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春暉  薪火相傳
——記我的啟蒙恩師劉慶璋教授
 
                                                        吳子林 
 
    據說，蘇格拉底初次遇見童年的色諾芬時，用手杖攔住了他，驟然問他什么地方可以購買市場上出售的各種商品。這個孩子知道購買商品的地方，十分有禮貌地回答了他。最后蘇格拉底又問道：“哪兒可以買到‘高尚’和‘善良’”？孩子茫然不知所對，這位哲學家隨即說道：“那么跟我來吧！”
                                                       ——[英]吉爾伯特·默雷：《古希臘文學史》
 
      這么些年，自己一步步走來，比他人幸運之處，想來就是在人生的若干關節點上，總是適時地出現了蘇格拉底式的“領路人”，他們“仙人指路”一般，將我引上了正途。劉慶璋教授便是我大學時代的“啟蒙導師”，是我學術之旅的“領路人”。時至今日，我仍一直稱先生為“恩師”。
      帕斯卡爾說得好：“人必須認識自己：如果這不能有助于發現真理，至少這將有助于規范自己的生活，沒有別的比這更為正確的了。”自從大一確立了“遠大目標——成為21世紀中國的別林斯基”后，我的大學生活就走向了規范化、秩序化。即便是最難聽的課，我也從不“翹課”，總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靜靜地讀自己的書、做自己的讀書心得筆記。不管怎樣，單憑這點我也應該算是個“好學生”吧（不過，當時有人調侃我為“小老頭兒”）。當然，這種“循規蹈矩”的生活，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長期堅持下來的。起初，我身邊也有幾個同學跟我一樣癡迷文學，總是一同往師院書店和曉風書屋跑，搶購出版不久的新書，跟我一道討論專業問題。可是，其中的一些人后來漸漸“淡出”，被所謂的“生活”折磨得斯人獨“憔悴”了。
      烏托邦，是年輕人的一種特權。大學時代的人但凡有了理想，都是些年少輕狂、羅曼蒂克的。我也不例外，心里面時常想：“給我一個支點，我將……”。難就難在生活的內部總是深藏著某些暫時不為自己所知的東西，因此，所有的舉動不免有些盲目、沖動，而易于陷入“失敗主義”的旋渦，甚至可能因此一蹶不振。難怪帕斯卡爾說，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我這根“葦草”之所以沒有斷折，還能不斷“思想”著,行走在人生的邊上,不能不歸功于劉慶璋教授。
      首先，這還得感謝林繼中教授。劉慶璋教授專攻西方文藝理論，原就職于蘭州大學中文系。上世紀80年代曾先后訪學美國密蘇里大學和哈佛大學，出版有《西方近代文學理論史》、《歐美文學理論史》等專著；其中,《歐美文學理論史》是我國第一部由個人獨立完成的、縱貫2500年橫跨十余國的西方文論通史。1989年底,劉慶璋教授歸國后想換個工作環境。林繼中教授得知情況后，經過一番努力，終于人才引進劉慶璋教授到了漳州師范學院。林繼中教授又聽說89級有批學生酷愛讀書，于是成立了個類似沙龍的讀書小組，每月至少開展一次活動；與之相配合,還編了一本內部刊物,并親自題簽刊名“書評”（據說，這本刊物現在還在辦）。
      有一個周末，林繼中教授與劉慶璋教授一同參加我們讀書小組的活動，作現場的學術指導。林繼中教授隆重推介劉慶璋教授之后，全場響起興奮的掌聲。當時，我們正在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其中有些地方不好理解，大家展開了討論，我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最后，劉慶璋教授作了非常精彩的點評，特別表揚了我。也就是從這時起，劉慶璋教授發現了我這個“讀書種子”，先生記住了我，我也記住了先生。不久，劉慶璋教授給我們開設了“西方文論”課程。西方文論浩如煙海，沒有掌握一定的知識背景，一般的同學是聽不明白的。劉慶璋教授每次上課提問，能對答如流者寥寥無幾。由于此前自己涉獵了不少相關學科的知識，常常主動發言，回答問題時往往能旁征博引，自覺地中西會通，所以頗得先生之首肯與褒揚。課后，許多同學都說：“你跟劉老師有緣啊，以后好好跟她做學問吧，做個優秀的學者！”
      記得我還在讀高一時，有個同學就跟我說：“你很像個學者哩。”當時，我說：“學者？不就是讀書人嗎？你不也是嗎？”那同學笑了笑，沒再說什么。現在想起來著實好玩。叔本華說：“所謂學者，就是在書本里做學問的人。”讀書仿佛就是在書中旅行，目接森羅萬象，心游天地之間。對于一個初學者，在書籍的叢林里穿行是極易迷路的，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指示路徑的“導師”，他就像蘇格拉底一樣，對年幼的色諾芬說：“那么跟我來吧！”自上大學以來，我雜七雜八讀了一堆書，感覺特別凌亂，不成體系。劉慶璋教授的出現，讓我眼前豁然一亮，未來的日子變得明晰了，確定了。我很快就意識到了：劉慶璋教授是我的引路人！
      于是，在一個周末，我和另外幾個同學怯生生地去拜訪劉慶璋教授。先生特別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又是端茶，又是遞水果，弄得我們幾個學生感動得不得了。這是多么平易近人啊，一點架子都沒有！隨著話題的展開，大家都徹底地放松了，把自己的苦惱、困惑都一五一十地傾訴出來，先生則不緊不慢地逐個解惑，并不時以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啟發、激勵我們，傳授我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在這次訪談中，先生給我開列了一些閱讀書目，此后，我便按圖索驥地讀書，基本把握了西方文論發展的整個脈絡。
