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長征路上復出的毛澤東在二渡赤水再占遵義的途中，寫下了他詩詞創作中頗為得意的《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這是毛澤東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權后寫的第一首詞作，看似在描寫婁山關戰斗戰前的凝重和戰后的悲壯，實際是寫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央紅軍險遭全軍覆沒的災難和血的教訓。西風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都是在回顧殊死搏斗的慘烈。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是狀寫湘江之戰的悲慘和震撼。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是對失去中央根據地之后，一切從零開始的感嘆。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間，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采用“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16萬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這時，毛澤東在黨中央失去了發言權，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占據了統治地位，用所謂的正規戰、陣地戰代替毛澤東創造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第五次反“圍剿”的仗越打越苦。1934年4月，廣昌失守，蘇區的北大門陡然洞開在了敵人面前，紅色政權的命運危在旦夕。
 
　　此前，毛澤東曾接連三次向中央獻退敵之策，但遭遇的卻是嗤之以鼻。當中央電令毛澤東從養病地趕回瑞金時，槍聲就在耳邊，敵人已經打到了家門口。1934年10月18日，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毛澤東親手創建的紅色根據地。被圍追堵截的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硬是往敵人布下的“天羅地網”中鉆。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強渡湘江。湘江一戰，中央紅軍和軍委兩個縱隊由8.6萬人銳減到3萬人。漂滿了湘江的紅軍尸體在烈風和霜月中發出了最悲壯的控訴，一江鮮血給幸存者帶來空前的打擊，面臨絕境的中央紅軍翻開了中國軍事史上最為沉重的一頁。
 
　　為了斬草除根，國民黨對井岡山、贛東北和閩北紅色根據地繼續實施重兵“圍剿”。1936年冬天，陳毅領導的井岡山游擊隊遭到強敵圍困。陳毅受傷又生病，在廣東和江西交界的梅嶺樹叢草莽中隱伏了20多天，心想這次大概不能突圍了，就寫了《梅嶺三章》三首絕命詩藏在衣底。第一章的“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句，第二章的“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句，第三章的“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句，都說明了陳毅“為有犧牲多壯志”的革命情操，也映出了白色恐怖下的血雨腥風和革命形勢的極端嚴峻。
 
　　1935年11月，紅軍已經開始長征，南方各根據地理應在原地長期堅持獨立斗爭。但是，中央軍委卻下令方志敏親手創建的紅十軍團離開贛東北蘇區，立即從玉山常山間挺出鐵道以北，威脅衢州，創建皖浙邊蘇區。要求贛東北軍區部隊到外線打大仗，這顯然是驅羊入虎口。當蔣介石獲得贛東北一萬多紅軍在皖南湯口鎮集結的情報后，立即下令顧祝同率20萬國民黨軍進行“圍剿”。紅十軍團在懷玉山陷入重圍，經過七天七夜的激戰，彈盡糧絕，主要領導人方志敏、劉疇西被俘。方志敏拒不接受蔣介石的親自勸降，在南昌英勇就議。堅強的贛東北紅色根據就這樣被禍害了。
 
　　本文的主旨是寫武夷山三年游擊戰爭，為何首先寫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寫井岡山和贛東北紅色根據地的陷落呢？因為不寫這些，就難以說明“左”傾軍事路線仍是閩北根據地最大的危險；不寫這些，就無法看清閩北根據地與井岡山、贛東北根據地的唇齒關系，唇亡齒寒。不寫這些，就講不清楚這些外部環境帶來的生存危機,就無法看清閩北根據地危如累卵的大勢,就無法看清堅持武夷山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意義。
 
　　二
 
　　閩北根據地是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一個重點區域。1933年10月21日，國民黨10萬大軍向閩北蘇區黨政機關所在地崇安縣（后更名為武夷山市）發起圍攻。此時，閩北軍分區仍然受制于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采用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的策略，紅軍傷亡慘重。崇安失守后，閩北蘇區與中央軍委的聯絡中斷，但仍然遵照與敵針鋒相對的方針進行反“圍剿”作戰。四渡橋炮臺是閩北蘇區首府的門戶，閩北軍分區領導命令紅軍死守四渡橋。
 
