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與城
作者:黎承木
歲末,枯葉三三兩兩立在枝頭上。冬日寒意漸深,惹得整片森林都沉了聲。只有偶爾風起時,能聽見銀杏樹沙沙作響,抖落一地碎金。
三伯緊了緊舊棉衣,那不耐抽的煙不知何時已然燃盡,微小的灼傷感絲毫影響不到他的思緒。一整天望著云卷云舒、來來去去,看山影遠了又近,腦海里始終甩不掉那句話:“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跟素芬已經商量好了,這次你必須來北京。”
看著地里僅剩的幾棵白菜和一畦小蔥,一聲嘆息終究從三伯口中嘆出。今年秋末農忙后,他特意把地翻了一遍,想著晾好土,來年的玉米定能長得壯實。可如今兒子兒媳非要他去北京,說起來,這一切都是那場病鬧的。
三伯是村里最讓人羨慕的人。堂哥從北京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堂嫂是北京姑娘,和堂哥是同學,兩人都在事業單位任職,還有個年幼的孩子。因工作繁忙,他們很少回村,只在祭祖時偶爾回來一兩趟——自從堂哥去北京讀書,我總共也只見過他五六次。堂哥算是完成了階層跨越,成了我們村唯一躍過龍門的“鯉魚”。
要說三伯也去過北京,他是父輩里唯一一個進過北京城的人。回來時他說:“種了一輩子地,能去一趟北京城,見著毛主席,值了!”
可三伯終究只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堂哥結婚,老家辦過酒席后,又去北京辦答謝宴;第二次是侄女出生;最后一次,便是因為生病。用三伯的話說:“北京城有北京城的好,村里有村里的好。北京寸土寸金,啥都得買,我在村里想吃啥就種啥,我是個農民,終究舍不得那一畝三分地。”
其實大家都懂,這話是真心的。正是這一畝三分地,把堂哥送進了北京城。三伯母走得早,我從未見過,只剩三伯拉扯著堂哥堂姐長大。那時孩子還小,三伯怕再娶會影響孩子成長,聽父母說,當年不少人給三伯說親,他都一一回絕了。那些年,他又當爹又當媽,硬生生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堂哥堂姐也爭氣,成了父輩教育我們時常提起的“別人家的孩子”。
堂姐先考上廈門大學,后來留在廈門工作、成家。辦酒席那天,三伯樂得合不攏嘴。第二年,堂哥又考進了北京大學——這一下,三伯在十里八鄉徹底露了臉。縣里、鎮里、村里的領導都來了,三伯家是我們村唯一一戶兩個孩子都考上名牌大學的人家,縣里還特意送了獎勵,鎮長拉著三伯的手,要和他合影留念。我至今記得三伯當時那興奮的模樣。
堂哥在北京安家后,多次讓三伯去同住,可三伯始終守著家里的老房子,不愿挪動。堂姐和堂哥勸他:“你選一個地方,廈門也好,北京也罷。”三伯卻帶著醉意呵斥:“我哪兒也不去!我就守著這房子,這里是我的根。你們的媽就躺在那山坡上,孤零零的,我要是走遠了,想跟她說話都沒處說。”
這話一出,我就知道堂哥他們勸不動了。央求無果,只能任由三伯留在村里。堂哥堂姐每年給的錢,足夠三伯安享晚年,可他種的地仍是村里最整潔的,連一棵雜草都沒有。如今種地都用機器了,他卻依舊養著那頭大水牛,天氣好的時候,總愛牽著牛溜達。
村里人常打趣他,遇見了就說:“三哥,人家城里人溜狗,你倒好,溜牛!一年到頭也不見這牛干多少活,你還養著它干啥?”三伯總是笑呵呵地回應:“總得有備無患,機器說不定哪天就壞了,到時候還得指望這牛呢。”
初秋是鮮草最后的生長期,三伯為了讓牛吃上今年最后一批鮮草,特意去了更遠的地方收割。也正因路遠,沒人知道他是何時摔倒的。等村里人集體去找時,他已經昏迷不醒。送到醫院后,病情始終不見好轉,最后堂哥把他接到了北京。忙前忙后照顧了半年,三伯才徹底痊愈,可精氣神已然被抽走了大半。身體剛好,他就偷偷跑回了村。
直到上了火車,他才給堂哥打電話,說自己已經在回村的路上了。回到村里,三伯又恢復了往日的開朗,只是他的牛,在他去北京期間沒人照料,堂哥委托父親幫忙賣掉了,還賣了個好價錢。堂哥本說這牛錢留給父親,可三伯回來后,父親還是把錢原封不動地還給了他。
三伯望著空蕩蕩的牛棚,又看了看去年剛翻修的房子,想起了今天堂哥打來的電話——堂哥堅持要他去北京,實在是擔心他再出意外。和父親他們吃完飯后,三伯就跑到了自己的地里,坐在地埂上,身旁不遠處就是三伯母的墳。
他在那兒待了快一整天了。三伯一定是想念三伯母了,想念那頭陪他多年的牛,想念從小到大在這兒的點點滴滴;舍不得父親他們幾兄弟,舍不得村里的鄉鄰,更舍不得腳下的這片土地。
三伯北上北京那天,是父親送的他。他拉著父親的手,讓父親農忙過后一定要去北京看他。父親勸慰道:“你是有福氣的人,侄兒侄兒媳婦都是孝順孩子,你別多想。”
列車開動,三伯隔著車窗,望著火車站旁那排銀杏樹——風起時,金黃的葉子又抖落一地碎金。他嘴里喃喃道:“葉落歸根啊……”

作者簡介:黎承木,筆名(梅芳映雪),作家、詩人,貴州獨山縣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散文集《沁人雜選》、短篇小說《嗨,我的白牙女生》,連載小說《時光深愛的青春》,作品散見《草風》雜志、作家網、動靜貴州、散文網、《獨山文苑》雜志等網絡雜志。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