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忽然看見（馬莉/文）
 
１. 我的初始經驗：一只孤獨的帆閃著白光

　　南方以南的一座椰風浪影的海濱小城——湛江，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那是一個面向大海背靠高山常年雷雨交加的雷洲半島，一個充滿詩歌意緒和亞熱帶雨林情調的小城。我的家就在這個小城之南，推開窗子就可以看見大海和兩岸的椰子樹。我的老保姆天天牽著我的小手去黃昏的海邊散步。小城的人與物都具有單純而透明的風范，它滋養了我單純而透明的性格。７歲那年，我的父親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的母親天天在醫院值夜班。有一天中午，我不想午睡，悄悄從床上爬到床底下，想在床底下玩玩，沒想到床底下竟然有一箱子的書！是我父親在上海讀軍醫大學時的醫學專業書！這堆書中竟然有一本藍色封面的文學小書，我父母當年學習俄語文學的普及讀物。我翻開來，里面的一首萊蒙托夫的詩《白帆》吸引了我，我沒有記錯，譯者是鄭振鐸先生。這是我生命中讀到的第一首詩：
　　　　　　　　在大海的深藍色的濃霧里
　　　　　　　　一只孤獨的帆閃著白光
　　　　　　　　它在尋求什么，在這遙遠的異地
　　　　　　　　它拋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鄉
　　　　　　　　波濤洶涌著，海風呼嘯著
　　　　　　　　桅桿弓起腰來發出軋軋的聲響
　　　　　　　　啊，它不是在尋求幸福
　　　　　　　　它也不是在逃避幸福
　　　　　　　　它下面是碧色的澄清的水流
　　　　　　　　它上面是金黃色的陽光
　　　　　　　　而它，不安地，像在祈求著風暴
　　　　　　　　仿佛是在風暴中才有安詳
　　這首俄文詩配有漢譯和漢語拼音，年僅７歲的我，艱難地讀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著詩中的大海與我家推開窗子就能望見的大海是不是同一座大海。但我無法想象，因為一個７歲的孩子不知道地跨歐亞兩大洲的俄國的大海，與中國的大海是不是一樣的大海。盡管如此，每當我跟隨長年身穿深藍色綢緞并把頭發盤結在腦后的我的保姆來到海邊時，我依然固執地想像萊蒙托夫詩歌中的大海是在形狀上、氣味上、顏色上，與我所親眼看見的大海，究竟有怎樣的異同……
　　后來，我陸續讀到父母當時收藏于家中的中外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毀滅》、《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紅巖》、《歐陽海之歌》、《雷鋒之歌》……初始的閱讀敞開了我的心扉，打通了遙遠詩歌中的大海與現實中的大海的阻隔，最后在我的初始經驗中變成了一座模糊但又清晰的我的精神的大海。
　　我最早寫作的一首詩是在我８歲時，是寫給我同桌的一個男生的，他是留級生。當年我的班主任吳老師為什么讓我與這位留級生同桌？是因為老師對我信任嗎？我相信是的。吳老師對我說，我能“以柔克剛”來約束這位留級生。其他的同學都不喜歡和留級生同桌，但我喜歡，因為這個留級生個子很高，夏天身著他父親的海魂衫那簡直是帥極了。我的詩很短才六句：
　　　　　　　　你長得好看，但你的頭發很亂，
　　　　　　　　你跑步第一名，但功課不好老是留級。
　　　　　　　　等我上六年級時你還是一年級。
　　　　　　　　等我上中學時你還是一年級。
　　　　　　　　等我上大學時你還是一年級。
　　　　　　　　等我和別人結婚時你還是一年級。
　　這首題為《留級生》的我的第一首詩，是我在下課時間用鉛筆寫下的，我悄悄夾進這位男同學的語文作業本里。沒想到他在交作業時被老師發現并遭遇了批評。老師要他交出寫這首“情詩”的人是誰？這個男同學沒有把我出賣給嚴厲的吳老師。這個男同學叫司廣生。我至今并且永遠都會記得他！他是保護我寫詩的第一個人。
　　“文革”時期我讀小學，我看見高年級的大同學都加入了紅衛兵，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還歡天喜地的去北京串聯，我們這些低年級的小同學沒有資格加入，很郁悶，也很向往。但是不久，我又看見這些從北京回來的大哥哥大姐姐們開始批判我所尊敬的老師和校長，尤其是看見我所敬愛的數學老師和美術老師被他們揪出來批斗，我很害怕。有一天，我們海軍大院的杜院長——這位１９３８年參加紅軍的老干部，昨天我們還叫著他“杜伯伯”呢，忽然一夜之間他就被人剃掉頭發批斗了，被叫罵為“走資派”了，這是怎么回事？小小年紀的我，不明白，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我的父親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八路軍老干部，當年打日本鬼子的時候還立過“三大功六小功”呢！