　　1934年12月，敵東路軍五十六師攻占上梅；敵西路軍二十一師占領邵武；敵南路軍四十五旅已逼近崇安四渡橋炮臺；敵北路軍二十一師占領紫溪鎮后，瘋狂向離大安僅十幾華里的黃連坑推進。閩北蘇區首府大安陷于敵軍四面合圍之中。
 
　　在此緊要關頭，閩北軍分區委于1935年初，在大安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議題是討論御敵方針。負責軍事指揮的閩北軍分區司令員李德勝主張重新組織力量，以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死守大安。閩北分區委書記黃道是方志敏的親密戰友。方志敏任閩贛省委書記時，派黃道前往崇安領導閩北根據地工作。黃道指出，閩北蘇區能在前四次反“圍剿”戰爭中發展壯大，主要取決于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和方志敏同志游擊戰和運動戰戰術思想的指導。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井岡山和贛東北根據地已經落入敵手，閩北紅軍已經失去了固守蘇區的條件，惟有撤出大安，依托武夷山區，堅持游擊戰爭才是正確之路。會議雖然分歧嚴重，但多數意見同意了黃道提出的戰略決策。
 
　　大安會議之后，軍分區教導隊一中隊奉命接替四渡橋炮臺的防務，先后殲敵2000余人，為掩護閩北分區黨政機關及直屬隊的撤離爭取了時間。1935年1月11日，一中隊完成了四渡橋阻擊任務后主動撤離，在距大安7華里的路口村，遇上了回防大安的紅二十師師長黃立貴。此時，他們獲悉敵獨立四十五旅進攻大安的一個團孤軍冒進，正朝路口村奔襲。黃立貴果斷布下埋伏，當敵軍進入埋伏圈后，紅軍居高臨下，猛打猛沖，將敵軍攔腰斬斷。敵軍被打得懵頭轉向，四處逃竄。此戰殲敵300多人，繳獲大批輕重武器，為閩北分區委黨政機關及直屬部隊撤出大安殺出了一條血路。崇安縣黨政機關隨閩北分區委機關退至武夷山坑口地區隱蔽休整。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時指出，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黃道的正確路線拯救了“一腳已經踏入鬼門關的閩北根據地”，揭開了武夷山游擊戰爭的序幕。
 
　　三
 
　　大安突圍之后，國民黨集中第七十六師、十二師、二十一師、五十六師、新編十一師、獨立第四旅、“剿匪軍”第二縱隊和閩贛兩省的保安團等10余萬人封鎖了崇安為中心的武夷山區。與此同時，對武夷山根據地的紅色基點村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殺光、搶光、燒光）政策。據統計，僅崇安一縣就有549個村莊被燒毀，4600多戶被殺絕，34000多村民被殺害。國民黨還采取了移民并村政策，強化保甲制度，實行“一戶通匪，十戶連坐”的“連環切結”法，并把百姓所有的糧食、食鹽收繳上去，嚴格登記，限時配發，妄圖切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系，把紅軍困死餓死。這給剛剛脫離根據地的紅軍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1935年2月中旬，黃道終于收到了黨中央的電報，告知遵義會議已經清算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軍事路線，要求閩北分區委改變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以武夷山為依托開展游擊戰爭。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閩北分區委決定，在組織上實行黨政軍三位一體制，黃道任最高領導，把黨領導的群眾斗爭、秘密斗爭和武裝斗爭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在崇安縣坑口區長澗源村重建閩北紅軍獨立師，下轄4個團，采用游擊戰的方式打擊敵人。剛成立的紅軍獨立師第四團，在崇安游擊隊的配合下，在崇安縣北路的黃村殲敵四十五旅一個連。接著，紅軍獨立師在師長黃立貴的率領下在磨石坑襲擊敵人，殲敵500余人，展現了游擊戰的威力。
 