      劉慶璋教授是個治學非常嚴謹的純正學者，對于學術總是抱著滿腔的熱忱，對于年輕人則總是待以寬容之心,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先生講授西方文論，從不照本宣科，而總是先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再解析每個西方理論家的思想，然后請同學們發表自己的看法，并作仔細的評點。有一次，先生讓同學們各抒己見，有個同學站起來一開口就說：“我發表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觀點……”，然后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一套一套的批判。我聽著聽著，感覺他根本就沒有讀過該理論家的著作，基本上是胡言亂語，實在是受不了這種“不學無術”啦！我突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打斷了他的發言，說：“XX的觀點的確‘不成熟’，聽他發言啊，就像我傍晚經常在九龍江畔散步時，看見了從上游漂浮下來的一堆堆漚爛了的樹葉兒。”話音剛落，教室里笑聲一片，還有幾個同學“興奮”地擂著桌子。我得意極了，頗有成就感。先生一個手勢止住了大家的笑聲，非常嚴肅地說：“在學術討論過程中，大家應該互相尊重，不能以嘲笑、諷刺、挖苦的方式討論問題。”聽了這句話，我的臉刷地紅了，頓時局促不安起來。先生接著說：“現在讓我們繼續聽聽吳子林同學的‘高見’！”我調整了一下情緒，滔滔不絕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先生用鼓勵的眼光看著我，一邊聽，一邊點頭。我講完了，沒有其他同學“補充”，先生就開始點評了，充分肯定了我的觀點，并補充了相關的一些資料。臨下課時又說：“目前，學術界在展開學術爭鳴時風氣不正，很多的論爭都是意氣之爭，彼此相互人身攻擊。我希望大家在學習過程中，不要受到這些不良的學風的影響。”
      從此，在以后的課堂討論中，我再也沒有犯類似的“錯誤”。后來，我踏入了學術界。這幾年也卷入了一些學術論爭，但是我基本恪守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的原則。唯有當論敵學品低劣、讓人不齒時，我才偶露崢嶸，以魯迅先生式的雜文筆法，剝皮式地“打擊”之。更多的情形，則是從學理上細加梳理、辨別、論證，以理服人。這不能不歸功于先生當年“棒喝”式的教誨。
      時光飛逝。大四上學期伊始，劉慶璋教授就推薦我報考杭州大學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王元驤教授的研究生。先生不僅給我寫了推薦信，幫我聯系了導師，還提供了王元驤教授贈送給先生的專著，以及其他參考書。正是有了這些寶貴的資料，后來我的專業成績特別優秀（都在90分以上），只是由于英語成績差分數線兩分而名落孫山。1993年6月，在離校的前一天，我這窮學生抱了個西瓜到先生家辭行，先生一如既往熱情地接待了我，并叮囑我回到農村中學教書不要忘了專業的學習，準備來年再次沖刺考研。1994年，按照縣教育局的規定，“見習”期間的我無法報考研究生。1995年，終于可以報考了。在先生的建議下，我報考了華東師范大學黃世瑜教授的研究生，可惜還是英語沒有上分數線，又失敗了。1996年，先生推薦我報考了福建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向的研究生,導師是中國比較文學開拓者之一李萬鈞教授。有了前面兩次失敗的經驗，這一次我信心百倍地參加考試。當時，我身在偏僻的農村中學，信息閉塞不通，不像現在有手機短信、互聯網聯絡。一天，我正準備去教室上課，中學傳達室的老師遠遠看見我，直沖我喊：“子林老師，有您的電報！”我趕緊小跑過去，拆開一看，是漳州發過來的，電文寫道：“英語55總分368定錄取劉慶璋”。我頓時整個人都跳了起來，一路狂奔，一路嚷嚷：“我被錄取了，我被錄取了！”那情態像極了吳敬梓筆下的范進中了舉。我的同事和學生們看了直納悶，神情怪異地看著我。我忙不迭地逐個解釋，同事們都為我感到非常高興，學生們都愁眉苦臉、依依不舍：“老師，您能不能帶我們畢業了再走？”……
      1999年，在碩士畢業前，我報考了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當時遠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的劉慶璋教授又給我寫了封推薦信，我得以順利報考了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批評家和教育家童慶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師范大學擁有我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點（1983年），在童慶炳先生的執旗領軍下，有著一個實力非常雄厚的學術團隊，它開辟了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在國內學界有著非常崇高的學術地位，以及輻射全國的影響力。經過一番異常艱辛的努力，第一次考博就成功了！我踏入了多少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在益智進德的過程中，整個人生也隨之脫胎換骨了！
      陷入困境是個人發展的必經階段，它給人帶來一種新的理解生活世界的方式；而在困頓的生活中，由于有了諸多先生的耳提面命，則使我抵達了一個重要的邊界。
      寸草春暉，師恩難忘！
      后來，我一度成了大學老師，也像先生當年指導自己一樣，對著茫然不知所對的年輕學子說：“那么跟我來吧！”于是，不少人走出了自我的困境，開辟了人生的新境——為此，我甚感欣慰。我相信，若干年后，我的弟子們會同樣對著茫然不知所對的更年輕一代學子說：“那么跟我來吧！”……
      在這世界上，有一種永恒的精神，它必定會“薪火相傳”下去！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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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子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