“文革”時也被紅衛兵視為“吃老本不立新功”人；我的母親的所謂“階級成分”當年被劃定為破落的“地主”（我母親為此吃盡了苦頭！她認為是劃重了，應當劃為“小土地出租”才合理。無論是劃輕劃重，我母親至今依然耿耿于懷的是，屬于她家族“個人資產”的大片種植果樹的土地和房屋，在文革中被收歸國有之后，至今仍未歸還！）。我的父母都是十幾歲告別家庭出來投奔革命的軍人，為什么在“文革”中會受到這樣那樣不公的待遇？我至今還記得我父親在一天深夜里對我母親說過的一句話：“組織上要是不相信我，我可以用一條繩子到他家里上吊給他看！”　父親所說的這個“他”，我不知道指的是誰？小小年紀的我被父親這句不明不白的話嚇著了，我在夜里悄悄地哭，還不敢讓父母知道。我只是不斷聽到母親下班回家后，在飯桌上說給父親當天她在急診室搶救傷者的事，譬如某某人在“逼供信”中無法忍受，回到家中用鐵釘往自己的頭頂上釘，鮮血滿身，被送到醫院急診室不治身亡；又譬如宣傳車上的人正在用高音喇叭宣傳，忽然不同派別的人在高樓上瞄準了他，一粒子彈射入右胸又從背后穿出，送到醫院已沒有了呼吸……至今我還記得母親對我們說這些事情時候的緊張感。父親不讓我們離開家門一步，我們家的窗戶也用磚頭砌好并封死了，為的是防止子彈射入。我不知道究竟為什么會這樣，我還以為所有的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全都是這樣的。
　　就在這一年——1968年，我所就讀的海軍子弟小學——海鷹小學，由于老師們大部分“有問題”，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批判，學校停課了，我既不能上學，又不敢外出，社會上因為不同的派別而引起的“武斗”現象，讓我心中的恐懼與迷惘與日俱增。我和妹妹在家關門自修，父親親自教我們算數和書法，我所能讀到的文學書，就是父母當年收藏的中外革命小說，但讀來讀去就是那幾本。后來紅衛兵們開始抄家了，一個深夜，我們睡覺了，我母親就把這些書悄悄燒了。
　　然而，我最喜歡的那首詩早已銘刻在我的心里了：“在大海的深藍色的濃霧里，一只孤獨的帆閃著白光……”
 
２. 我的七十年代：骨子里的不安與恐懼

　　上世紀整個七十年代，我的精神是苦悶和不知所措的。主要因為我的父親重病在身，死亡時刻威脅著他，我的母親十分焦慮，這些焦慮也傳染給了我和妹妹。我的母親在“革命年代”為了“改造自己”而努力工作，在我印象中她天天值夜班，清早下了夜班之后她馬上去食堂買飯給我們吃，吃完飯之后她顧不得洗碗就又匆匆上班去了。那時候，大院里別的小朋友不太和我們玩，我和妹妹沒有小伙伴，我們自己生活，獨來獨往。
　　有一天，重病在身的父親給我買了一本毛澤東詩詞，他躺在藤沙發上，給我念他最喜歡的那首“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還教我學習填詞。父親每天給我們布置的功課是：做１００道算術題，寫１００個單詞。我們天天作功課，可是總做不完，嚴厲的父親就罰我們站半小時，不讓我們坐。有一次父親說如果能背誦毛主席的《清平樂·六盤山》，就可以免罰站。我背誦不下來，但是我背誦了那首萊蒙托夫的詩《白帆》，父親很是驚喜，我看見他的眼角有些濕潤。后來，父親臨終時說：“莉莉，你想當文學家嗎？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列寧的著作，讀優秀的詩歌……”
　　我的語文老師叫甘棠，他有一本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他在課堂上給我們大聲朗讀這首階梯體詩歌，在課后他又單獨借給我閱讀。他對我說：賀敬之詩體實際上是學習了蘇聯的馬雅可夫斯基詩體。從那一天開始，我就知道有一個和我同姓馬的外國著名詩人。我興致勃勃地抄寫這首長詩并且背誦它。我的語文老師給我們講述的就是高爾基的小說“三部曲”和著名的散文詩《海燕》。
　　整個七十年代，我在中學除了學習課本的知識外，業余時間讀的是父親當年在上海軍醫大學時的課本：《化學》、《物理》、《英語》、《生物》……我雖然讀不懂，但是我喜歡那里面的氛圍，因為它們深奧，所有深奧和讀不懂的東西都讓我覺得新奇。
　　整個七十年代，我在日記里寫過多首詩歌，有些發表在學校的墻報上。我的“日記詩歌”的主要內容是關于愛情，我當時暗戀著一位男同學，我把對他的愛用隱蔽的日記形式寫下來。這些日記詩歌我曾悄悄地寄給了當時國內的一些少兒雜志，希望能夠發表，但是全部石沉大海……