　　1935年2月下旬，蓄謀叛變的軍分區司令員李德勝借口牽制敵人，將分散游擊的紅軍獨立師4個團全部拉到敵人重兵駐守的江西沿山西篁村附近的東坑集結。爾后，在分區委黨政機關向江西沿山轉移途中，李德勝謊稱偵察敵情，只身逃往篁村投敵。并立即帶領數萬敵軍“圍剿”紅軍獨立師。紅軍獨立師和閩北分區委遭受重創。李德勝還帶領敵軍包圍了紅軍醫院，將紅軍傷病員悉數燒死。他還帶領敵人破壞了紅軍的兵工廠和銀行。期間，紅軍失去了唯一的一部電臺，再次與黨中央失去了聯絡。
 
　　風云突變，武夷山的武裝斗爭再度面臨絕境。
 
　　四
 
　　黑夜漫漫，生存之光在哪里？怎樣才能帶領紅軍殘部從失敗走向勝利呢？黃道認為，閩北的黨組織和紅軍必須過三關。
 
　　第一關就是方針政策關。1935年8月，黃道在中國工農紅軍五十團的誕生地——崇安縣嵐谷鄉黃龍巖村主持召開了閩北分區委擴大會議，會議對堅持武夷山游擊戰爭作出了戰略性的轉變：軍事戰略上以武夷山為依托開展內線防御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游擊戰，積極向敵后挺進，開辟游擊新區； 政治策略上實行“白皮紅心”政策，與同情革命的保甲長、大刀會建立統一戰線，集中力量打擊少數頑固敵對分子；在政治方針上變打土豪為向土豪籌款，改分田地為減租減息，教育和發動人民群眾參與和支持武夷山游擊戰爭。這次戰略性的轉變既是對國民黨“圍剿”蘇區的反擊，又是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清算。
 
　　第二關就是軍事斗爭關。到1935年底，武夷山紅軍游擊隊已經學會了在各種惡劣條件下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在武夷山以東的浦城、松溪、政和，以南的建陽、建歐、順昌，以西的光澤、邵武，以北的江西沿山、資溪、貴溪方圓數百公里地域開辟了游擊區，搞得當地反動的地方武裝不得安寧。敵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隊調往上述十多個縣城增援。國民黨軍一旦分散于眾多山區作戰，便失去了主動權，被游擊隊牽著鼻子在深山狹谷中轉悠，東撲一陣，西撲一陣，如老虎吃天，疲于奔命。敵人在武夷山區設立的五十道防線不攻自破，這給武夷山中心區域的游擊戰創造了條件。崇安中心縣委成立了游擊司令部，在敵人封鎖線上、據點周圍、碉堡腳下，剪電線、埋地雷、摸哨兵、打伏擊，使得敵人夜里龜縮在碉堡和據點之內不敢出來，封鎖線成了擺設。此時，“白皮紅心”政策發揮了很大的效應，潛伏在白區的黨員利用合法身份策動大刀會以及“白皮紅心”的保甲長們為紅軍和游擊隊籌集到數百擔糧食和大量食鹽、藥品。我敵工人員張彩姬還成功策反了敵四十五旅一個手槍班，攜帶武器加入游擊隊。
 
　　第三關是動員群眾關。在開展武夷山游擊戰爭的第一年，僅武夷山區就發展黨員30多人，新建了十幾個黨支部和一個地下交通站，宣傳和組織群眾工作深入人心，貧苦農民自覺投入游擊戰爭，涌現出許多感人的故事。
 
