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狀元之鄉

 

郭松

 

多年前曾造訪蘇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水墨畫般的江南煙雨中，伴隨著小橋流水的溫情，人杰地靈的氤氳下，古往今來，智慧的蘇州人創造了博大精深、剛柔并濟、瑰麗婉約的蘇州文化。

從隋朝到清朝，蘇州出狀元60人，占全國狀元總數（600人）的10%。清朝出狀元26人，占全國狀元人數（114人）的22%。唯一一個連中“六元”的才子是蘇州人錢棨，唐朝歸氏家族36年出5個狀元（如歸仁紹、歸仁澤兄弟），清代彭定求、彭啟豐祖孫，潘世恩、潘祖蔭祖孫等家族，形成“狀元家族群”。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捐建蘇州府學，開創“左廟右學”格局，奠定官學基礎，北宋蘇州進士達159名。其設立的義莊、義學延續千年，保障貧寒子弟受教育機會。明代蘇州“補履先生”以修鞋為生，卻以錢換字、苦讀成癖；清代農民勞作后仍讀書，體現“尚智好學”的傳統。這種非功利的學習氛圍，成為文脈延續的關鍵。

清代紫陽書院作為“狀元搖籃”，匯聚名師與學術資源，形成“狀元—教授—新狀元”的循環。蘇州府學（今蘇州大學前身）培養出李政道、錢偉長等精英。蘇州經濟繁榮、戰禍較少，為教育提供物質基礎。清代學者馮桂芬稱“蘇學天下第一”，王鏊贊其“深廣鉅麗”。

蘇州將“崇文”作為精神之首，三元坊（紀念連中六元的錢棨）、狀元博物館（潘世恩故居）等遺跡，強化了“狀元之鄉”的集體記憶。截至今日，蘇州籍兩院院士105人，基礎教育領先全國。國學大師錢仲聯曾說這是“舉國無有”的現象；清代文學家汪琬曾夸贊蘇州特產有兩樣：一是梨園子弟,一是狀元。

蘇州之所以成為狀元之鄉，除了富庶之地提供的經濟條件外，北宋以后重文風氣以及府學縣學的普及,也為蘇州讀書人提供了教育條件及文化熏陶。在府學的基礎上設立的紫陽書院，是蘇州狀元的搖籃，也是進士的搖籃。這些人，考中狀元進士以后，有些出去當官了，有些不愿意當官，就回家來，一個著書立說，一個到書院教學，這就形成了良性循環，一個好的老師會教出好的學生。還有一個是文風，一個家族出了一個狀元、一個進士之后，讀書的風氣就傳承下來了。

現在說起蘇州，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或是精巧絕倫的蘇繡、熱氣騰騰的蘇式湯面、甜糯可口的梅花糕，又或是冠絕天下的蘇州園林。但如果要問古代人，清初的散文家汪琬會回答：“蘇產絕少，唯有二物”，一為梨園子弟，這其二呢，便是名揚天下的狀元了。徐珂也在《清稗類鈔》中說：“蘇州有三多，曰多狀元，曰多妾，曰多名妓。”并稱“鼎甲之盛莫盛于蘇州府”。

蘇州并非一開始就有“狀元之鄉”的美名，隋唐至北宋，由于政治中心在長安、洛陽、開封一線，也就是黃河沿岸，北方的狀元更多。南方的狀元超過北方，是從南宋開始的。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趙構在應天府繼位（1127），改元為建炎，之后建炎三年（1129），到達最初的南渡目的地江寧，后改稱建康府，但完顏宗弼（兀術）很快就率領三路金軍南下，趙構又再次出逃。建炎四年（1130）完顏宗弼攻入臨安，趙構遁于海上，當年二月，宗弼因孤軍深入，聲稱“搜山檢海已畢”開始撤兵，但經此遭趙構再也不愿回建康，在紹興元年（1131）十一月，以紹興“漕運不繼”為由，移駕臨安，翌年正月十四日抵達臨安，最初稱為“行在”，至紹興八年（1138）才正式定為都城。這不僅改變了南宋的政治地理，更重塑了中國的文化版圖。

南宋初期，適逢戰亂，整個江南都處于動蕩之中，百廢待興，第一次省試是在紹興五年（1135），此時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基本上處于金人的控制之中，南方狀元數量逐漸增加。整個南宋期間，蘇州出7個狀元，而在北宋的167年間，蘇州只出了一個狀元莫儔?（政和二年即1112年），后因降金遭貶?。這種數量上的差距，也和宋室南遷有關系。