　　１９７５年底，我中學畢業來到廣東衛生藥場，末代知青的生活沒有什么轟轟烈烈可言，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這些懷才不遇的畢業生暗中傳抄外國詩歌，男同學拉小提琴，女同學唱蘇聯歌曲，譬如《山楂樹》、《小白楊》、《燈光》、《喀秋莎》、《卡吉德勒古老森林》……這些蘇聯歌曲我都會唱，因為我母親會唱，她從前教過我。在衛生藥場，我們學習制藥，學習釀造藥酒，才半年，我就當上了圖書館管理員，在圖書室館自己借給自己大量的書籍閱讀。后來，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寫詩的朋友辛磊，為我借到了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和《穿褲子的云》，我用手抄的形式把這本詩集重新抄在我的日記本上。
　　１９７６年，一位姓謝的中學男同學瘋狂追求我，很快我們就談情說愛起來，我們頻頻書信往來，相互寄贈禮物，可是絕不見面——大概是讀了小說《牛虻》，我把自己比作瓊瑪，他把自己比作亞瑟……這很有點柏拉圖的意味。我們相互贈送“情詩”——這期間我也寫下許多“情詩”。也就在這一年，我參加了市里和省里組織的青年詩人創作筆會，到周邊各地云游體驗。１９７７年，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組詩《這里到處是光明》。也就在這歷史性的一年，國家恢復高考，１９７８年春天，我考上了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這是我詩歌寫作漫長的發育時期，也是我的積累與準備時期。我在肉眼可見的世界中看見了某種苦痛與不幸，某種開闊與遙遠，它們是模糊的，但卻是神圣的。
　　整個七十年代，我精神上的苦悶與焦慮給我的詩歌注入了骨子里的不安與恐懼，甚至反叛，但呈現在詩歌文本外觀上的，卻是與生俱來的飄渺、虛空、親切、溫和，這仿佛是一對相互依存的詩歌對立物，正是這些個人的歷史因素和社會背景構成了我的詩歌最早的內質結構：不安、興奮、喜悅與神經質。
 
 
３. 八十年代的寫作：我選擇了不選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是一個自由閱讀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破碎又燦爛的時代。那時我們正年輕，思想正處于“斷乳－反叛”時期，舉國上下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我們這一代騰出了思考的空間，伴隨著開放大潮，數量巨大的外國作品如洪水般洶涌而入，站在此岸的我們，一下子看到了無比遼闊而蔚藍的思想天空。
　　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康樂園里感受外面的精彩世界，我開始大量閱讀世界名著并接觸國外各種現代思潮。星期日，我和中文系的男同學朱子慶一起去書店排隊購買外國文學作品，購買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系列，以及北京、上海三聯書店出版譯介的２０世紀西方人文學術叢書“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系列。當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趨勢》、《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都是我們手邊容易找到的必讀書籍。
　　在閱讀的快樂中，我也在尋找我最喜愛的詩人，他們是：普希金、萊蒙托夫、葉芝、葉賽寧、吉皮烏斯、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里爾克、埃利蒂斯、蘭波、艾呂雅、艾略特、米沃什、凱魯亞克、金斯堡、迪金森、白朗寧夫人、泰戈爾……這些世界的光芒為我內心的豐富性增加了深厚的底色。不久，“朦朧詩”興起了，朱子慶不斷給我找來當時的民間詩刊《今天》，我接觸到了北島、舒婷、江河、楊煉的詩歌，我們發現他們的詩歌與外國的翻譯詩有某些相似之處，這是此前中國詩歌精神中缺少的因素。我在一種表面的開闊與遙遠中，發現了更加隱蔽的開闊與內在的遙遠，這些深度的情感與思想在當時是被譏諷為“朦朧”的，在我的內心卻如此地清晰和明亮。
　　１９８１年，我在《北京文學》第一期上發表長詩《處女地》，很快又在《人民文學》第二期上發表長詩《竹頌》。除了閱讀和寫作，我們中文系幾位愛詩的同學共同辦起了校園詩歌民刊《紅豆》，作為校園詩人之一，我們在《紅豆》上發表自己創作的詩歌。
　　一個思想開放的年代當然更是一個詩歌勃興的年代，我們這群在八十年代寫詩的青年詩人被美譽為“第三代”！我和我的同時代青年詩人一樣，用全部的熱情和鮮血瘋狂地寫詩。有一天，我忽然發現，我從小時候的“大海”浮出了水面，來到了陸地，我開始寫大地，寫大地上生長的大樹，寫一棵神秘樹與“一個人”的神秘故事。1985年第10期《詩刊》（邵燕祥主編）發表了我的探索性詩歌：《一棵棕櫚樹和兩個女人》，1986年第1期《中國》（牛漢主編）又發表了我的依然是探索性的詩歌：《月光下，那棵神秘樹在哭泣》。這兩首詩歌至今在我的詩歌寫作中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們探討生命與存在的緊張關系，挖掘男權世界與女性世界對立又包溶的互為因果的關系。這種互為因果的緊張關系是基于我作為一位女性對宇宙與存在的自覺審視。這樣的審視沒有被當時的批評家關注，因為當時的批評家主要是男性批評家，其關注視角受到以男權為中心的偏狹視野所局限，他們希望看見的是一丁點兒都不會危及他們潛意識深處的男權的自我滿足感。
