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紅四方面軍巴山女紅軍和巴山游擊隊，我便熱血沸騰。
　　我雖然不是紅二代，但卻有著很深的紅軍情結。這源于我來自川陜革命根據地，當年徐向前總指揮率領紅四方面軍在我的家鄉揮戈躍馬、痛擊白匪，成千上萬的紅軍戰士倒在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埋尸骨于大巴山的荒山野嶺。八十年之后，巴中市人民政府在通江縣王坪建造了一座世界最大的烈士陵園，存列了兩萬七千多位紅軍烈士的遺骨。烈士的鮮血染紅了那片土地，根據地人民又把它叫做紅色的土地。說起紅色文化，我的家鄉滿山遍野都是紅軍文化，每座山、每棵樹、每塊石頭上都記載著紅軍的傳奇故事。一提起當年的紅四方面軍，根據地人民張嘴便可講述一段紅軍故事，開口便可唱一首紅軍歌謠。
　　1932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未能打破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第三次圍剿被迫撤出鄂豫皖，向西實行戰略轉移。1932年12月18日經陜南進入川北，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創建了川陜革命根據地。1933年2月初，時任紅四方面軍第11師政委李先念帶領1個團，在我的家鄉南江縣長池壩中魁山阻擊川軍田頌堯6個團的瘋狂“圍剿”。1933年2月25日，數倍于紅軍的敵人向紅軍發起三面圍攻，成梯次沖鋒，向中魁山傾瀉大量的迫擊炮彈。李先念不幸右臂和身體多處被炸傷，鮮血如注。但他卻仍然堅守在戰場上，用左手拿電話指揮了三天三夜的戰斗，斃傷俘敵2700余人，取得了全線反“三路圍攻”以來的一次最大勝利。  
　　戰斗結束后，李先念在長池壩龍池書院養傷，當地群眾非常關心李政委的健康，送臘肉、雞蛋、麻餅，醪糟的絡繹不絕。
　　我父親何朗書在河里捉了不少魚送到龍池書院給李先念補身子，門衛不讓他進，爭吵聲中李先念聞訊走了出來，弄清爭吵原因后，同意把魚收下但卻要付魚錢，我父親堅決不收錢，李先念說我們紅軍有鐵的紀律，你不收錢就等于讓我犯錯誤。父親只好很不情愿地收下魚錢，回到家中卻遭到家人的指責，埋怨他不會辦事，便給他出點子又送過兩次魚，偷偷把魚從龍池書院大門扔進去，李先念讓身邊人員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來是誰給他送的魚。
　　警衛員從老鄉家里買來一只雞給李先念燉好端去讓他吃，他卻再三盤問這只雞的來歷，當確認已付給老鄉錢了之后，便把身邊工作人員全部召集起來，一起吃了那只雞。
　　……  
　　國民黨反動派并不甘心在長池壩戰役中的失敗，蔣介石又責令劉湘調遣田頒堯、楊森等數萬人馬繼續圍攻長池壩。紅軍與數十倍于己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一場殊死較量，仗打得異常激烈。李先念雖在龍池書院養傷卻情系戰場，每天帶著傷痛與原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長赤縣蘇維埃主席徐如萬一起商量擴紅支前，肅清根據地反動敵對勢力。此時紅四方面軍已創建了長赤縣蘇維埃政權，把長池壩的“池”字改為“赤”字，也就是要赤化長池壩的意思。  
　　前方戰斗激烈，后方形勢也十分嚴峻，各種地方反動武裝相互勾結，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不時地對長赤縣蘇維埃各級政權發動襲擊，不少農會、工會、婦救會干部時常遭到敵特暗殺。此時正值插秧季節，反動民團卻毒死老百姓的耕牛，放干老百姓冬水田里的水，目的是不讓老百姓栽上秧，造成根據地恐慌和混亂。試圖讓紅軍斷糧斷炊，長池壩的老百姓已經家徒四壁，望田發愁。為了幫助根據地人民做好春耕生產工作，紅11師決定兵分兩路，由師長倪志亮帶兩個團繼續追擊白匪，一個團的兵力留下來幫助老百姓收水插秧，由李先念親自指揮。張琴秋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的任務十分艱巨，一是保衛長赤縣蘇維埃紅色政權，二是保衛紅軍醫院一千多號紅軍傷病員，國民黨反動派和各種地方反動武裝一直對這兩處虎視眈眈，婦女獨立營不敢有半點閃失。　　　　　　　
　　當時長池壩的群眾雖然動員起來了，但有的人受國民黨的蒙騙較深，分了田還不敢插牌子。有的落后，還偷偷跟有錢人聯絡感情，態度搖擺不定。主要是反動民團近期在長池壩又死灰復燃，興風作浪，神出鬼沒，那兒放把火，這兒打幾槍，威嚇那些膽小的人不敢與蘇維埃接近。李先念和張琴秋便配合長赤蘇維埃召開公判大會，公開鎮壓幾個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人民群眾的士氣。為解除反動民團對長赤縣蘇維埃政權造成嚴重威協，李先念又親自指揮紅32團和婦女獨立營拔掉了反動民團這顆毒瘤。
　　紅軍醫院就設在我家大院里，父親參加了擔架隊，白天黑夜不停地運送紅軍傷病員，我母親和村子里的婦女自覺組織起來救護紅軍傷病員。  
　　戰斗最激烈的那幾天，傷員每天源源不斷地從戰場上抬下來，屋里安置不下，屋外階沿上、院壩里全部躺滿了傷病員。 原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因得罪了張國燾，被貶為紅江縣（今通江縣紅江鎮）縣委書記，后又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李先念率領的紅11師進駐長池壩后，總部派張琴秋率領通江婦女獨立營到長池壩配合紅11師作戰，主要任務是保衛長赤縣蘇維埃紅色政權和紅軍醫院。  
　　婦女獨立營后來又擴建為婦女獨立團，由張琴秋擔任團長。婦女獨立團的女戰士絕大部分都是通（江）、南（江）、巴（中）窮苦人家的女孩子，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川北地區命運最悲慘的童養媳。童養媳是川北地區的特產，廣大婦女深受帝、官、封和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壓迫和束縛，苦難尤其深重。生活在極端貧困和文化極端封閉的山區，使那些正處花季的女孩子過早地經歷了磨難。長池壩的女子勞力特別好，栽秧打谷、耕田犁地、背、挑、抬樣樣不比男人差。
　　她們中許多人不滿十歲就被當作商品一樣販賣，十二三歲的時候就要擔負起養家糊口的擔子，成為受盡剝削和欺凌的童養媳。更有甚者，十七八歲的姑娘嫁給一個幾歲的小丈夫當媳婦，實際上就是買來的一條牲口，孝敬公公婆婆，伺候小丈夫，煮飯喂豬，打柴割草，還要下地干農活，經常挨打挨罵，受盡苦難。  
　　這幫苦大仇深的女孩子在張琴秋的帶領下，很快便成長為能文能武、能征慣戰的紅軍女戰士。她們火線抬擔架、救護紅軍傷員，有時還直接拿起槍桿子配合紅軍主力作戰。婦女獨立團的女戰士們每天輪流到醫院為傷病員洗衣服、擦洗傷口、喂水喂飯，還為他們唱歌跳舞，慰問演出，我母親便天天和這些英姿颯爽的巴山女紅軍們打交道。張琴秋也經常到紅軍醫院來，母親無數次領略了這位傳奇人物的風采。
　　……
　　一九三五年二月，紅四方面軍奉令撤離川陜革命根據地，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共同北上抗日。經總部研究決定，留下300余人槍組成留守陣地游擊隊，后又組成紅軍獨立師，一度發展到1200余人。其任務就是鎮守川北陣地，等待紅四方面軍北上打敗日本鬼子回四川時才有落腳的地方。  
　　紅軍主力撤出川陜革命根據地后，劉湘等國民黨反動軍閥糾合一起，擬定綏靖計劃，對川陜革命根據地實行清剿。緊接著，國民黨反動派的“清共委員會”、“清共隊”、“清鄉軍”、“偵緝隊”、“檢查所”等窮兇極惡的反動軍閥和地主還鄉團，對蘇區人民和巴山游擊隊實行血腥鎮壓。在川陜革命根據地這塊神圣的土地上，朝夕出入老百姓家里、深山老林里，進行慘無人道地大搜捕、大燒殺，尋找巴山游擊隊，妄圖撲滅革命的火種，腥風血雨迅速籠罩著川北地區。  
　　面對險惡的形勢和國民黨的瘋狂鎮壓，師長劉子才率獨立師沉重地打擊了漢中地區的反動民團，不但給勉縣、褒城和南鄭三縣民團聯防以摧毀性的打擊，而且震懾了其他反動民團聯防，不敢輕舉妄動。紅軍獨立師軍威大振，乘勝出擊，給漢中地區的反動民團以連續性反擊，打一仗，勝一仗，反動民團聞風喪膽，豪紳地主驚恐萬狀。紅軍獨立師在白巖河、西溝、旁上、大田壩和唐家壩一帶打土豪、分田地，擴大紅軍隊伍。所到之處，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他們主動給紅軍送糧、送菜、送肉和送情報。要求參加紅軍獨立師的人越來越多，全體指戰員的戰斗熱情越來越高。
