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歌的發生復活生命價值（宮白云/文）
 
我是屬于天性比較孤獨敏感的人，在生活中有所保留地封閉自己，即使是親人也絕少聽到我的傾訴，也許與我的成長經歷有關，我是一個遺腹女，在缺失中長大，太多的內心情結我選擇自己承受，而對詩歌我可以“無話不說”，它是我找到的復活生命價值的最好方式，在詩歌中，我可以毫不保留地展現我的生活經歷，傳遞我的內心感情。詩歌就是我的白日與黑夜，我的營養水，我的甜蜜素，它甚至是我的信仰，我靠著它發現活著的意義。它就像一朵會說話的云，那么小，卻那么大，放得下我的每一樣東西。世上沒有什么可以把我變為一部作品，而詩歌可以，我進入它的腹地，開始孕育，開始創造，我感到一個母親的神奇偉力。當我集中所有的心力把它生出……它是我的兒女，我無比地愛它，我讀著它，一遍又一遍，身心無比的暢快，如此我才知道詩歌與生命有著共同的寓意，我被如此小的生動卻無限大的能量所安慰。我把這樣的寫作看做是一種誕生的嘗試，雖然它無力改變生活或命運，但可以改變精神與內心。

我將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寫作上，寫作帶給我最奇絕的力量就在于它把我本真的生活與心靈的內在結合成為一體。但詩歌又是復雜的藝術，它的詩性元素決定我們不能簡單地去復制生活、復制內心，我們要賦予自己的作品或多重的色彩或變化的線條或音樂的旋律或美妙的動感。我曾經這樣描述過《詩歌》：“你不喜歡直白的詩歌，直白讓你的感知權被廢棄，它的索然無味，像隔夜的剩水。你喜歡強有力的突破或進入，在深井里或廢墟上挖掘你個人化的情感經驗。你對詩歌并無新解和令人驚艷或刮目的說辭。詩歌對你來說就是一種慰藉與挽留，慰籍逝去的，挽留將逝的……你把它們變成珠粒，一粒一粒數著，直到聽到潮汐的回聲。”（《詩歌》）。可以說我的每一首詩都出自于我的生活與內心，它們大都隱含著我對生活或生命的領悟與認知，它已成為我面對生活與生命的一種態度與自覺。就像修行者，不會為修行而故意去行善，善就在修行者自身的自覺之中，當然，我也不會為寫詩而故意去寫詩，詩，僅僅是我的“心地”與“覺悟”而絕不是無謂的空洞的詞語堆砌與無病呻吟。它是我生命的不斷完善與留下的痕跡。詩歌之于我的重要性，在于它為我提供了一種內心的能量與求索的通道。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持續的寫作中，我才得以真正地理解“天空的雪飄落下來自己化掉/萬物都有因緣/萬事都有因果”的真正涵意。而正是因為這樣的冥思，而得以獲得頓悟：“感到/世間萬物都閃著靈光”（《萬物閃著靈光》），在詩歌寫作中恰恰是這樣一些頓悟的瞬間幫我找到生命的真實與禪性，并最終讓生命在無盡的時間那里得以完滿。所以，寫詩對我來說，就是“用無限的無盡/留下無盡的記號”（《萬物閃著靈光》）。或許“樹葉落下，雖不再與樹發生關聯，/而你撫摸那些存在的經脈，/還會顫抖。”（《等待記》）。

在我每天上下班經過的鴨綠江畔，時常都會碰見一個滿頭銀發的老人坐在滿樹繁花的樹下望著江水，似乎在等待著什么？而鳥兒旁若無人地在他頭頂的樹上飛來飛去地筑巢，我司空見慣地看著，當有一天再次經過他們時，我停了下來，頭腦中忽然冒出：“一只鳥在樹上筑巢，/一個老人坐在樹下，/陽光在樹隙間留下孔洞。/那最難的，/一種和諧，簡單地在那里。//老人與鳥相對無言。/隔著一樹繁花/相對無言。//一個一心一意做巢的鳥，和/一個一心一意等待的人，/又能說些什么呢？//疏離感把他們隔開，但/容許他們說話，/他們在各自語言的家里，/而時光像個局外人。”（《局外人》）。其實這樣的場景在我日日經過的時候，已經熟悉它了，有時候諸多的感悟其實就是對身邊的事物持續凝視的結果。我愿意把這些從日常生活中獲得的瞬間感知（或者叫它靈感也可）作為詩歌的一種深思熟慮的延伸或者是更高層面的開啟，在我與它們建立起的深層關聯中，汲取足夠的勇氣與信念給我的生命過程。