我有一首寫于1988年6月的題為《渴望失戀》的詩，發表在當時深受青年擁戴的《詩歌月報》上。在這首詩里我大膽地審視我的精神與肉體的矛盾，我有必要把這首我自認為最重要的詩歌抄錄在下面：
 
　　　　　　　　不久前
　　　　　　　　兩個影子從那幢廢棄的小樓
　　　　　　　　走出   兩個修長的影子
　　　　　　　　一個向左
　　　　　　　　一個向右
　　　　　　　　修長   而   潔白
 
　　　　　　　　他說我的影子是他
　　　　　　　　我沒有反對
　　　　　　　　我們幽會時走進去又走出來
　　　　　　　　一只老黑貓驚叫著從窗臺跌下
　　　　　　　　跌死在我的腳旁
　　　　　　　　我斷定是兩個影子在作祟
 
　　　　　　　　這是致命的一擊
　　　　　　　　禮拜日他請我吃狗肉
　　　　　　　　我拔腿而逃
　　　　　　　　貓狗是一對冤家
　　　　　　　　我邊跑邊想
　　　　　　　　我不是貓   我說
 
　　　　　　　　醒來以后
　　　　　　　　我發現我的影子躺在杯子里
　　　　　　　　那幢廢棄的小樓正向我傾斜
　　　　　　　　我喊救命呀并迅速逃跑
　　　　　　　　他無動于衷
　　　　　　　　不容我掙扎   甚至
　　　　　　　　用嘴嗜住我的紅唇
　　　　　　　　舔我的脖子
　　　　　　　　咬我的乳房
　　　　　　　　吮吸我的血液和骨髓
　　　　　　　　纏繞住我   用他修長的四肢
　　　　　　　　經典的   呼吸
 
　　　　　　　　從影子的瞳仁里
　　　　　　　　我看見我的身體在動搖
　　　　　　　　咬牙切齒
　　　　　　　　我從發間摘下簪子
　　　　　　　　刺向他血流如注
　　　　　　　　醒來時我發現影子正站在墻壁上
　　　　　　　　不錯  正是不久前的兩個影子
　　　　　　　　從廢棄的小樓里款款而出
　　　　　　　　一個向左
　　　　　　　　一個向右……
　　　　　　　　　　　　　　　　　　　1988年6月13日
 
 　　若把這首詩放在整個八十年代的背景下來反觀，詩歌中的象征性與精神氣質是特立獨行的，我沒有選擇“性別”，而是選擇了“人性”。詩歌里出現的兩個影子，一個是肉性，一個是靈性。肉與靈在相互糾纏，相互依存。
　　中國詩歌在八十年代，在“告別革命”的先鋒意識下，迅速與國外的現代主義詩歌接軌，大部分詩人都集體無意識地卷入現代主義大潮中，尤其是外國的詩歌給中國詩歌的天空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陌生而詭異的意象。對于女性詩人來說，這些意象直接指向一個新鮮、生動而又陌生的詞：性別。中國的女性毫不猶豫地接受著這些深刻的哲學。有時候一個文本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接受者方面而言卻未必能“深刻地”接受，也有“淺白地”接受一面。例如外國的女權主義哲學把一個“性別”意識教會給了我們中國開放的新女性——成為了不爭的事實，也就是說，此前的中國女性是沒有自己性別的，“她們”的眼光是以“他們”的眼光為眼光的。我們從中國女性的“性別意識”發展史來看，也的確如此。于是中國女性的詩歌書寫出現了大量的“黑暗意象”，“身體意象”，“反抗意象”等。特別是美國自白派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的最著名的“挖掘潛意識，大膽地寫隱私和禁忌”等口號性的詩寫誘惑，使得當時大部分的女性詩人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這個潮流。普拉斯自有普拉斯的正確，因為這是基于西方女權主義背景下的“個人文本”。雖然思想是沒有國界的，但是，的確從此開始，在中國女性詩歌書寫的潮流中，“黑暗意識”出現了，甚至逐漸成為了一種主流意識，似乎只要在詩歌中伸手抓住一塊黑暗的焦石，或者觸碰一下黑夜，就是反抗男權的，就是具有先鋒品質的……是時候了，作為女詩人的我，很有必要來反思一下當年的“我們”自身的局限。
　　當年，女詩人們這種仿佛抓住身體就能擺平性別的寫作，其實造成的是更加勢不兩立的性別差異。但是，當時的評論家乃至今天的評論家們似乎從這道風景線上看見了“女性的覺醒”，評論家們與女詩人們的這種不自覺的自我誤導不謀而合，實際上更是把女性自身帶向一個更被男性窺視的境地。然而，女性詩寫者們至今似乎還沉醉在這個吹捧之中，這種現象在當時讓我十分警惕。我后來這樣為自己的警惕性尋找總結：在當時，大部分女性“在黑夜中打開自己”，不但不具備較深刻的反思性的哲學意味，反而把千年來的作為“奴役和附庸”的女性包裝得更具有了藝術性，變得只不過比過去的傳統世俗境地，更高超也更美妙罷了。