　　正當游擊隊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時候，劉子才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完全違背陳昌浩政委交待任務時，反復強調要擴大到一個軍，才能到壩下去的指示精神，錯誤地把獨立師拉到陜南與國民黨胡宗南的主力部隊打硬仗，前后不到半年時間，獨立師便所剩無幾。在最后一次惡戰中，由獨立師二營營長趙明恩率殘部殺出重圍，歷經艱險重新回到大巴山上。一清點人數，原來的一千多人只剩下56人了。獨立師黨委召開緊急會議，集中火力批判了劉子才所犯嚴重的左傾錯誤，宣布撤銷他師長職務，到炊事班做飯。大會一致決定整編部隊，將獨立師改為巴山游擊隊，由趙明恩擔任大隊長。會議討論并一致同意了趙明恩提出的“打陜安川，團結抗日”的戰略方針。也就是以南江縣北部桃園一帶山區作為游擊根據地，充分依靠根據地群眾和原蘇維埃的干部，來發展革命力量。爭取南江地區的地方勢力，與游擊隊合作，或者使之中立，以求得游擊隊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后方，主要打擊陜西富豪，以擴大革命的影響。  
　　趙明恩原屬川東游擊隊王維舟的部下，由于長期從事地下活動，對打游擊他是頗有經驗。再加之他精讀過“三國演義”，依葫蘆畫瓢，完全按照當年諸葛亮治軍的那一套讓巴山游擊隊重振旗鼓，很快便發展到七百多人，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嶺里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趙明恩的游擊隊不僅與人民群眾建了深厚的魚水關系，而且還善于與周邊地區的國民黨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武裝搞好統戰關系，并達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協議，在很長一段時間彼此相安無事，為巴山游擊隊的發展與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趙明恩在巴山游擊隊所在地桃園重鎮成立了厘金局大力發展經濟，以極大的優惠政策和武裝保護措施，吸引川北、陜南的商人到那里經商做買賣，生意做得十分紅火。
　　我父親十五歲便當了巴山背二哥，長年行走在大巴山崇山峻嶺之間。把川北長池壩的桐油背到陜西漢中，然后再把那邊的日用百貨背回長池壩，往返行程一千多公里。背二哥日曬雨淋，餐風露宿，沿途道路兇險，稍有不慎便有掉下萬丈深淵的危險，生活艱苦之程度自然不必細說。更可怕的是沿途經常有土匪強盜出沒，輕者只是劫了背二哥的財物，重者連性命都難保。有一回父親在去漢中的途中遇到一伙土匪，搶了他的財物不算，連身上的衣服都給拔了，只穿著一條短褲逃脫了性命。鑒于這種情況，巴山游擊隊便組織了一支護商隊，用武裝保護行商和運送貨物的背二哥財產和生命安全，父親經常為布商背布到巴山游擊隊大本營進行交易，跟趙明恩和劉子才都混熟了。
　　此時國共已經開始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開赴前線抗日。可是蔣介石死活不承認巴山游擊隊，誣蔑是土匪，連連下令剿滅。趙明恩帶領英勇的巴山游擊隊在崇山峻嶺中與前來圍剿的敵人巧妙周旋，晝伏夜出、采取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疲我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一直牽著敵人的鼻子走，前后共粉碎敵人大大小小數百次圍剿，打死打傷敵人數千余眾，川北、陜南一帶的地方武裝一提起趙明恩的名字便聞風喪膽，根本就不敢跟游擊隊打照面。國民黨只好派正規軍進剿，但在大巴山那茫茫的原始森林里，連游擊隊的影子也找不見，然而游擊隊卻利用復雜而又熟悉的地形，在暗處不斷地偷襲敵人，加之有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隨時通風報信和補充糧食彈藥。敵人是正規部隊，哪經得起這種長時間的蘑菇戰，往往還沒有與游擊隊正面交鋒，便損兵折將，接二連三地以失敗而告終。
　　然而國民黨卻并不心甘失敗，抽調駐防陜西的精銳部隊289旅限期剿滅巴山游擊隊。289旅兵力多達七千多人，加上配合行動的地方武裝總共一萬多人，遠遠高出巴山游擊隊十多倍。敵人數量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窮兇極惡、老奸巨滑的李子猷把巴山游擊隊比作魚，把周圍的老百姓比作水；他要采取放水捉魚的戰術，把方圓數十里的老百姓全部趕下山，與巴山游擊隊徹底隔絕。然后對游擊隊實行拉網式的鐵壁合圍，待游擊隊彈盡糧絕時，李子猷又派若干小股部隊鉆進深山趕魚碰網。英勇的巴山游擊隊與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地斗爭，由于交通站和地下黨組織遭到敵人全部破壞，又斷絕了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彈藥、糧食和衣服成了嚴重問題。此時正是數九寒天，游擊隊戰士還身穿夏天的單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嚴寒。餓了啃樹皮，渴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分游擊隊戰士不是與敵人交戰而犧牲，而是在這極其惡劣的環境里凍餓而死。在這最關鍵的節骨眼上，巴山游擊隊直屬連連長管青山又叛變投敵，充當敵人的鷹犬，因為他全部掌握了巴山游擊隊秘密宿營地和行動規律，游擊隊走到哪敵人跟著哪，最后終因敵我力量懸殊太大，寡不敵眾，除趙明恩、劉子才等極少數幾個人突圍脫險外，近千名游擊隊戰士全部壯烈犧牲。趙明恩帶著他的貼身警衛突出重圍后，原計劃返回老家達縣拉隊伍，重新組建巴山游擊隊。然而平時跟他最親近的警衛員楊芝芳經受不起考驗，認為游擊隊大勢已去，便在突圍后的第三天半夜里對趙明恩下了毒手，割下了他的頭顱向敵人邀功請賞。
　　劉子才單槍匹馬突出重圍，經鋼廠、青木關化裝到勉縣，轉入漢中八里鋪，買了九十多斤棉花，取道鋼溪河、大核桃樹、大河口、下兩河口到我家鄉南江縣長池壩游擊隊員朱永安家，化名陳機匠，以紡紗織布為掩護。這位游擊隊員是半年前趙明恩見形勢不妙，便作好了最壞的打算，派遣他回到家鄉潛伏，萬一巴山游擊隊失敗，便由他負責聯絡把失散的游擊隊員組織起來，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劉子才和朱永安不負趙明恩所托，很快便聯絡了三十多個失散的巴山游擊隊員，時刻準備消滅敵人。他們要讓李子猷知道，巴山游擊隊沒有完。
　　半年之后，劉子才以為風聲已過，便派姓朱的到縣城打探消息，準備收集舊部，東山在起。那知朱永安在縣城一露面，很快便被楊芝芳認了出來。此時楊芝芳已被李子猷提升為特務連連長，其任務是專門逮捕漏網在逃的巴山游擊隊成員。楊芝芳帶人不露聲色地跟蹤，輕而易舉地抓獲了劉子才和姓朱的游擊隊員。
　　行刑這天正逢趕集，方圓幾十里的老百姓都趕來為劉子才送行，真可謂人山人海，把個刑場圍得水泄不通。劉子才的目光在茫茫人海中竟認出了父親，還笑瞇瞇地向父親點了點頭。行刑前，劉子才慷慨激昂地向老百姓進行演講：
　　“鄉親們，共產黨人是殺不絕的。別看反動派的氣煙暫時囂張，但遲早是要滅亡的。請大家相信我們的革命一定會成功，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一定會到來。我劉子才是一個犯過大錯的人，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為此我遺恨終身。鄉親們，永別了，我劉子才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
　　人群里不少人失聲痛哭，就連我父親這樣的剛烈漢子也流下了難過的眼淚。有人還情不自禁地跟著劉子才呼起口號，荷槍實彈的敵人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威脅著呼口號的人，刑場一片大亂。敵人害怕老百姓劫法場，便提前下令行刑。
　　當天深夜，我父親和幾個膽子大的鄉親，冒著生命危險將劉子才的尸體偷出來埋葬在后山腳下的一個大樹腳下。
　　歷時四年之久的巴山游擊隊，至此徹底不復存在了！但巴山游擊隊的英勇事跡卻在我的家鄉世代傳頌。
　　我從小就聽父母講述紅軍故事，講得最多的便是巴山女紅軍和巴山游擊隊。參軍時部隊首長是老紅軍，在京30多年間又接觸過數十位紅軍老將軍，有著很深的紅軍情結，故而長期致力于紅色文化宣傳，創作過許多紅色文學作品，拍攝過多部紅軍題材的影視劇。八十年代初我便沿著當年巴山游擊隊的活動路線走了一遍，采訪搜集了大量有關巴山游擊隊的資料，便暗下決心一定要根據巴山游擊隊那段傳奇故事，創作一部反映巴山游擊隊的長篇小說，拍攝一部反映巴山游擊隊的電視連續劇。