除了政治原因，根本的還是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蘇州本就物產豐富，被稱為“魚米之鄉”，在西漢時期就是江東中心，相比于北方，少了許多戰亂的侵擾。隋朝大運河開通以來，南北經濟的交流逐漸頻繁，也就使本就富庶的蘇州更上一層樓。至唐朝，蘇州已是“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唐朝詩人白居易在蘇州任刺史時，曾留下許多描寫蘇州風物的詩篇，“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反映當時蘇州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在南宋時更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可見蘇州的繁盛。元代鄭元祐在《僑吳集》中寫道：“惟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

明清時期，蘇州府繳納的稅糧占全國的十分之一，絲綢、棉布行銷四海，明人王锜在《寓圃雜記》中描述蘇州：“閭檐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張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這種持續的經濟繁榮，為文化教育的興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江南經濟的逐步起飛，使其成為人才的聚集地，也為蘇州文教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百姓衣食無憂，也就追求起精神上的富足。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年代，在這樣富庶的蘇州，紛紛筑起藏書樓，支持子孫后代考取功名，保障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

除卻堅實的物質經濟基礎，蘇州狀元的興盛也離不開源遠流長的重教風尚，《吳郡志》中記載，“其人君子尚禮”“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這種尚文重教的風氣歷經千年而不衰。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調任蘇州，在城南得到一塊名為“南園”的土地，據“堪輿師”說，若是在此處定居，子孫會科甲不斷、公卿輩出。范仲淹聽后說：我在這里安家，只有我一家富貴；不如在此建個學舍，讓吳中子弟都來接受教育，大家都富貴。他在這塊叫“南園”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學校，這就是后來的蘇州府學。范仲淹請胡瑗為首任教席，確立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首開東南興學之風，一批學者紛紛來蘇講學，一時盛況空前，“學者甚眾，登科者不絕”。

從宋至清，有20位狀元曾就讀于蘇州府學，蘇州府學也成為蘇州文運昌盛的象征。范仲淹不僅自己捐了地，還向朝廷建議重視辦學，認為“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也是這種思想滋養了蘇州的文脈。除了官學，蘇州的私家教育也相當興盛。不管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蘇州處處浸潤著重學重教之風；這種風氣不僅影響了為科舉考試讀書的士人，也為蘇州催生出了一眾才女。

明清時期，蘇州涌現出大量閨秀詩人和畫家，“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這些才女沒法像男子一樣考取功名，卻以深厚的文化素養，在家庭中持續產生影響。這些才女大多出身文化世家，她們出嫁前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嫁后將文化資源傳遞到其他家族，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明清時期的蘇州狀元，有許多受到母親的悉心培養。如清代昆山徐元文“兄弟三鼎甲”，其母就是顧炎武五妹，父親遠游，兄弟三人的學習和教育都系于母親。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蘇州狀元石韞玉，出身普通的士紳家庭，父親常年在外遠游，他從小就跟隨母親讀書，出身于書香世家的母親每日親自督課，為他講經，正是這些閨閣教師，為蘇州狀元的成長提供了啟蒙。

除了經濟基礎和重教風氣外，影響蘇州出狀元的最大因素仍是科舉。說到底，狀元是通過科舉考試產生的，那么為了成為狀元，就要對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做到爛熟于心。在科舉考試的時代，古人也有自己的應試技巧。尤其是在明清兩代，八股成為科舉的定式，八股文寫得好不好決定學子的未來仕途。八股格式僵化，內容也限于四書五經，雖然常被詬病“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但也為應試發揮提供了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希望考取功名的蘇州士人也就重視八股文的學習和寫作，顧頡剛曾在《蘇州史志筆記》中說道：“蘇州地主家庭訓練子弟適應科舉制度之才能，其技術性在全國為最高。”歷史文化的積淀使蘇州出現了一批掌握八股文技巧的高手，這些人在金榜題名后又會被蘇州當地士族請來講學，傳授技藝，形成一種極其高效的應試教育體系和文化傳承機制。如明朝的王鏊和瞿景淳、清朝的韓菼都是蘇州人，這些都是當時八股寫作的大家，會引起當時士人的追捧。

除了考場上的發揮，官場上的聯絡也是不可少的。蘇州人不僅擅長科舉，更精于仕宦。明清兩代，蘇州進士1882人，這些科舉成功的家族通過姻親、師友、同鄉等關系相互聯系，形成龐大的官僚網絡。以著名的“蘇州狀元世家”為例，申時行家族與文震孟家族等多有聯姻。這種盤根錯節的關系，也為蘇州士人參加科舉提供了人脈資源和信息渠道。

明代八位蘇州狀元官至尚書、內閣輔臣，清代的蘇州狀元也有許多官至一二品大員。這種科舉與仕途的雙重成功，反過來又強化了蘇州在科舉競爭中的優勢，各方面條件使蘇州成為歷史上出狀元最多的地方。而今日的蘇州，雖然科舉已成歷史，但重教尚文的傳統仍在延續。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