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還是戰士，在晉北高原當兵。一天下午，指導員通知我：母親來連隊了。
 
　　那個年代，通信聯絡太困難。走時，母親從川北老家農村發來了一封電報，講明了出發時間，而到達時間沒有確定，我也無法去車站迎接。突然接到指導員的消息，真個高興！
 
　　原來，文盲的母親坐汽車、倒火車，好不容易到了部隊駐地的縣城，才發現寫有部隊具體地址的信封弄丟了。沒辦法，只好去找民警。
 
　　民警問，兒子叫啥名字？是哪個部隊的？母親答，鄧高如，就是駐這個縣城部隊的。民警又問，城里有好幾個部隊，你只有說出具體的部隊名稱或代號，才能聯系到。母親突然想起來了說，好像駐在“威虎山”。民警一拍大腿說：嘚！大娘，我知道了。隨即去打了電話，通知了部隊。指導員立即派人趕著毛驢車來到火車站，把母親接到了連隊。
 
　　說來有趣，我們連隊駐在城里一個山崗上，這里同駐的還有師部文藝宣傳隊。宣傳隊正演《智取威虎山》，非常有名。劇中楊子榮那個帥勁，小常寶那個俏勁，座山雕那個兇勁，無不令人拍手叫絕。因戲傳名，當地群眾也就把這個叫什么崗的小山頭，叫成了“威虎山”。我寫信時好像提起過這事，母親沒有記住部隊的代號，卻記住了“威虎山”的大名。
 
　　幾天后，母親病了。一不發燒，二不拉稀，只說心慌。指導員知道后，又派人趕毛驢車送她去醫院就診，并讓我陪同。
 
　　到了師醫院，掛了內科號。主診的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女醫生，據說是田副政委的女兒。她身材苗條，五官秀雅，非常年輕，好像剛從學校畢業，還未脫離學生氣。
 
　　她頭一句就問，大娘，您哪兒不舒服？母親答，周身都不舒服。女醫生又問，主要是哪兒不舒服？母親答，心口子不舒服。女醫生再問，是什么樣的不舒服？母親答，心慌，經常莫名其妙地心慌。女醫生接著問，怎么樣心慌，您能說具體一點嗎？
 
　　母親說，就像偷了人家東西一樣心慌，害怕被逮住那樣的心慌······
 
　　聽到這里，女醫生臉紅了。說，大娘，我明白了。
 
　　我更是臉紅到了脖子根。心想，老人家，您啥時偷過人家的東西嘛？這是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嘛？怎么說出這種極不光彩的話來？真是太不像話了！
 
　　我自然立即反駁說，媽，您一個老實本份的婦道人家，怎么會去偷人家東西呢，您打的就是個比方吧？
 
　　母親不服氣，也為了表明她沒有撒謊，一字一句地說，那些年困難時期，吃集體食堂，餓慌了，我不是帶著你去偷過生產隊的紅苕嗎？還在外面燒著吃。吃完后一想，那生火燒紅苕，肯定要冒煙，要是被人發現了怎么辦？想著想著，心就慌得往外跳！你人小不記事，我可記得清楚！
 
　　誠實的母親，完全陷入了一陣對過往事情的回憶中。忘記了這是醫院，說這些話，讓兒子情何以堪！
 
　　田醫生立即得體地攔住話頭，和藹地說，大娘，我們來聽聽胸部吧。說著就用聽診器對母親的前胸后背反復聽了多次，還翻看了眼皮，查看了舌苔，檢查了血常規，最后得出結論：母親是由四川盆地的百十米低海拔，到了黃土高原千多米的高海拔，加之沿途坐車換乘過度勞累引起的精神不適癥，并非器質性疾病。吃點藥，輸幾天液，就會好的。
 
