后僅僅一年，華人又建立起新巴連。而巴達維屠殺后不到三年，華人再次充斥該城。殖民者一方面需要華人作為廉價勞工，另一方面，殖民者又害怕形成華人群體記憶。因此，殖民者一次又一次地取締所有的華文學校。這種排華的計魎一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上演。1966年4月12日，印尼政府突然下令，關閉全印尼所華文學校，并以種種理由將超過60萬華人投入監獄。然而，禁錮沒有讓華人停止對于母國文化的渴望。在印尼泗水一間普通教堂的神主背后就有一間隱蔽的華文教室，秘密給華人孩子上課的教授李秀珍，據說就是涵江人。也有人說李教授是福清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教授代表了寧肯冒死，也不忘傳承中華文化的福建華人。

　　南洋華人文化認同的核心理念是“赤子情懷，休戚與共”。1909年，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從南海回國后創辦了民族企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僅三年，簡氏兄弟就捐贈五萬大洋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892年，在印尼經商的張振勛，回到中國煙臺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族企業——張裕葡萄酒廠。鑒于張裕對辛亥革命的重大貢獻，1912年，孫中山親筆為張裕公司題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包括福建僑團、興化僑團在內的新加坡18個僑團聯合致電中國政府，表示“堅決抗日”、“誓為后盾”。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南洋各地華人出錢、出槍、出人，成為祖國大陸可靠的后方基地。1938年10月10日，南洋華僑成立籌賑總會，福建集美僑領陳嘉庚當選主席，為救助戰爭中的難民作出了巨大貢獻。
 
　　五
 
　　對于南洋華人來說，時代性的困境是一樣的，時代性的機遇則各不相同。涵江在南洋的70多萬華人中，終于成就了幾十位佼佼者。在這些佼佼者中，印尼僑胞的代表人物當數金融奇才李文正博士。李博士是力寶集團的創始人及董事長，前亞洲銀行協會會長，并兼任國立印尼大學董事長、美國加州大學董事、福建國際經濟顧問。
新加坡僑胞的代表人物當數在房地產業屢屢獨辟蹊徑，巨大風險中創辦新加坡遠東機構、香港信和集團的“新加坡首富”、“地產大王”黃廷方先生。

　　出生在江口鎮后墩村的鄭天祥先生在馬來西亞經營房地產業、運輸業和酒店業，他在商業領域的成就遠不如李文正、黃廷方先生，但他任砂拉越州唯一民辦慈善機構主席一職30多年，為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98年被馬來西亞國家元首封賜為“KMN勛爵”。鄭天祥先生現為馬來西亞興安會館名譽會長并兼任砂拉越古晉二十多家華人社團的名譽主席或顧問。他為馬來西亞華人的團結奮斗嘔心瀝血，被譽為砂拉越華人的精神領袖。

　　這些佼佼者，尤其那些代表性人物，他們的赤子情懷感人至深。

　　電是工業化的基礎。然而閩中長期缺電，莆田亟待在湄洲灣建設一座大型火電廠。李文正博士急故鄉之所急，毅然在亞洲金融危機檔口投資7.55億美元，興建總裝機容量為2×36萬千瓦的湄洲灣火電廠。這是中國首家全外資電力項目，它為莆田以港興市的戰略提供了電力保障。

　　2002年6月11日，莆田學院舉行了隆重的成立慶典，結束了莆田沒有本科制大學的歷史，這是古老“文獻興邦”教育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莆田學院的成立，李文正博士是第一大功臣。2000年6月17日，李文正一行在考察湄洲灣火電廠建設項目后，冒著滂沱大雨考察莆田學院項目。為使莆田學院一開始就站在“培養全球化人才”的高起點之上，李博士承諾他親自從海外聘請16位資深教授在莆田學院任教，并承擔前五年的全部經費。同時，李博士捐資興建教學設施，并資助計算機、會計學、英語三個學科。為永志紀念，莆田學院將一座面積約10500平方米的教學樓命名為“文正教學樓”。

　　旅居印尼的黃文蘭先生，在莆田市，特別是在其故鄉涵江區江口鎮一帶，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有口皆碑。黃先生并非億萬富翁，他在印尼創辦的實業，只是一個合資的音響電器廠；在新加坡創立的得利順有限公司也是與人合作經營的企業。但黃文蘭先生五十多年如一日，把愛國愛鄉的滿腔熱情傾注在江口石庭這方古老的土地上，不僅自己傾其所有，而且動員和組織有關華人為家鄉公益事業獻出愛心。從1954年至今，黃先生自己帶頭捐獻了數百萬元港幣的資金，并通過募資先后為家鄉建成了石庭小學、華僑醫院、華僑職業中專學校、影院、幼兒園、黃滔祖祠、黃滔公園等幾十項公益工程。為感謝和褒獎黃文蘭先生作出的突出貢獻，莆田市政府于1999年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

　　囿于篇幅所限，涵江70多萬華人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熱情，對于故鄉發展的鼎力相助，這里無法一一例舉。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日益強大，涵江華人的腰桿硬了，對祖國的認同感越法強烈，他們已成為涵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支強大力量。

　　歷史進入21世紀，涵江人下南洋的腳步并沒有停止。但原因和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調查，改革開放初期，涵江約有千余人到國外謀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和2000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后，涵江出現了兩次移民高峰。新僑民出國渠道大致是：通過與國外親友團聚出國，主要移民國仍是南洋諸國；通過公費或自費留學出國，主要移民國在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洲和北美等國；通過投資移民，主要在南美及東歐地區；通過勞務出國，主要在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國。涵江的新僑民已超過10萬人，分布于30多個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涵江新僑民隊伍在迅速擴大，分布地區也在不斷拓寬。據阿根廷興化同鄉會創始人王慶蒼說，改革開放之初，只有他一人在阿根廷定居，至2004年，其家族已有70多人移民阿根廷；2004年，定居阿根廷的涵江人只有7位，現在有7000多人在阿根廷經商。

　　莆田有句諺語：“莆田無天下，天下有莆田”。這諺語的前半句是說，莆田窮得讓家鄉人無立錐之地；后半句是說，天下所有地方均有莆田人謀生的足跡。而如今，莆田新移民的腳步走得更遠，但他們不同于老一代移民。他們不是活不下去才背井離鄉的，而是帶著中國人的自豪，帶著中國人的財富，帶著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尋找新的商機，尋找新的夢想，尋找更加寬廣的生存空間。
 
　　作者簡介
    
　　王曉岳，從軍27年。軍事學院天文大地專業畢業后，在青藏高原爬冰臥雪8年，從事野外測繪工作。調蘭州軍區后，先后在國防大學、南京政治學院進修，繼而任軍區領導理論教員，后又隨調福州軍區工作。轉業后，先后在省經貿委和省委宣傳部工作，曾任處長、半月刊雜志社社長、編審。中國作協會員，在省內外發表散文、報告文學作品百余萬字，并有《八閩任扶搖》、《歷史在這里走過》等專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