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學者余秋雨來到潛山縣境內的天柱山，感嘆這里山水之冷清，寫下散文《寂寞天柱山》。如今天柱山游人如織，很熱鬧，但真正理解山水之義的似乎不多。
    最近翻閱史料，發現天柱山有一個奇特的“宋朝盛世”。據1992版《天柱山志》記載，歷代摩崖石刻151幅，其中北宋達70幅.南宋39幅（一共多少石刻數據不一，然基本情況一致）。在短短數十年中，唐宋八大家中先后有兩位在此任職，當時詩書畫壇一大批頂尖人物也曾與天柱山親密邂逅。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名山與名士心靈相通，傾心相約。
    唐宋八大家中，第一位到天柱山并在此為官的是號稱千年變法第一人的王安石，宋仁宗皇祐3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出任舒州（治所今潛山縣）通判，那時他剛過而立之年，正躊躇滿志，“以少施其所學”，深入了解民間疾苦，為以后的為相變法打下了基礎。公務之余，王安石在官衙西側筑室夜讀，常常通宵達旦。讀書臺上燃燒的燭火，如同明月照亮古今，王安石一生勤讀不輟、勤政廉政，為后人景仰，其遺址后為潛山十景之首，名曰“舒臺望月”。這里就是現在的天寧寨，潛山縣委所在地，當下我黨正在倡導學習型黨組織，讀書臺遺址對于領導干部當有深刻的啟迪。  
    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何時到天柱山，歷史上沒有準確記載，當在1080年至1084年之間，那時他謫任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黃州屬設在舒州的舒黃蘄鎮撫使管轄，他因公時常往來舒州。淮西提督刑獄李常那時駐舒州治事，在《蘇軾文集》里收錄了一篇短文，題為《記李公擇天柱山分桃》。文曰：“李公擇（即李常）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旁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沖，而不為人之所得，疑具為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眾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余，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于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贝耸码m小，精神可嘉。至于蘇軾在舒州任職，是多年以后的事，命運多舛的他一直被貶到蠻荒之地儋州（海南島），直到去世前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才遇赦調任舒州團練副使，然而并未實際到達任職，當是歷史的憾事和幸事,第二年，64歲的蘇軾告老辭官，在常州病逝，。
    出身于蘇軾門下的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元豐3年（公元1080年），時年33歲的黃庭堅正功名順達，千里迢迢從汴京到江南赴任，路經舒州，為潛山名勝所吸引，在此盤桓多日，當時，其舅父李公擇（即前文所述李常）在舒州作官，他在探視舅父的同時，也結識了一班高人雅士，《安慶府志》記載，黃庭堅還捐資修建“山谷讀書亭”一座，后人稱之為“涪翁亭”，此亭歷經多次廢建，現已重新修葺，從此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視潛山為第二故鄉。黃庭堅前后寫下了數十篇關于天柱山的詩作。元符三年，徽宗繼位，年已57歲，被貶謫多年的黃庭堅曾詔知舒州，與蘇軾一樣也并未到任。
    宋時，與天柱山相約的文人騷客，遠遠不止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位，還有書畫名家米芾、李公麟，大學士王珪、宰相李綱，等等，他們都曾在山腳下三祖寺旁的石牛古洞邊勒石留念，這里的摩崖石刻現在已經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天柱山的“宋朝現象”不是個案，許多名山勝水也有類似情況，這個現象令人深思。我想，今天的人對于宋朝有著很深的誤解和誤讀，往往認為是“弱宋”，其實，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繁榮、科技發達、文化昌盛、藝術高深、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的朝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原因卻是同樣被世人誤讀的科舉制度，宋時科舉制度非常成熟，卻也不像明清時候八股取士摧殘人性。
    正是這個不分出身背景，只考能力的制度，招攬了大批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這樣的賢人能士，這些為文、為人、為官在歷史上都堪稱典范的人才，他們的政治實踐把大宋王朝推向了夢幻般的極盛時期。
    有如此眾多的文人相約相伴，見證了如此多彩的時期，北宋時期的天柱山當然不寂寞，應該是幸運和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