　　1985年冬天我拍完電視劇《路魂》（后改片名《天和地之間》）之后，便再次深入巴山游擊隊大本營南江縣北部光霧山腹心地帶的魏家壩、桃園、大壩、大小蘭溝、柑家椏等地體驗生活，編劇創作出了20集電視連續劇文學劇本《巴山游擊隊》，當即得到了時任南江縣委書記楊清鏞、縣長劉崇壽等領導的大力支持，還破例邀請我列席了縣委為此專門召開的五大班子主要負責人會議，會上大家一致表態，縣里再困難也要像當年支持紅四方面軍那樣支持反映紅四方面軍巴山游擊隊的這部電視連續劇拍攝，令我當場感動得熱淚盈眶，也當場向五大班子領導拍著胸膛發誓，不管千難萬難，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這部電視劇拍攝。
　　于是我便肩負著神圣的紅色使命，首先聯系攝制單位。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影視機構見我抱著劇本找上門去，個個眉開眼笑熱情接待，當他們知道我只有本子沒有票子時，又立即變臉對我說：“你看我這辦公桌上的劇本堆了一人高都找不到錢來拍，哪還有錢來拍你這個東西呢？”
　　我被一家又一家的影視機構轟出門后，便決定先找攝制經費，等有了錢再去找攝制單位可能性質就不一樣了。為征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攝制經費，我踏遍川陜大地，歷時兩年多時間，行程幾萬里，磨穿嘴皮，皮鞋都跑爛了好幾雙，結果一無所獲。
　　后來時任南江縣委副書記兼政協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告訴我，他認識原紅四方面軍老將軍、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兼西藏軍區司令員陳明義，讓我去請他為20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題寫片名并擔任顧問，爭取成都軍區支持可能還有希望。于是我又滿懷信心帶上大哥的親筆信，去成都軍區拜見陳明義老將軍。
　　到了成都我住在成都軍區后勤部招待所，大著膽子按我大哥提供的電話給陳副司令員直接通個電話試試看。跑到招待所值班室撥通陳副司令員家的電話卻是二號首長總臺電話號碼，一位女話務員問我：“請問您找誰？”
　　我說：“找陳副司令員。”
　　女話務員問：“您是哪個單位的，叫什么名字，找二號首長有什么事情？”
　　我說：“我是從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縣來的，也就是二號首長當年打游擊的地方。我是當地作家，根據當年紅四方面軍巴山游擊隊的真實事件編劇創作了一部電視連續劇，想請陳副司令員給題個片名，呈上一本劇本請他審查并提出修改意見。”
　　女話務員客氣地說：“那您等等。”
　　我聽見女話務員撥通了陳副司令員秘書的電話，便如實轉達了我以上那段話，只聽見陳副司令員秘書說等一會兒，幾分鐘后秘書便請話務員轉告我明天上午十點鐘去首長家見面。
　　女話務員又向我重復了一遍，我心中一陣狂喜，連聲向那位女話務員致謝，放下電話跑回房間便詳細檢查劇本還有沒有錯誤的地方，直到深夜一點多才看完。
　　第二天早上還不到九點我拿著劇本到成都軍區大院門口等待，等到十點鐘我才到值班室登記，經過一番周折經過二號首長臺同意，值班人員才讓我登記給我開了出入單。我拿著出入單七彎八拐地找到陳副司令員獨家小院，到了門口按了一下門鈴，大門很快開了一個小窗口，我便立即把出入單遞給了門內哨兵，打開大門放我進去。
　　我快步走進陳副司令員的客廳，警衛人員先接待我坐下，并給我倒了一杯水，讓我稍候，他去通知首長秘書。秘書很快出來見我，簡單說了幾句話，便上樓請首長去了。不大一會兒便傳來一陣下樓的腳步聲，只見陳副司令員神采奕奕，笑容滿面地朝我走了過來。我趕緊站起身，向陳副司令員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并響亮地叫了一聲：“首長好！”
　　陳副司令員笑呵呵地說：“一看你小伙兒當過兵！”隨即跟我握了一下手，并示意我坐下。  
　　隨后陳副司令員便問我哪年入的伍，當的什么兵，哪年退的伍，現在什么單位工作，老家是南江縣哪個地方的。我便一一作了回答，并簡明扼要地向陳副司令員匯報了由我以當年巴山游擊隊為歷史題材，編劇創作了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懇請陳副司令員擔任該劇顧問并題寫片名，同時懇請成都軍區給予包括攝制經費在內的大力支持。
　　一提到巴山游擊隊陳副司令員便侃侃而談起來，他說他見過趙明恩，是一個很有水平的人。他有一個妹妹叫趙明珍，跟他一起參加的紅軍，現在武漢軍區干休所休養。陳副司令員還回憶了當年他隨紅四方面軍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生活戰斗的一些主要事件，他到過我的家鄉。他還提到當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巴山兒女》請他當顧問，便有機會隨攝制組故地重游，是我那時任南江縣委副書記兼政協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全程陪同他。
　　陳副司令員還說：“我現在已經退下來了，只是軍區的顧問，顧問顧問，是顧而不問，你的電視劇我是幫不上忙了。我可以給原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著名書法家、詩人魏傳統將軍寫封信，請他給你題寫片名，或許還能為你引見一些為你的電視劇有幫助的人。”
　　陳副司令員讓我稍候，他上樓去給魏傳統寫信。半小時后他便下樓把寫好的信以及魏老家的住址電話交給我，同時還把趙明珍的電話告訴了我，最后在他大門口與他合了影，臨別時陳副司令員拉著我的手，鼓勵我無論千難萬難，也要將巴山游擊隊搬上銀屏，讓后人不要忘了前人，勝利來之不易，同時也讓趙明恩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得不到成都軍區實質性的支持，于是我又帶著陳明義老將軍給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魏傳統老將軍的親筆信，連夜趕到了首都北京。
　　我住在西單缸瓦寺中共中央編譯局一個半地下室招待所，條件雖然簡陋，但環境條件卻處于黃金地帶，交通四通八達，還是經關系引薦才住進去的。放下行禮我便趕緊給魏老將軍打電話，正好是他本人接的，當我簡單說明來意后，他爽朗地告訴我，陳明義副司令員早就給他打了電話說明了我的來意，他一直在家等著我，并讓我明天上午到他家里去。
　　與魏老通完電話心情特別好，晚飯也顧不上吃，便坐門口的22路公共汽車跑到了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儀容，然后到天安門廣場瞻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當我凝視著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的時候，耳邊便響起了兒時讀過的那篇課文：“紅墻、白瓦，又高大，又美麗……”。
　　夜幕已經降臨，但我卻久久不愿離去。我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神情肅穆地注視著天安門城樓，腦子里陷入了深深思索，思索過去，思索今天，思索將來，思索我們走過的這條漫長的路，思索我們這幾代人……
　　魏老家住在宣武門附近，離我住的缸瓦寺只有幾站地，但第二天我還是一打早便按陳副司令員給我提供的地址在教子胡同里找到了魏老的家，這是一處十分簡陋的獨門小院，跟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沒有什么兩樣。時間還早我不敢驚動魏老，便在附近來回地散著步，一直等了兩個小時大約九點鐘的樣子我才過去敲響了魏老的大門。一位當兵的勤務員開了大門問了我的來意后，隨即進去向魏老報告，幾分鐘后魏老和他夫人劉超便一起來到客廳，揮手示意我坐下。我展眼打量著這位極富傳奇色彩的魏老將軍，穿一身嶄新的將軍服，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瘦長臉，高顴骨，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卻顯得鐵骨錚錚，正氣浩然。關于魏老高風亮節一身正氣的事跡以及他的傳奇人生早有耳聞，從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折射出的逼人銳氣便能說明他的眼睛里滲不得沙子，容不得邪惡的東西。他老家是四川達縣蒲家場人，跟原國防部長張愛萍上將既是老鄉又是稱兄道弟的同學，從小便在一起研究共產主義，1928年便參加了王維舟川東地下黨活動，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紅四方面軍入川將川東游擊隊改編為紅33軍，王維舟擔任軍長，楊克明擔任政委，魏傳統擔任秘書長，后來得罪了張國燾，將他貶為團宣傳隊長，還差點殺了頭。后來隨紅西路軍西征，擔任組織部組織科長，組織部長是大名鼎鼎的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張琴秋。西路軍失敗后被俘，被關在國民黨大軍閥馬步芳的監獄，兩年之后直到國共第二次合作，并在周恩來的親自周旋下才得以釋放。回到延安后在抗大工作，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后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干部教育科科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四川省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兼副政治委員、院長，中朝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文聯四屆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二、三屆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總政治部宣傳部顧問，中國老年書法研究會常務會長，中國長城學會會秘書長，中國楹聯學會任首屆會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晚年常寫五言、七言絕句,著有詩選《追思集》等傳世。 
