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雷聲我敲碎雞蛋
作者:梁小斌
也就是在十多天以前的更長一段時間內,我的眼睛猛然看不見了,我以前寫詩雖然人生體會很多,但也是第一次感覺到光明和黑暗是有著一個重大區別的。當我的眼睛進入一種幾乎失明的狀態的時候,全國各地我的朋友,比如簡寧、劉不偉、葉匡政等紛紛伸出了援手。在很短的時間內,我雖然看不見了,但是我聽到了他們的聲音,是我很近的朋友和全國各地的很多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朋友簇擁和關愛之下,我真正體會到光明與黑暗的區別。
瓦當得知我眼睛壞了的消息后,甚至在設計《地洞筆記》的封面時特意把書名和我的名字用了盲文。他說我是屬于卡夫卡那種“活著但無法應付生活”的人。他的意思就是不論是人還是詩人,他都要學會怎么樣生活,幾乎要從零開始。一講到這一點,像我這樣一個思想純粹的人,就感到瞬間的興奮。
我記得中國科技大學有一個高材生叫簡寧,既然是一個科大的高材生,他的智商水平我們就不再格外說了。他有一次向我仔細地描述了怎樣吃雞蛋的細節,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使我對吃雞蛋的經歷反復地思考。簡寧就是復述了吃雞蛋的四道程序:把完整的生雞蛋扔到玻璃杯里,然后用筷子搗碎雞蛋殼,用開水沖出雞蛋花,第四步再用手把雞蛋殼一個個地揀出來。我們不能斷定,也不能由此去說這是一個非常笨的辦法。我從科大學生簡寧敲雞蛋的一整套程序的復述中,體會到我們每個在世界上的人都有一段自己復述的經歷,而且每個人的確是這樣慢慢地學會敲碎雞蛋,怎樣把這碗雞蛋花喝到肚里面去的。當時我看到科大少年班的這個學生這樣復述敲碎雞蛋的過程,我非常感動。因為他已經知道怎么回憶自己的整個程序了。
真是無獨有偶,我也在想我們都忘掉了我們是怎么把一個雞蛋吃到肚子里去的。當年深更半夜我們勉強有了一個夜宵,這個夜宵的名字就叫雞蛋,吃雞蛋的時候怎樣把雞蛋能吃到肚子里,在我的腦海里還真經歷了一番斗爭、一番經歷。因為敲碎雞蛋的聲音很響,我們的家長都在睡覺,就沒有辦法把這頓夜宵、這個雞蛋吃到肚子里去。我記得當時最真實的場景是把雞蛋放在枕頭里,然后拼命地把它壓碎,以至不弄出響聲。我們吃雞蛋的最笨拙的辦法不會引起我長久長久的回憶,也不會激起我想寫什么日記的愿望,但是命運啟發我們、感召我們的時候終于來了:有一天午夜雷聲大作,于是我飛快地在我的筆記里寫道,“趁著雷聲我敲碎雞蛋”。我們終于發現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是隱藏在大眾的、不引起別人注意的行為里,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直在遵循著這樣的道路而前進。
我是個喜歡咬文嚼字,喜歡對自己干過的事情有所思考的人,因此我稍微跟大家的區別,是我把我所經歷的、所干的這些事,記錄下來。我喜歡念我寫過的東西。當年我下放當知青的時候,也有偷雞摸狗,把老百姓的雞偷來以后放在床底下,床底下有煤油爐,燉熟了吃。我當知青的時候干過的壞事并不引起我深深的回憶,人并不回憶他干過什么壞事,而是在回憶他干的壞事是如何敗露的。后來我就在我的隨筆里面寫道,我說已經是午夜時分,我扼住準備報曉的雄雞的咽喉。當我寫出這句話的時候,我感覺我這句話跟當時流行的“讓雄雞高唱”的語言,無形中達到了一種尖銳、對抗的地步。農村的老百姓半夜里也不睡覺,來到我睡的小屋子里面,伸頭看一看我們有沒有睡著,但是我們都睡著了。更為控制不了的事件發生了,猛然刮起一陣大風,嚇得我從床上一躍而起,想擋住風,想擋住雞的香味。——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朋友們的笑聲中間,我體會到我的回憶、我當時的那種感受,已經凸顯出來,已經成功了。我從沉睡的關口一躍而起,站在門口,想擋住風,想擋住雞的香味;但是奇跡發生了,于是這些事件就寫到我的日記里面。這個雞的香味在大步疾走,猶如戴著紅冠的少年在天亮之前把它被殺害的消息通知千家萬戶。詩歌的語言想給人一種表面上非常奔放、剛勁的印象,但是在這些表面剛勁的印象后面,暗藏著一個詩歌作者當年對這些現象的深深的思索:這就是人想跟當時的那么一種天際一色、月光朗照的氣氛融為一體,裝著睡熟,但是雞的香味——一陣大風仍然把我們暗藏著的思想、暗藏著的人揪了出來,人跟他周圍環境高度的對立,或者是一種高度的和諧。這就是二十多年以前一個年輕人在鄉村所經常想的一些事情。我希望這些事情的回想,在現在聽起來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那個雞的香味仍然在大步疾走。
五四以來的中國新詩寫作,我認為依然是“我手寫我口”,我們要重溫這個精神。評論家——也是依據白話詩曾有假大空傾向這一事實——認為“我手寫手口”導致詩歌毫無詩意,我也曾經這么以為。但是,我要說的意思是,言說的實質是人處在他非說不可的場所。譬如一個被告在法庭上的陳述,聽起來像一首合情合理、娓娓動人的詩篇,也頗有抒情意味。我們恰恰忘了,辯護的合理性抒發是證詞,根本不是抒情,不是單純的闡析。被告在說話——當時我知道必須把抒情的基本立意落實于一句“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大白話上。很可惜目前我們的詩人已淡化了言說的思想立場,卻強化了它的抒情意味和所謂的抒情解構。
粗略地綜觀我所寫過的一些文字,它們也有一種情不自禁的弱點,有的時候甚至向一種所謂的思想性在靠攏。當文章中直截了當的思想性呈現出來的時候,有時我認為它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實際上反映了生動性的弱化。我寫過一首詩,叫做《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怎樣寫小河干枯了呢?我們不用“干枯”這兩個字,這里明明沒有水,怎么寫出一條小河呢?難道我的語言,說這是一條干枯的小河就叫寫出小河了嗎?要保持語言的純潔性,我們只能說“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我們馬上想到“一條小河只有融入大海它才能永不干枯”,如果我們寫下這樣的意思,這是絕對絕對正確的,可當我們寫到這個意思是正確的時候,我們的思維就停止了。實際上我通過語言講出了一句不正確的話。一條小河只有融入大海它才不會干枯,聽起來是正確的,但是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是一句失敗的語言。小河融入大海它才不會干枯,難道我們不用“融入”這個詞就沒法表達我現在的所思所想嗎?在這個意義上才能逼迫出一種新的語言的誕生。這個語言是指什么呢?不僅是說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這就是語言的創造;創新是指什么呢?故鄉的小河在大海上流淌,請問你是誰的小河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