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座老房子，名叫“福建會館”，坐落于龍川縣老隆鎮老街新華路的深巷中。曾經，這里繁華熱鬧，而今變得寧靜安謐。古老的龍川、古老的歷史，養育了我，我了解這里的紅色故事，在我的記憶中，這里就是善良樸實、不屈不饒的龍川人民為奪得紅色政權的一部奮斗史。
    我誕生于清末時期，閩粵兩地的建筑風格融合于我一身，土木結構，三進院落式布局，寬15米，深38米，樓層較高，有閣樓，室內丹楹刻桷、畫棟飛甍，兩根粗大的圓形麻石柱子撐起我的門樓，方形的麻石條門框，兩座青灰的大理石門墩厚實莊嚴，門額上梁有“福建會館”四個大字，厚重蒼勁，廂房的窗戶下，兩棵柏樹與我一同成長。
    在我幼年的時候，作為閩粵商人同鄉會會址，在我這來往的都是商賈富人，他們亮麗光鮮的衣著，他們有見地見識的談吐，使我熱鬧而莊嚴。在閩粵文化交融以及兩地經濟貿易中，我起到了橋梁作用，為龍川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隨著國共兩黨合作關系的破裂，我便成了中國共產黨員活動的秘密聯絡點。我很榮幸，雖沒有強壯的臂膀，但是卻能為農民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澎湃提供棲身之地；我敞開胸懷，為共產黨人提供庇護之所；1923年和1925年，我成為澎湃和陳炯明的談判之地，為營救海陸豐農會干部立下了汗馬功勞。彭湃同志待在這里的時候，把農民講習所的先進思想帶到龍川，對農民運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幫助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反對封建惡習，為后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寶貴的工作經驗。
    正是那粒種子在我身上落地開花，我高舉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旗幟，成為農民起義軍堅實的堡壘，農民起義保存下來的武裝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軍。在我少年時期，他們為我披上了一件殷紅的外衣，雖然迫于現實的殘酷，我有時不得不藏起我的紅外衣，但我殷紅的心，從此與紅色政權斗爭一起跳動。東征軍在這里設立指揮所，很多重要的領導人都曾在我處駐扎，林伯渠同志也曾隨軍住在這里。
    1942年的一天夜里，我突然迎來了一批尊貴的客人，茅盾、何香凝、鄒韜奮、夏衍、范長江等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愛國人士涌進我的懷抱。原來，日軍占領香港，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內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處境十分危險。中央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營救他們，這場由中共中央指揮部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作為主辦實施救援的“文化名人大營救”緊鑼密鼓地進行，要把他們從香港安全撤離到后方，當時的負責人之一連貫同志就駐扎在我這里，精心安排和指揮民主和文化進步人士的大轉移行動。何香凝、茅盾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穿過日寇的重重封鎖，乘船沿東江逆流北上。我成為大營救轉移的中轉站和宿營地，這些后來為新中國成立做出重大貢獻的文化名人，最后都安全轉移到后方的安全地帶。這批愛國人士的成功營救，為中華民族，為新中國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也被茅盾稱為“抗日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就是這次大營救，無形中在我的身上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讓我熱血沸騰，在我的眼前也顯示出一條康莊大道。
    1949年6月1日，我迎來了有生以來最輝煌的時刻——龍川人民政府在這里正式宣布成立，半百滄桑，我的正門上飄起了無數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五星紅旗！那一天，我心中升騰著無比的自豪與驕傲，那飄揚的五星紅旗，映紅了我的臉，那莊嚴的《義勇軍進行曲》讓我激動萬分！
    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來，我曾經作為老隆鎮政府、老隆鎮人民法庭、老隆鎮機關幼兒園、龍川縣老隆鎮塑膠廠的辦公用地。我見證了封建主義被推翻，見證了中華民國的成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浴血奮戰，見證了百姓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見證了人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見證了偉大的中華民族高舉馬克思思想、列寧主義的旗幟，開辟復興之路。
    如今，我已經130多歲了，垂垂老矣！我的使命我以為已經完成，我以為我的壽命也已盡了，然而，我被作為國家的紅色基因庫又得以重視，又被保護起來，成為具有建筑歷史藝術研究價值和革命紀念意義的歷史紀念館，人們給了我尊貴的地位，我得以重生，生命被賦予新的使命和意義。“不懂歷史的人沒有根，淡忘歷史的民族沒有靈魂”，我以歷史的見證者和締造者的身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史教育基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熱土一抔魂”，我用記憶深處的故事，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我用我記憶深處的故事提醒人們，要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永遠懷念他們、牢記他們，傳承他們的紅色基因；我用記憶深處的故事，提醒人們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歷史、告慰先輩，方可善作善成，一往無前！
    我欣慰，不僅僅是因為我獲得重生，更是因為知道中國革命力量的傳承，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必將永生！（晨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