　　“文革”期間將當年川東游擊隊打成叛徒集團，因此受到牽連挨批斗靠邊站，直到三中全會之后才給他落實了政策，恢復正軍級卻沒有享受到正軍級的待遇。讓他提前退休后居住在這處擋不住風、遮不住雨的破爛平房里，然而他卻毫無怨言，雖然一輩子官越做越小，做到后來居然無官可做，然而他卻還有一項永遠免不去的職務，即中國著名書法家，著名詩人這項頭銜，每天頻繁地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反而不以樂乎。
　　魏老夫人應算是八路軍，也算是一位很有資歷的人物。當年在延安保育院擔任院長，李鵬、伍紹祖等人是她一手撫育長大，后又從她手中轉往蘇聯學習，解放后擔任中國農業電影制片廠黨委書記。  
　　當我把紅四方面軍巴山游擊隊的情況向魏老作出詳細匯報之后，魏老卻生氣地說：“趙明恩和他妹妹趙明珍我和劉老都認識，兩家隔得不遠。這個趙明恩左得很，中央三番五次地派人要他帶部隊下山返回延安，可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違抗黨中央的命令，結果坐失良機，造成全軍覆沒，給我黨我軍造成重大損失，這種人不值得宣傳。”
　　正當我陷入難堪之際，劉老卻為趙明恩打抱不平說：“趙明恩率領巴山游擊隊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堅持八年，已實屬不易，在那種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他不敢輕易相信黨中央派去聯絡的人完全可以理解，魏老漢兒你可不能用現在人的思想和眼光評價趙明恩，人家老殼都有沒有了，我們卻能活到今天，宣傳他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小何你就大膽地干，我堅決支持你。”
　　我激動地說：“謝謝劉老！”
　　劉老說：“你要求張愛萍部長為這部片子題詞，我們會盡快將劇本轉給他，至于他同不同意，那就不敢保證了。”
　　魏老說：“我抓緊看劇本，你走時再過來一趟，我給你提點修改意見。”  
　　我起身告別二老，直奔西單電報大樓按陳副司令員提供的電話號碼，給巴山游擊隊大隊長趙明恩妹妹趙明珍打長途電話。
　　電話很順利地打通，而且接電話的就是趙明珍本人。聲音聽起來很年輕很有韻味，因為她是當年紅四方面軍文工團的演員，歌唱得很好聽。我把情況簡單地向趙老作了匯報，她聽了十分高興，一再感謝我為宣傳她哥哥所做出的努力，但要求她支持這部電視劇拍攝她卻顯得無能為力。她無奈地說她和丈夫早已退休，現在已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一點忙也幫不上，只能從精神上支持我了。我說給您寄本劇本，幫我提提修改意見。她說當時小得很，是她哥哥趙明恩背起參加的紅軍，對后來哥哥組建的巴山游擊隊以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她一慨不知情，并為此深表遺憾。最后她卻給我推薦了一個影響了我一生的重要人物，那就是原紅四方面軍女紅軍戰士，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顧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謝覺哉夫人王定國。
　　我放下趙明珍的電話便當即拔通了王定國老人家的電話，恰好接電話的又是她本人，一口四川普通話聽起來十分親切。當她聽完我的意思后，馬上叫我到她家里去。我心中一陣狂喜，放下電話午飯也顧不上吃，便又急忙往王老家里趕。
　　趙明珍告訴我王老住在南河沿中組部招待所，西單過去也就兩三站地，十多分鐘便趕了過去。
　　我在南河沿中組部招待所二樓一個套間里，見到了倍受人們敬愛的老一輩無產級革命家謝覺哉夫王定國老人家，原來她竟是那樣和藹慈祥，就像見到自己的親生母親一樣親切，沒有半點緊張和距離感。王老告訴我她是四川營山人，她當年參加紅軍后到過我的家鄉。對我創作拍攝趙明恩的巴山游擊隊她舉雙手贊成，她有兩個舅舅也參加了巴山游擊隊，后來都犧牲在大巴山上了。
　　說話間一位女孩子叫王老吃午飯了，我便趕緊站起來告辭，王老卻拉住我的手無論如何也不讓我走，非要留我吃午飯，說吃了飯再陪她擺一哈兒龍門陣，我便很不好意思地留下來。席間才知道王老家的房子被折遷，臨時安置在中組部招待所，等那邊房子建好后再搬回去。子女們都不跟王老生活在一起，照顧她生活起居的那位姑娘是她娘家的一個侄女，王老管她叫小王。
　　吃完午飯后王老拉我參觀她的書房，她酷愛書畫。客廳、書房和儲藏室里，放滿了幾十年來創作的書畫作品上千幅。老人卻謙虛地說：“垃圾堆似的。”她最愛畫的是梅花。花瓣是畫上去的，枝干則是用嘴巴吹出來的，“吹畫”梅花栩栩如生。她最愛寫的字是“紅軍萬歲”實際上，王老一天也沒有正規上過學，第一次走進學校大門，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王老和區蘇維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要求學員能記住、能講，最后要進行實習演講才算通過考試。
　　王老笑著說：“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啊，只能用腦子硬記下來。考試的時候我向全班宣講土地法，還得了第二名！真正用學文化觸動我的是謝老。”王老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和謝老結婚的時候，還是大字不識的文盲。一天晚上，謝老等著趕寫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國日報》、《西北日報》找給他。簡簡單單的幾份報紙，我竟然來回拿了四次都不對。最后，謝老自己取回報紙，問我：‘定國，今天怎么啦，怎么連報紙都拿不對？’我低著頭說自己不識字，認不出是什么報紙。從那時起，謝老就每天擠出時間教我識字、學文化。”
　　從無數平仄有致的詩句到自傳《后樂先憂斯世事》的出版，從別有韻味的“王體”書法到一樹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畫，王老幾十年如一日的自學，讓人看到堅持的力量。夕陽未必遜晨曦。晚年的王老是一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她參與發起的“中國老年文物學會”，促成了《國家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她倡導成立的“山海關長城研究會”，組織有關電視臺拍攝了許多專題電視片，促進了對長城的宣傳、保護；她還積極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動，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我對王老作的畫和寫的字贊嘆不已，對老人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便大膽向她索要一幅字，王老欣然答應，并即刻鋪紙準備筆墨，給我寫了兩幅，一幅題字是“進取”，另一幅是“開拓”。最具有紀念意義地是王老給我題字時，我請小王幫我照了一張珍貴的照片。王老將寫好的字攤在地上，說要等干了才能帶走。趁等字干的空隙，王老開始給我講述她那輝煌的人生經歷，我在王老濃烈四川口音的講述中，走進了一個女紅軍戰士的人生。
　　1913年冬天，王定國出生在四川營山縣安化鄉一間四面透風的房子里。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全家沒有田地，沒有房子。唯一的棲身之所，是一個借別人的一面山墻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餓死了，因為沒錢安葬病逝的父親，三歲半的二弟被賣掉，換回四塊做棺材的木板和兩升麻豌豆。”
