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爹今年才七十二歲，身子骨顯得非常虛弱，娘說爹的身體大不如以前，跟我奶奶一樣，光犯暈病，腦子也沒有以前好使，成天糊里糊涂的，拿東忘西，還說潮套話，手里明明拿著一串鑰匙，還東翻西找鑰匙，埋怨這個那個拿他的鑰匙沒給他，嘴里還罵罵咧咧的，又摔碟子又打碗，說人嘴巴硬，死不承認，找了大半天，鄰居串門，看到他手里攥著一把東西，問他找啥，他說找鑰匙，問他手里拿的是啥，他一看傻臉了，一句都不吭，低著頭不說話。
爹在農村里跌打滾爬了幾十年，對農村懷有深厚的感情，爹常說，他的魂在農村，一輩子都離不開農村，在家里，他天天有說不完的話，干不完的活兒，說話笨嘴笨腮，粗粗咧咧，對誰都是老好好。說話很隨便，但你真正叫他去給別人協調點事，他的面子很金貴，總是推著叫娘去，娘總是說他賴狗爬不了墻頭。任你咋說，就是不去。要是鄰居找他幫忙干點活，他比誰跑的都快，連外人都說“他家活懶外活勤，人家的活兒不累人”。爹總是那一句口頭禪：鄰居爺們著重。爹的一顆慈善之心，給他帶來好的人緣，也給他帶來過麻煩。
那大概是1980年之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小，隱隱約約記得一些事。全國上下都在華主席領導下抓綱治國，深揭痛批“四人幫”，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給搶回來，中央開始頒布實施新的《森林法》，可就是因為這個《森林法》，我家出事了。
父親不識字，連自己的名都不會寫，農村的派性很嚴重，你這一派系得勢了整我這一派，明天我這一派系起來了，就朝死里整你那一派，你批我我批你，有時候一家人父子倆都不一派，上上下下亂哄哄的，亂成一鍋粥。我們隊里也有兩派，老大隊書記一派，年輕大隊書記一派，我們家和新大隊書記一派。
這一老一少兩個書記不和，是一對“死對頭”，“四人幫”倒臺后，因為年輕書記是造反派，大隊書記的職務被拿下，老書記又重新上臺，年輕書記沒被撤完職，改當大隊副書記，雖然他在大隊里一個家不當，但是底下還有一派人，老書記說的話安排的事，在年輕書記這一幫人眼里狗屁不是。兩派的人，每天晚上都要到倆頭頭那里坐坐開小會，出一屋進一屋的，匯報匯報各派的情況，聽聽頭兒怎么安排。
一個生產隊里都有兩個派，三句話不透，動不動就尅起來，兩派的人誰看誰都紅眼，最后一個隊分成了倆組，這一派的群眾都選我父親當組長。沒多久，父親把全組的群眾都叫來，說組里的牲口沒料吃，眼看牲口要斷頓，看咋辦?群眾說把河堤上自己組里的桐樹刨幾棵賣了買牲口料。父親小心眼說不行，賣樹要犯法的。他去找年輕書記，因為他分包這個組，給他匯報了一遍，年輕書記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似的：咋，犯法？犯四個哩！又不是為了自己，為了大家，刨樹賣，誰能咋著？父親說，刨了怕出事？年輕書記說：會出啥事？我又不會死，有我來你還怕啥，刨去吧！父親聽他說的那么干脆，心里才有了底兒。
于是他一家家通知，叫每戶出一個勞力，吃過晚飯到堤上集合，給公家刨樹，有拿鐵锨的，有掂鋸的，還有拉架車子的，就差一家人沒去。這家人的男子是出了名的告狀柚子，誰當干部都得聽他的，不聽他的，就給你操，這家伙讀了幾年書，口齒伶俐，脾氣傲，認死理，是遠近出了名的“老別筋”，見誰說話不合他的口味，他脖子一扭，非給你論個子丑寅卯不中，不叫你論敗誓不罷休。有一回，父親派活時，惹惱了他，他就處處找父親的茬，說早晚非要治他一回不可，叫父親知道知道閻王爺到底是誰？這天晚上，這家伙終于等到了報復的機會。全組的人都到堤上刨樹去了，這家伙卻在老書記家嘀咕今晚上刨樹的事。老書記屬藕的，全身上下都是心眼！他越想越不得勁，這刨樹的注意肯定是年輕書記給出的，他又是包的這個組，他不點頭，組里誰也沒有這個豹子膽！提起年輕書記，老書記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把他拉出去槍斃都不解恨。越想老書記心里越興奮，和老別筋頭抵著頭說。