生活中一些樸素的道理就在那里，而我們常常視而不見，當它們一旦與詩歌發生了關聯，在它們相互的揭示與啟發中，或許就產生了一條通往真理或真相的通道。記得有一天下班，已是黃昏，我沿著鴨綠江畔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血紅的落日映在水中又大又圓，它末日的味道，紅色虛幻的樣子，有一種動人的、寂寞的悲傷，這種悲傷無可捉摸地突然就擊中了我，我忽然想，有誰能把這落日從水中捏起？有誰能替代我們自己活著？我沉浸于一種難以解釋的傷感與沉重之中，我開始在頭腦中尋找一些詞來與這些傷感與沉重對應，感覺生命中靠近真理的時刻越來越近，而一首詩就這樣從我靈魂的深處站了起來，我從一個標題開始寫起——《向落日處》：“向落日處，看過去——/一江水慢慢流。很古老，很寬厚/像美德，很古老，很寬厚//而人類不贊美。水與寬厚的關系/我耳朵的清靜聽到/許多的沉默，許多的發生//無人從水捏出落日/無人為我們的塵世忍受這輕盈的沉重/我傾聽，向著你//卸下忙碌的頭顱/轉瞬即逝的落日，過去了它隱喻的腳步/一江水還在那明亮中”。詩歌讓我保留一顆謙卑與敬畏之心，詩歌讓我理解天意、人意，讓我從絕望中看到希望。我把每一次的寫作都看做是完善自身生命的一個契機，或者說，是生命的一個又一個契機在完善我的詩歌，我把這種彼此的完善看做是生活對我的恩賜。

熟悉我的讀者也許不難發現，我的詩歌過一段時間就會有所變化，求新，求變，求異是我的自覺追求，在我的詩歌中有超長、復雜的句式，也有精短、簡潔的句式，通常情況下，我選擇更長、更復雜的長句式來盛放一些擴張的情感和生命體驗，感覺它寬闊的形式仿佛可以容納心靈的全部細致與幽微。而對萬物敏銳的感知與生命感悟我一般選擇最簡潔精微的句式，感覺它微小的尺度似乎離事物本質更近一些。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習慣與寫作模式，不存在普遍性，詩人各有各的“家法”，而我最喜歡的方式是“人詩合一”，如我那首《我們彼此……》，它就像一副自畫像，畫出矛盾對立的自我，但無論怎樣愛恨交錯，依然是分不開彼與此，就像命運中的另一半。“我們活著——/我們死去——/但我們不要分開彼與此……”這是對自我真正返回的落實。

斯蒂文斯說“詩歌是語言的歡樂”，也影響到我，很大程度上，我覺得一首詩的成功與否是語言在起關鍵作用。在我的詩歌寫作實踐中，我不喜歡圓滑、華美的語言，我更愿意讓語言去冒險，讓語言充滿嶙峋感。我近期的寫作又加入了一些細節和敘事的因素，并由過去追求繁復退而就減，由做加法變為做減法，我發現竟然更加艱難。大道至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知其不可而為之”應該是一個詩人所具備的品質。詩人張執浩曾說過“一個能夠將日常生活消化掉并迅速吸納為養份的詩人才是具有頑強生命力的詩人”。比起生之短暫，詩之長久才是我情之所系。

2014-8-22于遼寧丹東

本文原載于《詩歌風賞》2014年第4卷（總第6卷）《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