　　王定國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還在六七歲的時候，她就到賣擔擔面的面食館推磨掙錢。說是推磨，實際上是把磨上的橫棍捆在肚子上，用整個身子推著磨盤轉，同時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從天黑推到月照東墻。
　　父親死后，15歲的王定國被送到一戶姓李的人家當媳婦。嫁人、生子，這是絕大多數山里妹子的命運軌跡。而王定國不同，她幸運地認識了楊克明、張靜波等一批地下黨。那時，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秘密發動群眾、組織農會。王定國的兩個舅舅常常帶一些朋友來她家里開會。那個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而負責放哨的王定國和母親并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們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楊布客”是王定國最熟悉的一位。以賣布做掩護的地下黨員楊克明給王定國講了不少外面的新鮮事兒：山那邊小孩子上學不要錢，重慶的女娃兒不包腳等等。聽起來叫人心里發癢，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楊克明的鼓勵下，王定國剪了長發，放開了剛裹不久的雙足。她笑著對我說：“放了腳走路安穩，走山路快，干活有勁。剪了辮子，大人想揪著辮子來抓我走也不容易了。”
　　就是這么樸素的想法，讓王定國邁出了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后來，舅舅和朋友們湊了40多塊銀元，終于結束了王定國和李家的婚姻關系。
　　獲得自由的王定國，配合農民協會四處宣傳放腳、剪發、男女平等三件事，讓婦女勸男人不吸鴉片，動員婦女參加農民協會。1933年10月，許世友率紅九軍解放營山，王定國參加了紅軍。讓她至今難過的是，那些從“剪發”、“放腳”開始為她啟蒙的引路人，大多英年早逝。西路軍戰斗中，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楊克明，同軍長董振堂和3000將士一起，戰死于高臺一役，楊、董二人的頭顱，被敵人砍下邀功。
　　1983年，到高臺烈士陵園憑吊良師益友的王定國揮毫寫下：“烈士陵園物候新，巍峨遺像見成仁。將軍雖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王定國和她的戰友們比別人多走了一倍的長征路－－部隊行軍時，劇團必須向前趕路；休息時，演員們又得回過頭來進行慰問演出，從隊頭一直演到隊尾。王定國的長征，是在歌聲中走完的。1935年4月，為迎接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的會合，部隊決定擴大宣傳隊伍，愛唱愛跳的王定國被調到新劇團，主要負責服裝、化妝等工作。歌劇、話劇、歌舞、雙簧，劇團豐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了鼓舞軍心的武器。而王定國和她的戰友們則比別人多走了一倍的長征路－－部隊行軍時，劇團必須向前趕路；休息時，演員們又得回過頭來進行慰問演出，從隊頭一直演到隊尾。王定國回憶說：“我記得倉德山是我們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們已經翻過了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那里山勢高，空氣稀薄，氣候變幻無常。我們上山時，還是陽光燦爛；爬到半山就云涌霧罩，冷風襲人，細雨綿綿；爬到山頂時，渾身大汗被冷風一吹，雙手僵直，幾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
　　即使是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王定國和劇團的戰友們仍然不忘自己的職責。她對我說：“我們站在冰天雪地中當拉拉隊，在行軍的隊伍中前后奔跑，唱紅軍戰歌，鼓勵戰士們奮勇登山。”草地行軍同樣令她永生難忘。“我那個時候最多50斤，要是胖的話哪里過得來啊，踩到坑里就陷下去了。”王定國記得更多的卻是苦中的快樂：“賀龍跟我們一起過草地，他騎在馬鞍上給我們釣魚。邊走邊釣，我們小孩就跟在后面捉魚。”那已經是王老第三次穿越草地了。第一次過草地時，由于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紅四方面軍執意南下，南下作戰失利后同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一起再度北上。王定國當時并不明白如此艱苦的行軍為什么會一次次重復。她知道的僅僅是不停地趕路，因為停下就可能意味著死亡。她對我說：“劇團大多是年輕的女孩子，長途行軍又累又困，在隊伍暫時停止前進的片刻，站著也會睡著。有時候夜行軍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過去，醒來一看隊伍無影無蹤。拼命追趕幾個鐘頭才能跟上隊伍，這時就又哭又笑。”
　　1936年10月，三個方面軍終于在甘肅會寧勝利大會師。王定國沒有想到的是，艱苦的征途并未結束。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王定國所在的“前進劇團”隨部隊西征，向河西走廊挺進。12月5日，劇團奉命慰問從古浪突圍出來的紅九軍，不料與馬步芳部隊遭遇。劇團戰士們搶占了一個三層樓高的土圍子，苦戰一天后彈盡糧絕，劇團負責人大部分犧牲，余下30多人被俘。誤以為占領九軍軍部的敵人發現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婦女后，大罵上當。
　　“白天，不見太陽；夜晚，不見月亮。房陰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憶起被俘的境況，王老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幸運的是，瘋狂屠殺、活埋紅軍戰俘的馬步芳認為“劇團有用，留著不殺”，強迫紅軍戰士為他們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擴大劇團。王老和戰友便趁機將一些沒有暴露身份的紅軍女干部掩護進劇團，張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
　　張琴秋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女黨員，留學莫斯科五年回國后，先后成為紅軍中唯一的方面軍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師長，解放后又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西征中，張琴秋任西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是敵人懸賞1000大洋捉拿的紅軍將領。被俘后，她化名茍秀英，裝成燒火做飯的炊事員。得知這個重要情況，王定國同戰友們商量，以劇團都是小孩不會做飯為名，提出讓“茍秀英”來劇團當炊事員。敵人沒有發現破綻，張琴秋順利來到劇團掩護了身份，躲過了一劫。后來，由于叛徒告密，張琴秋被押送到南京，在周恩來營救下才返回延安。
　　西安事變后，王定國在地下黨的營救下回到黨的懷抱，隨即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參加營救失散戰友的工作，共救出2000多人。1983年，王定國重訪甘肅，了解到一批滯留在甘肅、青海的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生活困難，她和伍修權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實地調查，向中央寫了調查報告和建議，對解決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的經濟、醫療問題起了重要作用。從此，那些被叫做“紅軍流落人員”的老人，終于得到了屬于自己的稱呼－－紅軍西路軍老戰士。
　　“我做了件該做的事情。”王定國感慨地說。