當年，這種所謂很有“哲學意味”的女性新的詩寫境地，這種所謂形而上學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境地，一開始仿佛是從對世界本質的把握介入，實際上是更多的是通過身體呈現出一種自虐和對抗，更多的是通過曖昧的身體自白，其中大部分帶有很濃的性色彩，仿佛這些就是女性的所謂“身體覺醒”，仿佛女性的“身體覺醒”就證明了女性的“思想覺醒”。果然，在不久的后來，女性寫作被當代一些男性批評家深度誤讀，他們用他們自己希望的“她們”，來解讀他們自己認可的歷史——無怪乎一位男性批評家說“當代最優秀的女性詩歌都深刻地觸及了女性的性意識”。雖然我不能斷定這樣的話語是褒是貶，如果是貶，這讓我心痛，如果是褒，這更讓我心驚！當我們隨便在一條商業中心的大街上行走，很容易看見大街兩邊高聳的巨大商業廣告招牌上那些過度暴露的女性，不但男人們欣賞這樣的女性，就連女人們自己也欣賞。男人認為女性已經解放，女人們也同樣認為自己終于解放！不錯，男人們通過看見女性們對自己的性描寫從而得出這樣的歷史結論，仿佛女性的成長是女性通過窺視自己的性——而得以成長的。
　　不錯，在一個人的歷史敘述中是這樣的，但作為一個“女人類”的成長史，就不是這樣簡單了，正如作為一個“男人類”的成長史，他的成長與她的成長——是同樣的不簡單。因為人類的歷史并不僅僅是性別的歷史，人類的所有性別都打上了意識形態的深刻印痕。而獨獨以男性視角來解讀的女性世界，在渾然無覺的快意之中，一再被誤讀，女性詩寫者又被男性批評家利用或者奴役了一次。有時候我甚至這樣想，有意味的是，或許既不是男人誤解女人，也不是女人誤解男人，倒是人類的“性別史”把男人與女人活活給玩耍了一把！因為女性解放的內含全然不是這些表面的東西，比這要深刻得多。
　　當年，我雖然被這樣的歷史潮流誘惑著，被女性自我的所謂“性意識”的覺醒誘惑著，但我同時也警惕著。我的警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命清高的，而是建立在對任何一次偉大而磅礴的文藝復興運動——人（不僅僅是女性）的身體形象得到尊重并作為人的自覺和自由權利被文學藝術所謳歌所贊詠的——極大的認同之下，這種警惕是在發現和思考之后的自我堅守，我意識到：如果女性的自我覺醒在一個更為高級的層面上再次淪為新時代的男性社會話語和商業工場的誘餌，那么這樣的女性解放在多年以后會不會又重新回到原來的起點上？當然，我們不能假設女性解放的歷史能或者不能按照我們所期望的軌跡行走，我們必須尊重歷史自己行走的軌跡、速度與節奏，就像歷史在女性的自我選擇上，沒有反對或者阻止她們——要么放棄要么拿起這樣那樣的選擇，但我選擇了不選擇——我選擇了不選擇“性別”，我選擇了不選擇“書寫身體”或者不“過分書寫身體”—— 作為女性解放的最誘惑男人的手段，我不想走大多數女性走的或者正在走的路線，因為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思想將來會多么地統一于地球村的規則和法律之下，作為一個個體的人，他或她，依然是作為一個個體的“人”而存在著。現在想來，這也許是當時的我，一個女性自我覺醒的深刻立場。
　　在這里我特別想借一位朋友的認同感來證明我的思考是謹慎、嚴肅并有深度的，在關于“女性的黑夜意識”問題上，我與多年來我所尊敬的學者、我的一位好朋友崔衛平在最近交換過看法，她說她“100％贊同”我的觀點。她說，“那是一個陷阱，是男性世界和商業世界愿意為女性提供的，所謂“黑夜”可以說是一種策略和一種合謀，在（黑夜）“分工”中表明自己是無害的，但這樣做強化了被指認的女性弱勢，誰說女性不同時站在光明之下？（黑夜）也可以說是用來激發男性的窺視欲，挑逗男性的深淵沖動。”她感嘆：“這就是我為什么不專攻女性主義，至少那樣的女性主義，既不增添女性的尊嚴，也不增添這個世界的精神高度。”在談到普拉斯時我們也有一致的聲音：“你可以聽出普拉斯是將自己的生命提升為詩，而黑夜意識僅僅是將女性意識提升為詩，挖掘女性的秘密，是一種自我出賣。每件東西都染上了女性色彩，這可能嗎？”她的分析讓我的思路更為清晰。
　　我還特別想說的是：今年４月在蘇州同里鎮召開的“三月三”詩歌筆會上，我遇見了我的好朋友、同是八十年代的女詩人瀟瀟，我們親切地交換著當年在詩歌書寫之中有關“女性的黑夜意識”以及女性詩歌中的“性覺醒”，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和我一樣保持著頭腦的清醒！她說：“長期以來，詩壇上女性主義寫作中黑暗的東西太泛濫了，我一直都在拒絕。我一直希望，詩歌應該寫得干干凈凈，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靈魂上。我發現我們倆的觀點竟然如此的不謀而合！