　　北鄉嵐谷區染溪村黃有明三兄弟因為紅軍游擊隊送糧送鹽，被民團在鍋中投毒害死，但染溪村的群眾仍冒著生命危險支援游擊隊。地源區婦女干部連鳳玉，一家三位親人數十次為紅軍送糧送鹽，慘遭敵人殺害。連鳳玉說，只要還有一口氣，我還要到敵占區買鹽買糧買藥，送給紅軍。嵐谷區江陣村接頭戶王瑞嬌，長年為紅軍送情報送糧食。1936年4月，由于本村地主告密，被敵人抓去嚴刑逼供，老虎凳、釘竹簽、燒乳房、灌辣椒水等酷刑用盡也撬不開王瑞嬌的嘴。敵人就把她的丈夫和兒子抓去相威逼，直到丈夫和兒子在她面前被殺害，她也不肯低頭就范。后來，敵人以為王瑞嬌斷氣了，就把她扔在山崖下。王瑞嬌被群眾救了，傷愈之后，仍然堅持為紅軍游擊隊送情報送糧食。
 
　　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人民群眾無畏無懼，一心向著共產黨，這使閩北紅軍在武夷山區牢牢地扎下了根基，并經受住了游擊戰頭一年最為嚴峻的考驗。1935年冬，閩北紅軍獨立營再次擴編為獨立師，成為武夷山三年游擊戰爭的主力部隊。
 
　　五
 
　　1936年，武夷山游擊戰爭進入第二年。這年1月14日，國民黨行政院任命張發奎為閩浙贛邊區“剿共”總指揮。張發奎改變以往全面出擊戰略，派出“剿總”一半兵力（兩個縱隊十萬人）對武夷山游擊區進行重點“清剿”。
 
　　這時的張發奎部成了聾子和瞎子，直至當年5月還沒找到閩北紅軍主力。其實，紅軍主力早已在武夷山外圍活動。1936年春，閩北紅軍獨立師師長黃立貴率部直插閩東北，在寧德牙竹坑與葉飛領導的閩東紅軍游擊隊會師，打通了閩北與閩東兩塊根據地的聯系。是年4月，黃道、黃立貴、葉飛等在政和與周寧交界的洞宮山舉行會議，成立了中共閩贛省委，黃道任省委書記，葉飛代表省委領導閩東游擊戰爭。此舉，形成了對閩北和閩東的統一領導，加強了革命武裝的戰斗力。
 
　　1936年5月，黃立貴率領的紅軍獨立師兵分四路，在運動中擊潰了唐景天率領的敵四十五師。是年7月，紅軍獨立師和崇安游擊隊展開了對敵“圍剿”部隊的全面反攻，捷報頻傳，紅軍隊伍迅速擴大。8月，閩贛省委決定，將原閩北特委劃分為四個分區委，閩北紅軍獨立師改為縱隊編制。1936年冬，以崇安為中心的武夷山游擊區得到鞏固和發展，形成了以崇安坑口、大安、嵐谷等8區為中心的廣大游擊區域。1936年是武夷山三年游擊戰爭中最為輝煌的一年。
 
　　六
 
　　1937年，武夷山游擊戰進入第三年。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六項主張。蔣介石陽奉陰違，一面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一面調派重兵，對南方8省各游擊區進行大規模“清剿”。其中，武夷山根據地成為這次“清剿”的重中之重。
 
　　為徹底斬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系，國民黨實行了最慘無人道的移民并村政策，崇安縣超過一半人口（約八萬余人）被趕出自己居住的村莊，并采取“一家通匪，十家殺光”的野蠻政策，大批群眾被殺害，大量村莊被燒毀，尸首遍野，血流成河，崇安崇山峻嶺之處均成為無人區。與此同時，國民黨軍在民團的帶領下日夜不停地搜山，將紅軍住的竹寮、草棚、山洞悉數燒毀，把紅軍壓縮在幾處原始森林之中，然后進行燒山。1937年3月，閩北獨立縱隊政委吳先喜在光澤戰斗中英勇犧牲。同年7月，縱隊司令黃立貴在邵武為掩護部隊突圍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紅軍主力突圍后僅剩400余人。閩贛省委隨紅軍余部轉移至光澤與建陽交界處的豬母崗。這里是遠離村莊和交通線的大山深處，除派人到敵占區尋糧之外，只能天當被，地作床，草根野菜當干糧。無油無鹽的野菜吃得人面黃肌瘦，四肢無力。有天，黃道帶頭盛了一碗苦澀的野菜大口大口地吞咽，他笑著問大家，“什么時候最快活？”有的說，“打了勝仗最快活”；有的說，“跑累了，睡一覺最快活”，黃道用筷子敲了敲碗邊說，“肚子餓極了，吃下這碗野菜最快活。”黃道以堅定的革命信念頑強的斗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感染和激勵著紅軍官兵，使他們堅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就在前頭。
 