　　同謝老結婚時，王老還是文盲；幾十年刻苦自學終于大器晚成。獲救的王定國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謝覺哉。實際上，他們并不是第一次見面。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在卓克基，兩個方面軍都在為過雪山做準備。有一天，王定國和幾個戰友正在山坡下聊天，一位老同志走來對她說：“小同志，請你幫幫忙，要過雪山了，請幫我把兩件單衣合起來裝上羊毛，縫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國答應縫好明天給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紹說他叫謝覺哉，就住這山坡上，是一方面軍干部休養連的。第二天王定國去送衣服的時候，謝老遠遠地招呼她，接過羊毛衣說：“謝謝你，縫得很好。”告別時他還特地囑咐王定國要多準備一些辣椒，可以御寒。再次相逢，時任蘭州“八辦”黨代表的謝老只想得起這個姑娘姓王，王定國對于這位長征中的最年長者倒是記得清清楚楚。
　　在蘭州“八辦”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朝夕相處中，王定國和謝覺哉結成了革命伴侶。從此，從蘭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國幾乎一直在謝老身邊工作。王定國的敘述中，三句不離“謝老”。比她年長30多歲的謝老，是愛人更是導師。回憶與謝老的結合，王定國只說“同志們關心，組織上安排”，沒有更多的細膩語言。
　　1971年6月15日，謝老與世長辭。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發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王定國開始清理謝老留下的手稿、日記。王定國深知那些資料的重要。謝老從14歲開始記日記，一直到晚年臥床不起，70多年很少間斷。早期的日記大多遺失了，1919年以來所寫的日記謝老精心保存著，有大革命時期的黃竹紙，也有延安時期自造的馬蘭紙。“文革”中，擔心日記被抄，謝老和王定國思來想去，最后把日記嚴嚴實實地藏在了沙發里。1969年的一天，被誣為“叛徒”的王定國結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開門，看到的是已經癱瘓幾年的謝老躺在沙發上，寸步不離地守護著幾十本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日記……1978年開始的6年里，王定國先后整理、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詩集》、《謝覺哉文集》等近500萬字。
　　我與王老交談中，她翻開一本照片集，指著一張四個孩子一溜排開的照片對我說：“中間這個就是我的老二謝飛，現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也拍過好幾部電影，以后我可以引見你見見他，看他能不能給你的《巴山游擊隊》幫上忙，當導演也行，當顧問也行。”
　　我激動不已地說：“那太好了，若能請謝院長擔任《巴山游擊隊》導演，這部戲便成功了一半！”
　　王老說：“等你把巴山游擊隊拍完以后，我跟你合作把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張琴秋的事跡拍出來。”
　　于是我便從王老口中進一步熟悉了張琴秋，她乳名鳳生，學名張梧，浙江崇德縣石門灣(今嘉興桐鄉市石門鎮)人，中國紅軍歷史上惟一的女將領，在革命戰爭及和平建設時期都有出色的業績，是我黨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
　　張琴秋1912年入石門振華女校讀書，1920年考入杭州女子師范學院，后又轉去上海愛國女校。在上海求學期間，張通過幼年好友孔德芷結識了其夫茅盾，隨即與茅盾之弟沈澤民相戀。1924年11月，張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11月，與沈澤民成婚。張隨即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沈澤民也在次年來莫斯科學習。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張與王明等人結成好友，成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張、沈夫婦回國，1931年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工作。1932年，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向川陜蘇區轉移，沈澤民在原地堅持游擊戰，于1933年底病逝。張隨軍轉移后，出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成為紅軍主要領導人之一。1932年底，張同曾中生、曠繼勛等人聯名上書批評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的一言堂控制，招致張國燾的打擊報復，被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職，調往地方工作，擔任紅江（今通江縣紅江鎮）縣委書記，后又調任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從通江縣帶領婦女獨立營進駐我的家鄉南江縣長池壩，保衛長赤縣蘇維埃紅色政權，還直接配紅11師主力作戰。后來紅四方面軍把紅11師擴充為紅30軍，并在長池壩成立了婦女獨立團，由張琴秋擔任團長，后又擔任婦女獨立師師長兼任第一團團長、政委，多次率部參加野戰，后率軍參加長征，途中與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結婚。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后，因獨立師減員嚴重，縮編為抗日先鋒團，參加西路軍作戰，張仍任團長。
　　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失敗后，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兼營組織部長的張琴慶不幸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后，張被釋放，前往延安工作，長期在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1939年陳昌浩去蘇聯。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張琴秋與原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蘇井觀結為夫妻。解放后蘇井觀任衛生部副部長。1949年后張琴秋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張受到沖擊，其與沈澤民所生的女兒也被迫害致死，不堪羞辱的張琴秋于1968年4月22日跳樓自殺。
　　聽完王老對張琴秋有聲有色地講述，我當即表態說：“張琴秋的確是中國婦女戰線上的一面旗幟，將她的輝煌業跡拍成電視劇，不僅是一部對人們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同時也是一部對青少年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不管條件成熟不成熟，我都會創造條件完成王老交給我的這一神圣使命！”
　　然而這一計劃直到四年之后才得以實現。
　　告別王老時，老人家一直堅持把我送到樓下，拉著我的手千吩咐萬囑咐，以后一定要常到她家去玩。我含著熱淚望著慈母般的王老，從此她便成了我心中的一面旗幟，她的紅軍精神影響了我的后半生。  
　　我回川后又歷經兩年多時間的周折，吃盡千辛萬苦，那部反映紅四方面軍巴山游擊隊的20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終因攝制經費籌集不起來，最終也只能完成了上、下兩集單本劇拍攝，片名也把《巴山游擊隊》改成了《鐵血猛士》。
　　一九八九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在紅四方面軍戰史修改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光本大校和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姚曉蒙（中國著名電影理論家）的陪同下看望王定國老人家，帶著錄相帶請她觀看剛制作完成的電視劇《鐵血猛士》。
　　出發之前我在姚曉蒙辦公室先給王老打了電話，接電話的居然就是王老本人。