    １９８５年，我在我的詩歌書寫中也曾大膽地觸及身體，但我是把“身體被控制與反控制”的主題納入我的詩歌視野，而不是以“哀怨”和“傾訴”的書寫方式去為女性爭奪所謂的女權席位。人的行為構成人的主體，我在詩歌中試圖把過去封建一夫多妻的所謂愛情問題，變成兩個女人之間“自己的事情”，變成兩個女人在選擇同一個男人時是被“主體主導”著，而非像過去一個男人擁有幾個女人（妻妾成群）時女人是被男人這個客體主導著，而女人恰恰成為了被動的客體。一個女人在世界當中主動地選擇和主動的放棄選擇，都表明了一個女人的覺醒，而這些覺醒也深刻地隱藏在女性“搶奪男人”的世俗本能中，隱藏在“身體的控制與反控制”之中。我這樣寫：“看見那個女人和他坐在棕櫚樹下／她哭了很久，想上前去咬那個女人／然而，浪很響……”所有的內心活動都隱藏在這個女性窺視者的世俗人性之中。然而故事還只是開始，“她突然一陣昏眩／定定地望著，忘掉浪還很響……”一個女性和她的丈夫被另一個女性窺視，這個女窺視者是如此地嫉妒，因為她是那個男人的情婦！但是，最終的結局沒有結局，因為世界就是如此，只有死去的棕櫚樹（物質）能證明這些，但是一棵樹已經死去，就像人類也將死去一樣，而面對天地宇宙，人類所有的社會活動和家庭中男女的愛恨情仇，都不過是過眼煙云，既沒有什么意義，也沒有什么空虛，只是代代相傳而已。在人類社會，所有的掠奪都是“性別”的掠奪，所有的財產、權力都是為了性別，因為“性”才能為人類的延續及傳宗接代落定最后一個棋子。而這最后一個棋子，就不能不是人類的意識形態——人類所有的歷史最終都要被指向人類的主體——意識形態，這是人類最無奈也最能證明人類發展的宿命。
　　多年以后，大約是１９９５年，我偶然從一本當代法國的新小說派作家羅伯－格利耶那本著名的小說《嫉妒》里，找到了與我一樣的隱喻：“世界沒意義也不荒謬，只是存在著。”別提當時的我有多么驚訝和興奮了：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忽然看見。我以我的詩歌，正如他以他的小說，在人類古老的愛情題材中，沒有煙火，沒有槍聲，在看不見嫉妒的嫉妒中，在人性最深的層面之下，竟然殊途同歸。
　　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我的詩寫活動都是面對自我以及整個人類的存在——作小心謹慎的追問。１９８８年，老詩人牛漢在讀到我的八十年代詩歌手稿時，寫下了這樣的評論：“……有兩三天，我是看里爾克和他的詩的同時穿插著讀馬莉的詩的。使我驚異的是在情緒上并沒有出現通常那種不相容的斷裂感，從里爾克的內心世界仿佛一步就可以跨入馬莉的詩的情境，中間不存在什么障礙和分界。這種偶然的意想不到的超時空的契合，我過去真還沒有體驗過……里爾克開創的詩的世界，使人類生命的意義得到了拓展，成為全世界眾多詩人和讀者精神上的故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莉和里爾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同鄉’，一人是先輩，一個是后人。我也或許可以算一個他們的‘同鄉’……當然，我絕不是說馬莉的詩已經達到里爾克的那種獨特而深遠的境界……我只是說明，在創作的心境和個性方面，他們似乎有著相近的追求及因苦苦追問而獲得的智慧圖像……馬莉詩歌中這些有聲有色的真情的故事和境象，那么真切，卻不是現實的描摹，似乎都發生在她心靈的第二故鄉，她凝聚的不是一目了然的實體，而是難以定型、躁動不安的情緒和意象，是搏動著心靈深處隱秘的情愫……馬莉的許多詩，語言、形象乃至節奏，在構思完成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想象很少先于構思。她的詩更不是由于偶然獲得一個不凡的詩句所能以引伸而成。看得出來，馬莉的創作過程是一個自覺地苦心探索和發現的歷程。這種探索和構思總是異常艱苦的，整個生命中滲透著孤獨感和執著的莊嚴感，它們幾乎是宿命地激發著作者去征服和開創陌生的情境……”
　　與這首詩歌主題接近的是我的另一首《月光下，那棵神秘樹在哭泣》一詩，這首詩當年被收入《中外當代女詩人詩歌辭典》及《探索詩集》（公劉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等重要選本之中。此后我陸續在《詩歌月刊》（蔣維揚主編）、《青年詩壇》（林賢治主編）、《花城》、《大家》、《詩刊》、《星星》、《人民文學》、《詩潮》、《當代》、《上海文學》、《文學自由談》及臺灣《創世紀》、香港《大公報》等著名報刊發表詩歌及散文隨筆。每年有詩歌、隨筆、散文入選當年詩歌年鑒、年度詩選、年度隨筆、散文選等。2003年《黑夜與呼吸》（散文）被收入“21世紀高校文科教材”《20世紀中國散文當代讀本》中。
