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教師是指我的父親，我父親是一個農民教師。
 
　　焦黃中滲雜著白色的略為稀疏的頭發，黑里透紅的膚色掩蓋了他的清瘦，身上穿著一件已看不出是白色的襯衣，打赤的腳，父親在暑假里的任何一天，站在田塍邊，或掮著犁鈀走在小路上，就是一個十足的農民。
 
　　署假里的父親要按計劃去做他一年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按時間按季節地和我母親一起收割、犁田、鈀田、插秧、施肥，待水田里的秧苗長成綠油油的一片時，就馬不停蹄地去完成他暑假里的最后一件事：吆喝著我們幾個兄弟出力，自己用雙肩掮著手推雙輪車，往返幾次，向十多里外的鄉糧管所送公購糧，然后揣著糧所開的那張紙條幾乎是飛跑著奔向那全鄉里唯一的儲蓄所去領錢——他怕去遲了，儲蓄所里的錢用完了，那張紙條就會變成“白條”，而第二天假期就到了，因為他還是一個教師，必須準時開學，況且我們兄弟幾個也等著這些錢交學費呢。如果順利拿到了錢，父親就會滿面春風般地從儲蓄所里小跑出來，揮著雙手，因為開心而大聲地呼喊著我們：“大建、芳兒、章兒，我們回家啦！”
 
　　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乃至那個年代父親給我的最清晰最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父親是一個很“科班”出生的教師。他是六十年代初期正規師范學校畢業的高材生，吹、拉、彈、唱樣樣來得幾手,他不但是我們村里那時唯一的“秀才”，甚至在全鄉像他這樣的中師生也很少。時至今日，我還時常唱著讀初中時父親教給我的《茉莉花》、《南泥灣》等歌曲。那時我們學唱歌時，是在學校的大院子里，全校學生按班級排列全部分行坐在一起，父親就站在前面較高的黃土坎上，前面擺著一臺腳踏風琴，這時的父親儼然一位指揮家，成了眾人注目的焦點。父親是邊彈邊唱邊教的，有時還會站起來指揮，學生們也很認真，一個早讀時間就可以學會三、四首歌。但父親最拿手的，還是他的教學，他是教物理的，許多人都不太相信，連我都有些懷疑，因為平時的父親熱情、樂觀，學校的文藝活動都由他安排組織，誰還會把他跟嚴謹的物理教學聯系在一起呢？但父親確實把他的物理課教得很出色，有一學年他教的物理，在全縣初三畢業班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因此他也就當上了這間鄉下初級中學的教導主任，并且一當就是二十年。
 
　　是的，站在講臺上的父親很專業，也很敬業，從教四十多年來，他教的學生無數，也獲得了無數學生的尊敬。但在假期，父親走出校門，站在水田里，卻是一個很地道的農民，那股干農活的勁頭，就連隔壁當過生產隊長的大叔也比不過。特別在農忙季節，父親頂著烈日在田間鈀田，頭上只罩著一條舊手巾，經常連中午時間也不休息，有時母親心疼地說：“歇一會兒吧，看你干活的干勁，哪象吃商品糧的”，這時父親總是回報以“嘿”“嘿”兩聲憨笑，表達他對生產、對勞動的執著和熱愛。父親對農活也很精通，什么時候灌水，什么時候施肥，什么時候殺蟲，他總是非常適時地親自去做，而我們家的稻子也總是年年豐收，我們兄弟幾個每學年開學的學費，就靠暑假時我們把剛打好曬好的谷子送到鄉糧管所當購糧任務賣了，能基本上夠用。
 
　　我知道父親喜歡勞動的原因，在上個世紀那個特殊的年代里，父親靠勞動、靠做農民養育了我們，而勞動和農民也養育了許多象他一樣一邊種田一邊教書的教師。父親從十七歲開始做教師，直到滿了六十歲才退休，做了整整四十三年的教師，他除了桃李滿天，還有許多關于耕耘和收獲的故事深深地影響著我。
 