老書記開始向公社匯報，叫派出所先把父親他們抓起來，只要咬出年輕書記來，就把他們放出來，整他們幾個老百姓有啥俅用，真正弄出大魚收拾新書記才是目的，老書記想。晚上十點多鐘，大家刨的刨鋸得鋸，很快就把四棵大桐樹撂倒了，人們正要向架車子上抬，突然，從公社方向出現一道刺眼的亮光，接著傳來“嗚嗚嗚”的警笛聲，一陣急促一陣，由遠而近，大家意識到不大對頭，有人說派出所的人來了，趕快躲一躲。父親說，咱又不是偷東西，躲啥？說著說著，三輪摩托警車“嘎吱”一聲停在跟前，下來兩個戴大沿帽的人，他們說是派出所的，叫他們把桐樹全拉到公社去，人就可以回家。農村人實在，說沒有當官的嘴大，該著倒霉，白刨就白刨了，等送回來再想辦法買牲口料的事。可大家把樹拉到公社院子里，再把樹卸掉，準備弄點水洗洗臉回家時，派出所的人卻板起了臉子：回去，回哪去？組干部和群眾代表你們四個人留下，其余的人管走了。留下的人干什么，派出所的人叫挨邊記材料，派出所的人說，誰說出來誰叫你們刨的樹誰走！在派出所里，不管怎么問，他們一口咬定刨樹與年輕書記無關，派出所的人叫他們承認是偷樹，他們四個死都不按手印，都說是給集體刨的。派出所的人沒辦法，把材料整好，朝桌子上一放，說，先坐一會吧等會就走。父親疑惑的問：帶俺朝哪去？派出所的人說：南監獄！ “朝那弄啥”？ “到了就知道了”。他們四個又再一次一起約定，打死都不咬年輕書記。出事后，新書記的娘專門一家一家的安排，誰要說出了她兒是后臺，回來后算賬！新書記的娘可不是一個省油的燈，附近幾個莊的人，沒有一個人敢惹她的。不咬出他，到了南監獄，那些人可不論套，可不怕你的嘴硬！父親膽子小，越想越怕，他趁夜色解手的機會，偷偷的跑了。
他凈走莊稼地，過了高高的玉米地，又鉆玉米地，不敢走大路，怕一閃失被公安抓住。父親一口氣跑到十多里外的親戚家，躲了好幾天，見沒有啥動靜，找到過去一個會配鑰匙的熟人，跟著他到安徽淮北一帶學配鑰匙、修鞋，走到哪里那是家，晚上就找個草窩湊合住一夜。累了一天，干想閉上兩眼睡一覺，死活就是睡不著，有時候心里一混，剛剛睡一會，光做噩夢，覺著警車“嗷嗷”叫，公安局來抓他，嚇得他折身從床上坐起來，心里還“騰騰騰”的跳，好像心臟都能跳出來，一連幾天，成夜成夜的睡不著覺，白天干著干著活，就睡著了，鐵錘砸著砸著就砸在自己的手上，手“拉拉”的淌血。干了一個多月，父親光害怕，他要到湖北農場去找活干。一千多里外的湖北，遠離故土人生地疏，思鄉之情時時折磨著他，他一邊沒日沒夜的干著活，一邊悄悄打聽著家鄉的消息，一轉眼，年底將至，他已在湖北漂泊三個多月，如同離家有多少年一樣。
俗話說：每逢佳節倍思親。越是到春節越想家，家里的老母親啥樣了？三個孩子又啥樣？他痛下決心：一定得回家看看。不是有人說，事大事小，一跑就了嗎？再說這是為了公家的事，派出所還能單記著，來家里再來抓不成？臘月二十六日晚上，父親從湖北回到老家，到家以后，先在家里藏著，后來慢慢出來到門前站站，還和人親切的打招呼，周圍沒有一點異常情況，父親覺著沒有事了，慶幸那句老古諺的靈驗。一天早上，我們都在家里吃飯，大隊民兵營長領著公社派出所的人來到我家，簡單問了幾句，就把父親帶走了。父親走時，我們攆著跟他說話，看得出，父親的臉上不是恐懼，而是異常的鎮靜和坦然。
在縣城南監獄，父親在那里拘留了將近五個月，群眾一撥又一撥到公安局要求寬大放人，眼看麥子黃黃了，公安局罰了父親一百塊六十塊錢走人。走出來的父親依然大大咧咧，說話高嗓大門，時不時還會給人家罵幾句大會開心。
如今父親已是七旬老人，頭腦不那么靈活，我把它勸進醫院檢查一遍，醫生說：老先生心里沒有啥毛病，只是有點健忘癥跡象。每想起那次刨樹的事，對那場不大不小的災難，父親竟沒有過對年輕書記一絲怨恨！總是說：行好得好啊。
唉,我這糊涂老爹，到現在還真誠木訥的鄉下老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