　　我的當年被牛漢先生大為贊美的全部詩歌手稿，至今依然安靜地躺在我的抽屜里，它們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約有兩百多首。是的，除了在報刊上發表的極少部分詩作之外，我沒有出過像樣的詩集。我猜想，在所有八十年代寫詩的“第三代”詩人之中，也許只有我，還沒有出版過自己寫于八十年代的那二百多首詩歌！
 
 
４. 九十年代的寫作：我至今依然作為單獨的人在行走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詩壇是繁榮而駁雜的。網絡詩歌、口語詩歌、民間立場、知識分子寫作、第三條道路、中間代、７０后……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些所謂的詩人極盡能事地吹捧自己和攻擊他人，制造詩歌事件和轟動效應，詩壇像股市一樣出現大量的泡沫有目共睹。我漸漸發現，所謂的詩歌運動，幾乎是當代中國所謂的詩人在名利場上爾虞我詐的“諸侯”紛爭，為了成名為了進入文學史的權宜之計，一場以文學（詩歌）的名義進行的階級斗爭，一批又一批寫詩的人為了始擺脫上一代詩人的影響，為了從上一代詩人的遮蔽中脫穎而出，產生了強烈的對抗意識。本來文學史的論爭與批評是正常的，但是在我們中國詩壇就變得不正常了，變得急功近利了，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是“一群沒有信仰的人類，一旦機會來了中國人很會為自己著想”，也有人說因為中國人“最沒有安全感，中國詩人也一樣沒有安全感，一切都要快！成名要快！進入文學史要快！”呵，多么可憐，這就是中國詩人的詩歌現場！在中國的整個九十年代，你不能不認下這樣的殘酷事實：中國詩人比中國小說家還要市儈！詩歌已經成為一種相互交換利益的籌碼。
　　為了保持自己清醒的思想和語言，我沉默著。我沉默并感嘆著詩風之日下，人心之不古。我同時也看見：真正優秀的詩人，也沉默著！八十年代最好的詩人在九十代都沉默著！熱鬧的詩壇的就像熱鬧的市場一樣，兩邊站著正在大張旗鼓地甩賣自己的詩人，他們輕易的就甩賣了自己，這樣的一群詩人，你不能不懷疑他們的藝術真誠與藝術良知。
　　整個九十年代，我在《南方周末》當一名“芳草地”的副刊編輯。白天我去報社上班，約稿、編輯版面，晚上回家讀書寫作，天天如此。整個九十年代，我沉靜著，沒有一絲狂躁，我嘗試著遠離詩壇，正像我的詩友潞潞所說：“遠離詩壇，接近詩歌。”是的，遠離詩壇，我決意不參與任何詩歌流派，不參與各種詩會，不參與各種爭鳴。并且，我嘗試著寫小說，很快在《花城》上發表了第一篇實驗小說《語言的幾種表達方式》，進而嘗試著用具體的顏色寫作另一種“詩歌”——我開始畫畫，用抽象的黑白線條與形狀，表達我的難以表達的情緒。１９９２年，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在“廣東藝術家畫廊”里舉辦了一次我的個人畫展。
　　我詩歌的原創動力來源于我的夢想，而不是現實之境。我相信真誠的詩人都是為自己心靈的渴望而寫作。我依靠自身的智性和心靈的極光，挖掘被遮蔽的幽暗之物，發現生活中投影到內心深處的印痕。我不選擇日常與流俗，我不選擇肉欲與色情，我也不選擇快速。我選擇緩慢，就是昆德拉所說的緩慢。是的，除了緩慢，還是緩慢。緩慢不是以一種悠慢的節奏應對生命的短暫，緩慢是一種寫作姿態，是生命的尊嚴與豁達，我用緩慢以去蔽，以敞露，從而接近日常的光芒，切實實踐著我內心的訴求：詩歌是一種極具私秘化的個體勞動。我認為這才是一個在日常中進入寫作狀態的詩人的絕對良心。
　　整個九十年代，我在《大家》、《鐘山》《當代》《作家》、《小說家》、《人民文學》發表了大量散文隨筆。這些散文隨筆收入我的三部重要的散文集里：《懷念的立場》、《溫柔的堅守》、《夜間的事物》。這三部散文集奠定了我的“新散文”立場，著名學者袁勇麟在《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6月版，第24頁）中這樣描述我們這些年輕的“新散文群體”：被命名為“新散文”代表作家的鐘鳴、張銳鋒、馮秋子、于堅、祝勇、周曉楓、寧肯、馬莉、龐培、格致等新生代散文家的出現，更是加速了散文文體求變革新的進程，他們的創作“真正給傳統散文美學觀念帶來天翻地覆的變革，并在散文文體的創新發展上具有革命意義”。
　　整個九十年代，我的散文隨筆為我榮獲了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２００３年）。
　　整個九十年代，我寫下了近二百首詩歌，這些詩歌后來收到我的《馬莉詩選》中（２００４年）。
 
 
５. ２１世紀初的寫作：光芒不需要光芒的照耀

　　２１世紀注定將是一個怪異的世界，一個地球村的世界，一個模式化制作的世界、一個充斥著廣告式宣傳、行銷、發行并與快速傳播合謀占據話語霸權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恐懼的爭奪能原的世界，一個轉瞬即逝既沒有詩意也毫無精神——然而到處是光明的可疑的世界。人類帶著20世紀創造的巨大財富與創痛邁進了21世紀，但在財富與創痛的背后蘊藏著更加巨大的焦慮：人類在失去精神家園中進入了２１世紀，再次淪為了孤獨的在世流浪者。
