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村的？》（侯馬/文）

 
一進北師大，就有同學因為我來自山西侯馬叫我“侯馬”。我覺得這個稱呼帶有貶義和嘲諷，很惱火。后來，在中文系新生的創作潮中，“侯馬”變成了我的筆名，等于我還沒寫出像樣的東西，已經有人在傳播我的詩名了。后來我也覺得有很強的宿命感，就是我的詩風、詩歌理想、審美力的對象，從來就是對風花雪月的一種厭惡，所以讓我起一個具有那個年代特點的筆名是不可能的。它是非常有現代感的古老物體的存在，跟我詩歌的形象高度一致，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我詩歌的形象，對這個筆名我深感滿意，到目前為止，我的創作成就這個筆名是擔得起的，內在一致的。

 過去我一直以為我是新絳出生的，可是不久前我媽告訴我，我是在曲沃的東楊村出生的。跟父母相處的時間很少，連自己的出生歷史都不知道，生日也是自己編的，因為小時候家里人一會兒說農歷一會兒說陽歷，而且說的不一樣。我一直相信我是抱養的。

我是在曲沃出生的，生下來后就被抱到新絳了。在新絳有了作為人的第一次記憶，那就是絳州的橋。那天媽媽騎自行車帶我回新絳。河上沒有橋，那座橋是用鐵鎖鏈把很多的木船拴在一起，就像“赤壁之戰”似的，然后上面鋪上木板。我媽推著我，我坐在自行車橫梁上的時候，突然發現世界在我面前出現了。我看見了那座橋，看見了鐵鎖鏈，看見了橋下面非常渾濁、烏黑的水，飽含了煤末兒在橋下滾滾流去。這是我生命當中最早的一次記憶，那個時候應該是三歲左右，世界誕生了，我也誕生了。

我五歲之前經常被放到侯馬的上院村生活。五歲被放到曲沃鄉下一直到七歲以前，我跟爺爺在東楊村生活。我知道我是孤獨一人，而我哥、我弟由我爸我媽帶著在侯馬城幸福地生活，我自憐而無奈。七歲以后我到侯馬上學，到侯馬的第一天，我哥、我弟非常興奮，帶著我到院子里玩，我也瘋玩，院子里有個孩子向我示好，但我覺得他有看不起農村孩子的因素，所以我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一頓。我們在大雜院里生活的時候還是非常快樂的，分撥打架、用石頭砍仗是我們經常玩兒的血腥游戲。基本上兩邊兒手心手背分撥兒，分完以后兩邊互相砸石頭，直到有一邊兒的人腦袋開瓢，鮮血直流，大家就一哄而散，過兩天再玩，反正老有被砸破頭的。還玩在房頂賽跑，分頭站在房上面，同時開跑，一人跑一個房脊，那個也非常危險，按我爺爺說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至于去河里把棺材拉出來，用棺材板當船下河，證明自己不信鬼神。直到有一天一個伙伴被淹死，這種游戲才作罷。我們算是艱難長大，同學夭折了好幾個，我自己也差點跳糞坑被沼氣毒死、差點被車撞死、棉衣被點著差點燒死，反正也算九死一生。

我有一首詩叫《氟斑牙》。小時候我牙齒特別白，上大學時天天踢球曬得烏黑，一笑滿口白牙閃亮，但是前些年突然發現牙齒出現了黃斑，我問醫生怎么回事？牙醫問我老家是哪兒的，我說山西侯馬。他說那就對了，那兒的人有氟斑牙。我說怎么小時候沒有？他說這就是毒素積存在體內，慢慢沉淀出來的結果。當時我就想，小時候的生活在體內可能存了很多精神的毒素。《他手記》是一次總清算。其中《身份證》里面我寫到弟弟自己做了個身份證，我就會揍他，代表一種管教的力量來教育他。小時候歲數雖然小，但干的惡行太多了。危險混亂的童年也是快樂美好的童年，我從煙盒得到了審美教育。北京禮花牌香煙紅色的煙盒上絢爛的禮花，香山煙煙盒上的楓葉，曲沃煙煙盒上是綠色的小方格，上海煙煙盒上印有華表，新港煙印有大船——煙盒太美麗了。這種設計感、這種美的形象是一種很重要的教育。

小時候我經常被人問到：你是哪村的？回到侯馬人們也這樣問。我以城里人自居，覺得這句話很有貶低的意思，而且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村的。但在這么多年的詩歌寫作中，我越來越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