　　1937年8月，黃道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國共談判的消息，隨后葉飛從閩東轉來“黨中央關于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指示”。1937年9月，黃道收到國民黨江西省光澤縣縣長高楚衡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受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委托，要求與閩北紅軍領導人談判。隨信還寄來朱德、彭德懷就任八路軍正副司令員的《通電》以及范長江寫的《西行紀事》通訊。
 
　　1937年9月，談判達成協議：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國民黨部隊撤出崇安駐地，以保障閩北紅軍和游擊隊下山接受改編的安全。
 
　　1937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分局領導項英、陳毅委派顧玉良、孫克驥來到崇安游擊區，向閩贛省委傳達黨中央關于閩北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團的指示。整編地點原定在崇安縣的大安。由于崇安至分水關一線的國民黨駐軍遲遲不肯撤出，整編地點后改為江西鉛山縣石塘鎮。消息傳來，隱蔽于各處養傷養病的紅軍官兵紛紛歸隊，幾天內到達石塘的紅軍人數已達800多人。在石塘整編期間，閩贛省委開展了大規模擴軍，不到一個月，新編的抗日義勇軍已擴充到1300多人。1938年2月9日，抗日義勇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鐃守坤為團長，曾昭銘為政委。2月25日，新四軍第五團奔赴皖南抗日前線。
 
　　1939年1月至12月，日軍連續五次進攻繁昌。繁昌是皖南的門戶，是重要的戰略要地。新五團頑強阻擊，打退了日軍的五次進攻，創造了繁昌保衛戰的輝煌勝利。
 
　　在“皖南事變”中，新五團擔任保衛新四軍軍部的光榮任務，頑強血戰數日，絕大多數官兵為國捐軀。葉挺軍長贊譽新五團不愧是武夷山人民的優秀兒女，不愧為新四軍的楷模。
 
　　1939年5月，調任中央東南分局委員兼任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和新四軍南昌辦事處主任的黃道被敵人設計殺害。陳毅在《悼念黃道同志》一文中說：“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殉難后，東南半壁的領導責任完全落在黃道同志一個人身上。在三年游擊戰爭中，黃道同志盡了他畢生的絕大努力，也發揮了無比的革命天才。浙東南、贛東北、閩北三大地區的黨務、軍事、政治、民運諸工作，都是在閩贛省委領導下進行的，黃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領導重心。
 
　　在與黨中央隔絕的情況下，在進攻者長年包剿下，黃道同志獨立支撐、頑強堅持，終于完成了保衛革命陣地，保持革命組織的光榮任務，所以能夠以一支強有力的部隊編入新四軍來適應抗日戰爭之爆發，這是黃道同志對革命，對民族的絕大貢獻。”
 
　　陳毅對黃道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是對武夷山三年游擊戰爭的科學總結。說“閩北游擊區，是南方八省一塊重要的戰略支點”，恰如其分。她像一棵參天大樹，撐起中國南方游擊區的一片藍天。她之所以不懼風刀霜劍、凄苦酷寒，是因為無數紅軍烈士和革命群眾的鮮血滋養著武夷山這塊土地。
 
　　紅旗不倒，血沃武夷。
 
　　作者簡介：
　　王曉岳，作家，畫家，出版作品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