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布察克鎮集市還未開張的時候，我童年關于商品的記憶大多來自于牧區的小賣鋪。
 
　　小賣鋪的主人叫“阿吉大嬸”，除了我們家以外,她家是在達布察克鎮牧區為數不多的漢族家庭。阿吉大嬸長得像蒙古人，黑黝黝的皮膚，微微垂下的眼皮露出一雙明亮的眼睛。她最愛扎兩根黑乎乎的辮子，以至從廚房出來的時候，辮子像沾了油煙的麻花，黝黑發亮。走路甩著辮子，騎馬甩著辮子，打罵兒子虎寶也甩著辮子。
 
　　達布察克鎮，這個在地圖上小到忽略不計的區域，只有在旗地圖上才能找到的微小之處，從我記事起，仿佛成為心中最遙遠和最向往的地方。對于未出過遠門的我，對鎮子里的一切都充滿好奇。祖父有時一月、有時兩月會騎馬去一趟達布察克鎮的商店，買來需要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很多時候，也會買一些糖果以及陜西的紅棗、蘋果。他早上趁著雪夜的月光騎馬出門，也在星空懸掛屋檐的時候進門。他出去的一天，于我而言，像是在地球上轉了一圈，我睡著醒來后都看不到人影，只聽見豆豆的叫聲。第二天，我看到枕邊糖果時，祖父已經出門牧羊去了。
 
　　自從阿吉大嬸帶著兒子來到牧區，她帶來的小賣鋪，滿足了一個少年對外面世界的向往。一間移動的氈房似乎用了很久，風吹日曬的痕跡清晰可見；小賣鋪的單面鐵皮柜臺，可以自由組裝；還有一匹健碩的黑馬，比牧場所有的馬都健碩，像是渾身充滿勁……阿吉大嬸來的那天，她家圍滿了人。男人們幫忙搬東西組裝氈房，女人們幫忙燒火做飯，一群孩子在不遠處的草甸上逗著我家那只膽小的花斑狗豆豆。
 
　　傍晚時，她給每個孩子發一把糖果，令我欣喜的是阿吉大嬸的糖果和祖父從達布察克鎮帶回的糖果一樣顏色，一樣甜蜜。她發了很多，比祖父每次給我的都多，出于這個陌生女人的大方，我親切地叫她“阿吉大嬸”。
 
　　我經常到她家買柴米油鹽之類的生活品，覺得她對我比別的孩子要好，每次都會給我一把糖果，這是牧區別的孩子沒有的福利，為此我的小棉襖里整天裝著一把糖果，引得其他孩子圍著我團團轉。她還會在我臨走出門時不斷叮囑我把醋拿好，不要磕碎瓶子。
 
　　阿吉大嬸的兒子虎寶和我年紀相仿，我們很快成為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和他去草甸捉老鼠，兩人在草甸尋找了很多洞穴，不見老鼠蹤跡。虎寶疲倦地躺在草地上，我帶著豆豆在河里洗澡，狗的鼻子很靈，豆豆很快沖著一處洞穴狂吠起來，我意識到里面肯定有草原鼠。但是，無論我們怎么掏洞、灌水，它就是不出來。無奈之下，我給虎寶說老鼠喜歡吃雞蛋，你去你家把雞蛋拿來，一定可以捉到它。牧區人不養雞，雞蛋是阿吉大嬸托人從陜西帶來的，因為路途遙遠，雞蛋翻越了無數山河才到牧區，比金子都稀奇可貴。
 
　　沒想到虎寶一次拿來十幾顆，揣在衣服里面，也許跑得快的原因，有兩顆已經爛在衣服兜里，雞蛋清順著衣服角滴在草地上，豆豆舔舐得比蛋清下墜的速度還快。那天，我們一直打碎雞蛋引誘草原鼠出洞，天色漸暗，無功而返。回家后，虎寶因偷雞蛋被阿吉大嬸打得屁股青腫，我作為始作俑者心存愧疚，很仗義地偷了祖父放在木箱里的零花錢要去買東西看望他。當然，這錢被阿吉大嬸最后還給祖父了，祖父也從未問過這件事。
 
　　童年時，我在阿吉大嬸的小賣鋪認識了蘇打粉和洗衣粉，認識了零散的物件：發卡、皮筋、洋釘……認識了一臺擺放了幾年、灰塵一遍遍布滿又被一遍遍擦拭干凈的收音機。這臺收音機從放進阿吉大嬸家，到阿吉大嬸搬離達布察克鎮牧區時也沒有賣出去。牧人經常隨水草而居，沒有固定電源，一家人僅僅把多余的蓄電池用在手電和鐘表上，手電夜間照明，鐘表指示時間，至于收音機——這種城市的洋玩意，沒人覺得它是有用之物。
 
　　九歲時，我跟隨父母去陜西榆林讀書，放假回牧區時，阿吉大嬸一家已經搬走了。我一個人望著牧區綿延曲折的道路，猜想阿吉大嬸一家和來的時候一樣，被三輛馬車從達布察克鎮方向拉來，又被三輛馬車輕輕地拉走。他們走得很輕，沒有壓彎牧區的任何一株草，像是風從達布察克鎮而來，又回到原點，未留任何音訊。
 
　　阿吉大嬸在牧區生活了六年，因為小賣鋪被牧區的人記住她的模樣，她的豪爽大方和一對油亮的辮子。搬家前夕人們為阿吉大嬸一家宰羊送行，祝愿她能夠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得更好。
 
　　其實，在阿吉大嬸離開牧區的兩三年間，牧區就出現了好幾家和阿吉大嬸家一樣的小賣鋪，有人經營不善而離開，有人重新開張而暫居于此；但我每次回牧區，總會想起阿吉大嬸家的小賣鋪。
 
　　刊于《草原》2019年第5期
 
　　作者簡介
 
　　趙琳，出生于1995年。甘肅隴南人。有作品在《中國作家》《詩刊》《星星》《草堂》《北京文學》《草原》《飛天》等刊物發表。獲第九屆“包商銀行杯”一等獎、第三屆“詩探索·春泥詩歌獎”提名獎、第六屆野草文學獎、第35第36屆全國大學生櫻花詩歌獎等獎項。
 
來源：《草原》
作者：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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