　　 我說我父親是一個農民教師，因為我很熱愛我的父親，就象農民熱愛土地，學生熱愛老師那樣。
 
　　鄉村女教師
 
　　許多時候，我會一個人靜靜的，想念我的老師，一位二十多年前教過我一年小學的鄉村女教師。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讀的小學是村里的祠堂改做的。至今我還記得那油漆斑駁的屋椽，烏黑的供香桌，青磚地面，石板天井，還有門口那兩條豎起叫秀才柱的石柱子。走進大堂里面，著實讓人感覺有一種古樸的書庵的環境，怪不得村里人都叫它學堂而不叫學校。我們的教室就是圍著祠堂用泥墻沏的六間小平房，整個小學校就是一個簡單的四合院。
 
　　在這樣的學校里，來了一位從城里上山下鄉的女知青做我們的老師。她也許太瘦小了，以至好象沒有足夠的力氣扛著鋤頭和其它知青一樣去上山“農業學大寨”挖梯田，被村里的老支書安排到學校做了一名小學老師。
 
　　她雖然瘦小，看上去也并不漂亮，但皮膚白凈，一雙眼睛大而水靈，說話爽快而且聲音很大，所以給人的感覺并不纖弱。她爽朗的性格使學生們很快就喜歡她了，第二天，全村里的五十多個學生娃都知道她了，見了面都爭著叫她“王老師”，她忙著熱情地一一笑著回應，并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
 
　　有一天，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要畢業了，來了一個照畢業相的師傅。自然，那時照一張相在農村來說還是一件很希罕很不容易的事。王老師說要在這鄉村照一張相，學校里的其他四位老師和全部學生都遠遠的圍成了半個圓圈爭著看。她就站在校門口的田塍上，腳下是五月的綠油油的禾田，更遠處的背景是連綿青山腳下的我們住的泥墻瓦屋。王老師側身站著，卷起褲腳和袖口，昂首挺胸，扛著一把很大的鋤頭，脖子上還圍著一條白毛巾，整個人顯得十分有精神。我們一會幾看王老師，一會看照相師傅，覺得很神奇，當照相機“卜嚓”一聲響后，我們都歡呼起來，好像我們做完了一件非常興奮的事。
 
　　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也常使我想起王老師的是發生在課堂上的一件事。那是一節數學課，王老師在黑板上和我們一起演算一道四則混合運算題，結果沒有算對，而下面的學生們發現了，一時吱吱喳喳，有幾個調皮的學生叫出了我的名字，要我上去做，因為我是班上成績最好的，也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我沒等王老師叫我就從座位上站起來，徑直走上講臺，用粉筆在黑板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叉，寫上正確答案，然后很神氣地回到座位。現在想起來，我那時是多么的大逆不道，多么的不懂事，多么的對老師不尊重啊。但當時我沒有想到這些，只是一個頑童的一時興起。王老師對我的舉動感到一時不知所措，她怔了一會兒，好象明白了什么，然后捂著通紅的臉跑出了教室。
 
　　直到放學時，校長把我叫到辦公室，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緊張地跟著校長進了辦公室，只見王老師紅腫著雙眼，顯然她哭過，并且一定哭得很厲害。但她對我進來并沒有說什么，只是校長對我說了一句：“芳兒，你是一個好學生啊，怎會這樣……”我當時多想王老師批評我，哪怕一句也好，但她一直都沒有對我說什么，只是不停地用她的小手絹擦著眼睛，好象她是做錯了事的小學生。而我的心里就更加感到不安和愧疚。
 
　　后來不久，她就和那批知青回城里去了，我也就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她了，對老師的愧疚之情也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變成了一種深深的想念。讀初中時，我想，王老師回到城里還教書嗎，她那么瘦小，學生會欺負她嗎；讀高中時，我想，王老師結婚了嗎，她的結婚照一定比那張扛鋤頭的黑白照好看吧；我考上大學后，想向她報喜，卻始終沒有找到她。
 
　　許多年過去了，對老師的想念越深，我的“愿望”也就越強烈：假如時光能倒流，我一定要回到那個單純的年代，回到那所簡樸的小學堂，親切地喊著“王老師”，做一名聽話的小學生。
 
　　（2006年6月于中山興中道1號）
 
　　作者簡介：
 
　　劉建芳，男。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協會員，藉貫江西定南。作品在《中國作家》《中國政協》《澳門月刊》《詩刊》《詞刊》等30多家刊物和《大公報》《南方日報》等報副刊發表。已出版散文集《水井邊的日子》、詩集《南方的風》《流淌的岐江》《夢中之河》《香山晨語》等5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