我是東楊村的，所以西楊村的人就是最大的敵人。東楊村跟西楊村的莊稼地連成一片，交界線像戰壕。后來我終于明白，東楊村和西楊村都是史村人民公社的，所以其他公社就成了我們的敵人。有一天，我意識到曲沃、侯馬都屬于臨汾，我們就把運城人看成敵人，晉南人把晉北人看成敵人。外鄉人不僅覺得山西人親切，還一致認為山西人吝嗇，喜歡吃醋。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中國人看不起非洲人。要是有外星人，我們就會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所以你是哪村的不僅是一個根，也是一個身份。因為當我們沒有別的身份時，出身、祖籍就是最大的身份。

 曲沃意味著我的童年，意味著東楊村的一個平原，一座庭院。庭院，是李清照“雨打芭蕉的庭院”，也是博爾赫斯的《庭院》，在我的想象中甚至是《雨》里“我的父親回來了，他沒有死去”——父親回來的庭院。有時真不敢相信，我如此貧瘠的童年，竟然擁有過一座庭院。我在那個庭院度過了兩年非常孤獨的童年，直到21歲，我才意識到這個孤獨的童年是我詩歌創作取之不盡的深礦。孤獨的童年造就了一個詩人。那時我的玩伴是一個漏氣的皮球，我想象它是一只寵物，用一根棍子驅趕它，走過胡同、莊稼地。每天早晨，我在爺爺打掃庭院的掃帚聲中醒來，與孤獨的爺爺相依為命。有一天，村里在學校操場開批斗會，原因是一個地主在農忙時節在自家院子里蓋了一個廚房，被認為有意干擾生產。爺爺被拉去陪斗。我第一次知道了父母不曾告訴我的秘密，原來爺爺是富農。深夜，我久久不敢睡去，擔心被他殺害。直到又一次在他刷刷刷的掃地聲中醒來，摸著被窩里爺爺溫暖的氣息，我感到爺爺是好爺爺，他不可能殺害我。有一天媽媽從城里回來，我鼓足勇氣告訴她我想回侯馬，媽媽一時心軟就答應了。我一陣狂喜，立刻和小伙伴們去瘋跑，累得精疲力竭，滿身大汗地昏睡過去。當我從暮色中醒來，媽媽已經離開，又是寂靜的庭院，只有爺爺刷刷刷掃著落葉。

1985年，我考上北師大，獨自一人赴京報到，從晉南到晉北途經忻州的時候，下車去看望大姨。大姨給我買了一身運動服，那是我生平第一身運動服。她還送我一只皮箱，是她結婚時的嫁妝。那個黃色的雖然老舊、但依然結實的皮箱，陪伴我讀完了四年大學。從一個城區搬到另一個城區，直到住到芍藥居地下室時，它竟消失了。那個皮箱里裝著我和傅瓊大學畢業以前全部的信件、情書、小說、草稿，以及我們可憐巴巴為數不多的照片，在地下室被雨水浸泡了，我的小姨子拿到戶外去曬，被收破爛的順手牽羊了。于他是廢紙一堆，于我們是全部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回憶與紀念。

 在北京生活，吃不到魂牽夢繞的家鄉飯菜，很少聽到撩人心弦的家鄉口音，沒有熟悉的同學、身邊的親友，使我不得不一次次重生，一次次站在新的起點。故鄉，有時是一個刺痛人心的詞，有時是陌生的一種感覺。我沒從骨子里覺得我是北京人，但我經常也不覺得我是山西人，我是現代中國人，一個用詩歌重塑精神的人。近三十年的詩歌創作，使我終于認識到，詩歌從本質上講正是人的本質身份的本質證明。詩人身份是具有公共性質的私人身份。我們太需要確立每個個體的生存感了，太需要從尊重生命來寫起了。

想到曲沃，第一想到的是羊湯，我們叫羊頭菜。離開山西后，我每次回到侯馬都會專門驅車幾十里到曲沃喝正宗的羊湯，據說它的發源地就在我們東楊村所屬的史村公社。童年時，每周日爺爺都會帶著我去喝一碗羊湯。從村口的大槐樹出發，走過田鼠駐扎的田野，那是我步行到達最遠的疆域。羊湯館門口是一條通南通北的公路，逢年過節，爸爸媽媽會在路上騎車趕來。假如村里人在外面死了，他們會被從那條路上運回來。幾十年后，我住在侯馬的爺爺去世了，就是從那條公路被送回東楊村的。我常常想，也許我會有機會再一次真正回到東楊村，搞明白“我是哪個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