　　面對人類的苦難，認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紀人類基本精神價值的問題，是每一個詩人的當然使命。這樣的使命不是某種集會上宣讀的儀式，也不是一撥詩人隨便扯起一張旗幟下的簡單宣誓，更不是某個詩歌流派推翻過去的激進主張。這個使命，應當是詩人日常的精神現象，是一種日常的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審美是極為平凡的事務，它幾乎瞬間就可以完成一個人在情感過程中對某一事物及對象的直接把握。一個詩人對自己負有使命，是一個詩人內心的宗教，這樣的精神現象時刻占有詩人的生命全部，并體驗著生命力的洋溢與靈魂的升華，這樣的個人宗教不是單純的對道德命令的依從，它需要一個詩人長期的內心體驗與積淀，它是一種寫作的深刻姿態，一種我所堅持的瘋狂的“慢寫作”姿態。
　　從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我寫下三百多首十四行詩歌，我的朋友龐清明在通往廣州到四川的列車上，為我的詩歌命名為“金色十四行”。我覺得這個意象很符合我對２１世紀人類精神現象的描述：我們需要一種高貴的光芒，它不是來自我們以外的宗教，它是來自我們自身的宗教。自從福科說 “人死了”之后，21世紀哲學家為了找回人的精神家園，企求通過宗教的煉獄恢復人類的精神價值，借助神的力量實現人的回歸。然而，都沒能如愿。因為早在18世紀，康德就這樣預言：宗教無力也不能根本解決人的問題，所以人類基本精神價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我無法考證這樣的思想是否是人類最后的通行證，但我覺得日常的宗教是詩人首先完成自己的必然途徑，一個詩人應當能夠做到，這是道德自律，也是為人“詩表”，我至今依然堅持“文如其人”這個古老的東方命題，因為只有詩人的人格，才能決定詩人最終能走多遠。
　　我自認為我找到了十四行這樣的金鏤玉衣，披在我的身上，仿佛“我從永恒中來到永恒中去。”（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倫敦1924年版，第157頁）
　　依然是：我詩故我在。
　　依然是：遠離詩壇，接近真主（詩歌）
　　在今天，作為一個女性詩人，思考變得更加重要，但思考不再是以樹立一個對立面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也不再是通過過度書寫身體以求達到與男權的平等地位，這一切都不是書寫的依據，也就是說，不再讓女性的存在以有一個可以推翻的對立面，或者通過過度展示女性肉欲作為寫作的前提條件，而引得男性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依然是不公平的，依然是帶有狹隘的局限，依然是以男性的視角為認同依據的。在今天，所有的書寫都應當是以自由為前提，作為女性書寫者，警惕來自不同層面的所謂吹捧是一種獨立的寫作品格，保持清醒的大腦，而不再被意識形態的觀念所利用，不再被作為男權與反抗男權的歷史的一個隱喻而存在。
現在，我依然故我地完成每天的日課：白天在報社上班，約稿并編輯版面，晚上回家先做好家務，然后讀書寫作畫畫。日日如此。我走過的地方不多，因為我膽小，還因為我坐飛機有恐高癥，乘輪船有暈眩癥，甚至乘坐電梯也常常因頭暈而要回避而要從一樓爬到１２樓。我的毛病真是不少，這也許塑造了我的不喜歡社交個性吧。但我最感自豪的是，我直覺豐富，感受力強，頭腦清醒，思維敏捷，尤其注重內心的體驗。我的所有日常生活，每一點每一滴的感受，都是我藝術原創的源泉，一想到這些，我每天的行走都會感到穩健踏實。
　　最后，我想借用我在２００７年榮幸地獲得“首屆中國新經典詩歌獎”時的詩歌頒獎會上，著名詩人梁小斌所宣讀的授獎詞作為我此文的結束：
　　“詩人馬莉是我們這個躁動歲月里安靜寫作的典范。馬莉詩歌從一塊‘白手帕’的飄揚開始，直至抵達《金色十四行》，其全部凝望均表達了天下經典詩歌的一個基本奧妙，這就是：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燒。馬莉的貢獻在于她把當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升到一個智性的高度，而令世人矚目。馬莉的詩歌恢復了中國古代女性詞人的典雅傳統，這個典雅來之不易，幾乎要被暴戾撕碎。馬莉詩歌精神里無處不在的純凈之光，終于演變為中國當代女性詩歌的一個重要母題。馬莉的詩歌尺度自給自足，無限柔韌，并且如此多嬌。正如詩人自己所說‘光芒，并不需要光芒的照耀’，我們完全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