　　在回連隊的路上，母親說，這女娃兒真乖！年齡這么小，就是醫生。穿一身軍裝，人長得秀氣，說話又秀雅，醫術又高明，她給我治病，肯定能好！
 
　　果然幾天后，母親病愈，心不慌了。回四川老家幾十年，直到八十六歲去世時，心臟也沒出現過任何問題。
 
　　時光遷移，我調離了老部隊，原單位的情況逐漸陌生了。但母親還常問，田醫生可好？我也想問，田醫生你今在哪里？
 
　　那次“心慌”若干年后，我也面臨“心慌”的問題了。一段時間，我心慌得厲害，有時“咚咚咚”急跳的心臟突然停了，我還等著它往下跳呢，它卻來了個樂譜中的“切分休止符”，頓半拍，又才跳。
 
　　我過去似乎從未感到過這心臟的存在，它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地工作著。時間久了，或許有了怨氣，耍起了小心眼，來了個“顧曲周郎”。我堅持不理它，但不行，它折磨得我幾乎不能正常工作了。于是我決定利用正在原軍區機關集訓的間隙，去部隊醫院就診。陪同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在軍區機關工作的兒子。
 
　　一進診室坐下，我就想起了幾十年前陪母親看“心慌”的情景。不過，醫生此時已換成了教授，少女也換成了老翁，門外清清靜靜的場境已換成了人山人海的擁擠。
 
　　老教授抬頭便問，哪兒不舒服？我答，心臟。又問，怎么不舒服？我答，心慌得厲害。又問，怎么個心慌？我答，像一種很激動的心慌，有時還來個停半拍似的心慌······
 
　　他不停地操作著電腦，眼睛望著我，嘴巴輕張著，似乎還想讓我繼續描述心慌的表現。我又一次想起了母親當年對女醫生說的那句話“就像偷了人家東西那樣心慌”，話都到了嘴邊，靈機一動說，一種抽中了五百萬元彩票那樣的心慌！一種異常激動、緊張的心慌······
 
　　老教授略顯吃驚，后又莞爾一笑。一旁正玩手機的兒子也睜大了眼睛，好像在問：你真抽過這么大的彩票？是福彩還是體彩？啥時抽的？錢怎么用的？
 
　　我知道他們理解偏了，便急忙糾正說，一種比喻、形容罷了。
 
　　此時，門外已有就診的病人在喊：快點看，該輪到我了！老教授神態淡定，不以物擾。以商量的口氣說，我剛才從網上看了你過去的體檢情況，估計就是個勞累過度引起的心跳過速，精神性的心臟早期早搏，非器質型的病變。但是，事情都怕萬一，人體是一盤非常復雜的機器，光憑感覺還是不夠的。因此，還得上機器，做些技術性的檢查，拿出數據來，才放心啦！
 
　　我立即面有難色，不愿接受這樣的折騰——弄不好心電圖、彩超、磁共振、CT，都可能接二連三地跟著上！
 
　　老教授看透了我的心思，非常體諒地說，你想多了。醫院不是盈利的機構，醫生也不是機器的奴隸，咱們先做個最簡便的心電圖如何？隨后嘆說，哎，現代文明有一利就有一弊呀！沒有這些高科技手段擺起，你這類病，一支聽診器也能定乾坤。但有了這些高科技、高設備，若不用它，做醫生的心里又不踏實呀！
 
　　心電圖結果出來了，一切正常。老教授又說，當然還可以這樣認為，心電圖就是短暫時間的檢查記錄，不一定完全可靠，再讓你背個“盒子”接受24小時動態心電圖檢測也是可以的，但我相信你軍人的體質是過硬的，不必了。吃點藥、輸點液，休息幾天就會好的。
 
　　告別老教授，我把處方和住院證往口袋里一裝，高聲叫兒子：開車送我回集訓基地。
 
　　更滿足的是，自那次門診后，“心慌”之疾逐漸消去，不久痊愈。我想，當年美女醫生的親和、簡便和如今老教授嚴謹、現代的不同行醫風格，皆為時代使然。老教授，我們好幾年未曾謀面了，你都好嗎？
 
　　（作者系重慶警備區原政治部主任，少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