　　我激動地說：“王老您好，我是四川老區來的何文明。”
　　“何文明，你好，你在哪兒喲？”電話那頭王老一下子就聽出了我的聲音。
　　“報告王老，我現在北京。”
　　“在北京哪個單位？怎么不到家里來耍喲！”
　　“在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影視部工作，這幾年大部分時間在四川，先后拍了4部電視劇。回北京這段時間又忙于策劃運作另外幾個影視項目，今天下午就過來看望王老哈！”
　　“反映巴山游擊隊的那部電視劇拍了沒有啊？”王老思維敏捷，馬上就想到了我兩年前給她匯報的那部20集電視連劇《巴山游擊隊》。
　　“報告王老，已經拍完了，下午給您送盤錄相帶過來。”
　　“好啊，我在家等你。”
　　我興奮不已地將電話那邊王老說話的內容轉告給了姚曉蒙，他自然高興得滿面紅光，大聲感嘆我跟王老關系的確很不一般，中心以后可靠上了一棵大樹。
　　姚曉蒙當即作出決定，由他陪同我一起前往拜見王老。
　　我們二人打了一輛面的，我便在車上給姚曉蒙講述王老和魏老的感人故事。說話間車便到了南河沿船泊工業總公司大院門口，我付了車費便帶著姚曉蒙提著東西往里走，王老告訴我她已搬回了原來的住址。
　　到了王老家中時，紅四方面軍戰史修改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光本大校早已坐在客廳里。我是兩年前在王老引薦下認識的他，專題匯報《張琴秋》和《巴山游擊隊》兩部電視劇的籌拍情況，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給我提供了大量有關紅四方面軍以及張琴秋和巴山游擊隊的有關資料，還帶我見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的秘書程振聲和徐向前元帥秘書郭春福，幫我懇請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徐向前、李先念分別為電視劇《巴山游擊隊》和《張琴秋》題寫了片名。
　　王老見了我分外高興，拉著我的手搖了又搖，責怪我說：“兩年多不見了，你娃兒跑到哪里去了，反映巴山游擊隊的那部電視劇拍了沒有啊？”
　　我便把這部電視劇籌拍情況向王老作了簡要匯報，并將姚曉蒙向王老作了介紹，同時把從老家帶來的臘肉和木耳天麻，以及姚曉蒙買的一大包東西送給王老。
　　王老生氣地說：“你們天天來我都高興，但絕對不能買東西。”
　　我說：“兩年多不見面了，按我們家鄉習慣，哪能空著手走親戚呢？”
　　姚曉蒙附和著說：“王老是全國人民敬愛的老媽媽，我們做晚輩的表示一點心意還是應該的！”
　　王老說：“那就下不為例，下回要再這樣，我肯定不讓你們進門！”
　　我笑著說：“要得，要得！”邊說邊拿出電視劇錄相帶，雙手遞給王老。王老高興地吩咐她的生活助理小王說：“快把它放上，我們一起看看。”王老拉著我的手說：“小何辛苦了，一會兒我們好好欣賞你的作品。”
　　我趁小王操作錄相機之際，抓緊向王老匯報我在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影視部工作的情況，向王老出示了工作證，并給了她一張名片。
　　姚曉蒙馬上向王老表白說：“何文明同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中心已任命他擔任影視部主任。”  
　　電視劇開始播放，王老顯得很高興，并被劇中情節深深地吸引著。我便回想起這部片子嘔心瀝血四年多，其間經歷了兩家省級電視臺和十多家影視機構幾十個回合的折騰，最后一家接手并承諾投資拍攝20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的省級電視臺又把球踢給了一家部隊影視中心，中心主任看了劇本十分滿意，當即表態一定會幫我圓了這個夢。但讓我繼續尋找贊助經費，不足部分再由他負責落實。我當時心里打著鼓，如果這家影視機構也因當地贊助費不理想，一句話不干了，我個人四年多時間的艱辛打水漂了暫且不說，關鍵是如何面對南江縣委、縣政府，南鄭縣委、縣政府，兩縣人民將會拿什么樣的眼光看待我？一種無可名狀的沉重心情油然而生。南江縣人武部符參謀抽調出來配合我參加籌拍這部電視劇一年多了，他見我情緒低落，便揣摩出了我的心思，于是便安慰我說：“你也別太著急，我分析這家部隊影視中心最壞也要拍攝一部上、下兩集單本劇，否則他們無法向省軍區和主管部門交代，你也就可以向兩縣人民有個交代了。我認為南江、南鄭兩縣地方政府加上我縣煤礦贊助一部上、下兩集單本電視劇攝制經費還是沒有問題的，待以后有了機會再拍20集電視連續劇也不遲。”
　　我回到家中夫人見我情緒不好，在她再三追問下只好如實說了。夫人同意符參謀的分析，前后折騰了四年時間最后很可能就是一個兩集片收場了。夫人再三安慰我說：“這家部隊影視中心能幫你完成一部上、下集單本劇也不錯了，以后找到錢了再拍20集嘛！現在不能有任何情緒，工作更加積極認真，還是一如既往地對那家部隊影視中心兩位主任好，要是讓他們對你有了看法，上、下兩集都搞不成了。”
　　于是我便把心中這塊沉重的包袱放了下來，做好了就拍上、下兩集單本劇的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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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猛烈的槍聲把我從回憶中喚醒，我展目一看，原來是電視劇中游擊隊與國民黨主力的一場遭遇戰，雙方在爭奪一個制高點，戰斗異常激烈，雙方傷亡慘重。從王老臉上表情來看，她對電視劇的拍攝還是比較滿意，上、下兩集電視劇一個半小時的劇情很快也就過了，王老高興地鼓起掌來，口中不停地說：“拍得好、拍得好，你娃兒做了件好事，讓那些長眠在大巴山崇山峻嶺的紅軍戰士死也瞑目了！小何，以后我協助你再多拍幾部反映紅四方面軍題材的電視劇。”
　　姚曉蒙趕緊接過話頭：“我向王老表個態，以后由何文明創作的紅四方面軍影視題材，全部由我們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負責拍攝。”
　　王老高興地連聲說：“好、好、好！”
　　我見火候已到，便抓住時機把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馬上要拍攝一部公安題材的電視連續劇，謳歌公安干警為保一方平安而默默無私的奉獻精神，懇請王老擔任該劇顧問。
　　姚曉蒙在我話音落腳的一剎那，便將電視連續劇《警鐘》相關資料及請示報告雙手遞給了王老。別看王老已七十多歲高齡，但眼不花、耳不聾、背不駝，以很快的速度將所有資料看了一遍，并隨手拿起筆來在懇請她擔任顧問的報告上方簽了同意兩個字，并交給小王蓋上她的印章。
　　我接著又對王老說：“這部戲馬上就要組建攝制組了，因為是反映公安部門的事，必須要得到公安部門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否則是拍不成的。懇請王老給北京市公安局打聲招呼，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
　　王老毫不猶豫地讓小王撥通市局蘇局長的電話，她走過去接過電話說：“局長你好，有一家影視中心要拍一部歌頌你們公安部門的電視劇，這是一件好事，我都擔任了顧問，也請你擔任個顧問，并給予劇組支持配合。具體情況我讓劇組的同志前來向你匯報。”
　　王老放下電話說：“市公安局長已經同意了，讓你們下午就到市局去找他。”
　　姚曉蒙激動地說：“謝謝，太謝謝王老了！”
　　我則抓緊時間安排與王老合一張影，王老當即表示同意。照完相后姚曉蒙提議晚上宴請王老，但遭到王老拒絕，說她有事，先拍好電視劇要緊，吃飯的事以后再說。
　　我和姚曉蒙趕緊退出房間下了樓。
　　走到樓下姚曉蒙便將我緊緊地抱住，在我的背上又拍又打，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千言萬語盡在拍打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國上將、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為電視連續劇《警鐘》題寫了片名并擔任總顧問，王定國老人家以顧問身份參加了新聞發布會、開機儀式、首映式等各種活動，并為該劇籌拍做了大量工作。電視連續劇《警鐘》于一九九一年春節期間，由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  
　　從此以后，我便成了王老家的常客。當時我的住地離王老家很近，天天往她家里跑，有時一天要去好幾次。一進門，王老便給我講張琴秋和巴山女紅軍的故事。她說，當年一部電影《紅色娘子軍》，讓海南島那支一百多人的紅軍女子連家喻戶曉，而婦女獨立團三千多巴山女紅軍的輝煌歷程卻鮮為人知。王老便無數次地給我下達任務，一定要將巴山女紅軍和張琴秋的故事搬上銀屏或銀幕，我也無數次地向王老立下軍令狀，保證完成任務。于是我便決定先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巴山女紅軍》，并開始做一些準備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王老帶我先后拜見了眾多的紅軍老將軍，其中不少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都為張琴秋和巴山女紅軍題了詞，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中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的題詞是“發揚紅軍精神，忠誠黨的事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的題詞是“向張琴秋同志學習，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原紅四方面軍老將軍、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洪學智的題是“張琴秋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存！”，原紅四方面軍老將軍、原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的題詞是“巾幗之星，光照后人”，原紅軍老戰士、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元帥夫人康克清的題詞是“張琴秋同志是我國婦女戰線上的一面旗幟！”，等等。數十份題詞原件均在本人手中保存，是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
　　在此期間還采訪了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以及張琴秋生前好友和親屬，搜集到了大量有關巴山女紅軍和張琴秋的寶貴資料。然而遺憾的是長篇小說《巴山女紅軍》卻因我連年忙于影視拍攝，遲遲未能完成創作任務，但1992年卻創作拍攝了一部反映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張琴秋的電視劇《張琴秋》，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國家主席李先念為該劇題寫了片名，王老參與了聯合編劇，并擔任顧問。  
　　在紅四方面軍入川暨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80周年之際，我根據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輝煌歷程，編導拍攝了一部紅色電影《巴山女紅軍》，王老為該片題寫了片名并擔任總顧問。該片2015年4月被四川省委宣傳部列為廉政文化建設最佳影片在全省展播展映，并榮獲第八屆四川省巴蜀文藝獎電影類銅獎。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之際，我終于完成了王定國老人家30年前交給我的任務，創作完成了長篇小說《巴山女紅軍》，主要描寫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這支婦女武裝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那段輝煌歷程，是一部30年代戰爭題材的青春時尚情感篇。是對當年3000多名年輕的女紅軍戰士人生親情與愛情、成長與苦惱、理想與沖突的多視角的展示，是一部歡樂與痛苦、追求與挫折的交響曲。讓大眾一同去體驗一段美妙的人生歷程。長者回味歲月的留痕，后生暢想美好的前程。用詩意化、人性化之藝術手法，生動地謳歌了這些可歌可泣的川北姑娘們，如何從一個受苦受難的童養媳婦成長為一位文武雙全，英勇善戰的紅軍女戰士，為了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高尚情操。同時也展示了她們熱愛生活、珍惜生命、渴望和平、反對戰爭的強烈愿望。該書已由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7月正式出版面向全國公開發行，并列為優秀長篇小說上報中宣部，后又榮獲第三屆河北省文化藝術“彩鳳獎”一等獎。
　　在與王定國老人家接觸30年間，分別擔任我編導拍攝的電視劇《鐵血猛士》、《火之祭》、《警鐘》、《張琴秋》、《警鐘長鳴》、《時代變奏曲》、《遠山在呼喚》、《紅色警報》、《雨過天晴》、《孝莊故里》、電影《巴山女紅軍》顧問，其中幾部還直接參與了具體籌備拍攝。除此之外，還與王老一起參加了眾多的社會活動、紅色公益活動，以及各種文藝演出。
　　幾年前王老送了我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兩本日記（上、下冊），其中相當一部分記錄了她與我一道參加過的各種社會活動，紅色公益活動，以及參加我的那些影視劇拍攝的詳細過程，對我是一種莫大的鞭策和鼓勵。
　　30年前我創作的20集電視連續劇《巴山游擊隊》不盡人意令我終身遺憾，好在拍出來的上、下兩集電視劇《鐵血猛士》能在四川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播出，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影片榮獲四川省音像制品二等獎。為彌補當年的遺憾，我又根據巴山游擊隊那段悲壯故事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鐵血巴山》，由《今古傳奇》雜志發表后榮獲第四屆全國優秀小說特等獎。  
　　由我編劇創作的同名電影文學劇本報經國家廣電總局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審查通過，并頒發了電影拍攝許可證，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元帥之子、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原部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原副主任徐小巖將軍為該片題寫了片名并擔任顧問，擬定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入川暨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九十周年之際完成拍攝任務。該片一旦拍攝成功，也將是我自1985年以來，先后在家鄉完成的第12部影視劇作品。
 
　　敬愛的王定國老媽媽于2020年6月9日108歲仙逝，悲痛之際，我流著眼淚連夜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王定國老媽媽永遠活在我的心中》，這篇文章在王老逝世的第二天便被《作家網》、《中華魂網》、《中國紅色旅游網》等多家網站刊發。
　　在王老仙逝一周年之際，我又創作了這篇既可稱作長篇敘事散文，也可稱作紀實文學的文章《遠山的紅色記憶》，權且作為對我的精神旗幟，全國人民敬愛的王定國老媽媽的一種深切緬懷和永恒的紀念！同時也是對尊敬的原紅四方面軍老將軍、成都軍區副司員陳明義，原紅四方面軍老將軍、原解放軍藝術院院長、著名書法家和詩人魏傳統夫婦的深切緬懷。
　　更重要的是謹以這篇文章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隆重獻禮！ 　　作者簡介：遠山本名何文明，四川南江縣人，定居北京30多年。作家、編劇、導演。中潤海天傳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原中國電影文化發展中心影視部主任、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鐵道兵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國際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東方電影藝術學院客座教授。1968年3月參軍，復員后長期從事文學創作，至今發表和出版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800多萬字，其中多篇部獲獎并搬上了銀幕和銀屏。著有長篇小說《揚雄外傳》、《陶三春傳奇》、《巴山女紅軍》、《青山遮不住》、《鐵血巴山》，中短篇小說集《遠山在呼喚》等。1985年步入影視圈，先后自編自導各類題材的影視劇四十多部，其中多部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