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上小學四年級。教我語文的是新換的一個女老師，姓李。李老師二十七八歲的模樣，長得很清秀，兩年前剛剛離婚，獨自帶著一個女兒生活。
    在那個精神和物質都極其樸素的年代，離婚，在我們當時的那個農村小鎮(zhèn)，是極少被人們提及的一個敏感話題。我不知道李老師是因為什么緣故離的婚，也從沒有見過他的前夫來過我們的學校，但年少的我卻知道，正是因為離婚，李老師成了我們鎮(zhèn)子上一個名人。
    因為父母親在鎮(zhèn)上的中學教書，所以我的家也就住在中學的校園里面。一天放學，李老師把我喊到了她的房間。她從抽屜里拿出了一個疊好的紙條，告訴我：“吳小黑，這里面是一張今晚的電影票，你回到家后把它交給你們中學的那個一只手老師，千萬別忘了。”李老師說話柔柔的，很好聽。
    李老師說的那個一只手我是知道的，他姓王，很有才，但性格有些古怪，在我父親的中學教高中語文。因為當時的鄉(xiāng)村老師待遇極低，加之那個王老師的右手因為年輕時的一場車禍落下了殘疾，所以一直也沒有談到對象，年近四十依然單身。
    令人驚訝的是，王老師的左手竟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毛筆字。那個時候，每每重大節(jié)日，學校的墻壁上都會張貼出一些花花綠綠的大字報，大字報上飄逸遒勁的大字全是出自他的那只左手，這一點讓學校的師生們都很欽佩。先是一兩個老師開玩笑地喊他一只手，他聽了，沒有不高興，笑笑。后來，大家覺得一只手這三個字和王老師聯系起來竟然包含了越來越多的褒義，慢慢地，學校里的教職工就都喊王老師一只手了。
    我小心地接過李老師的小紙條，把它放進了文具盒。回到家里，我急不可耐地把李老師約一只手看電影的事情告訴了父母。父母聽了沒有奇怪，他倆相互望了一下，笑笑，對我說：“那你還不趕快把電影票給王老師送去？”我拍著腦袋趕緊出了門，出門時我聽到母親對父親說，肯定是誰介紹他們認識的，你還別說，他們倆還真能成的。
    后來，李老師找我送信的頻率越來越高了，送的東西也是五花八門，有電影票，有厚厚的信件，有腌好的切成小塊的咸肉，甚至還有我們班上所有學生交上來的沒有批改的作文本。
    因為李老師是我們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因為全班有五十多個人，李老師每次卻只找我一個人幫她送信，所以每每放學，李老師站在教室門口喊我名字的時候，我都得意地環(huán)顧四周，盡情享受同學們好奇和羨慕的目光，心里極度的美滋滋。
    就這樣，我心甘情愿地做了李老師的王二小。
    兩個月過后，估計前后有將近三四個星期的時間，不知為什么，李老師沒有喊我去她房間拿信了。那段時間，她給我們上課的時候，經常是說著說著就忘了詞，感覺心不在焉的樣子。
    一天，吃飯的時候，我把李老師的異常說給了父母。父母端著手里的碗，還像上次一樣地相互望了一眼，卻都沒有說話。
    那天晚上，在里屋的小床上睡覺，我偷聽到了父親在塑料布隔成的屏風外面和母親的對話。原來，李老師和一只手之間的確出了問題，因為一只手對李老師那個小女兒以后的撫養(yǎng)問題提出了異議，他的意思是讓李老師把小孩交給她前夫。小孩一直跟著李老師生活，要送走她，李老師哪里舍得，就沒有答應。兩個人為這個事鬧得很僵。最后，父親壓低了聲音告訴母親，聽別人說，其實，一只手和老家一個年輕的代課女教師一直在聯系的。
    我躲在被窩里聽得真切，就覺得我的李老師有些可憐，就為她打抱不平起來：老天爺，保佑保佑吧，把一只手的左手也弄壞掉，讓他永遠寫不了字，教不了書。那天晚上，我就是這樣一直咬牙切齒地咒著一只手進入的夢鄉(xiāng)。
    沒有信件可送，這樣的日子在我來說是索然無味的。我在學校里每天都注意觀察著李老師日漸憔悴的神情，期待著哪一天放學的時候她會突然地站在教室門口，柔柔地喊我的名字。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李老師卻再也沒有信交給我。
    轉眼快到寒假了，記得那天天上飄著鵝毛大雪，我背著書包正要上學去，只見一只手遠遠地朝我走來，我頓時感到一股惡心，就馬上拉低了棉帽，低著頭準備從他的側面繞過去。這時，一只手喊住了我。
    一只手走到我的跟前，捋了捋被雪花潤濕的頭發(fā)，笑了笑，說：“小黑，你停一下，幫我做個事。”說完，他從左邊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個牛皮信封。他說：“小黑，給你一封雞毛信，你到校后一定要交給你們的李老師。另外，這個信封上的野雞毛是送給你的。”也不管我答應不答應，一只手硬硬地把那個信封塞在了我的懷里。
    看著一只手遠去的背影，我低頭望了望手里的信封，只見黃色的牛皮信封的封口上還真的用訂書釘釘了一根褐紅色的五彩雞毛，油油的，滑滑的，的確很漂亮。
    這是我當上王二小以來一只手讓我送的第二封信。一路上，頂著漫天的雪花，我邊走邊回想著父母那晚的對話，再想想李老師整日憔悴的面龐，我就想，再也不能讓一只手欺負我的李老師了。
    我要用我的辦法來阻止一只手和李老師的任何聯系。于是，在快要到學校門口的時候，我把那封雞毛信偷偷地埋在路邊的一塊雪堆里。
    信埋在了雪堆里，也埋在了我的心底，二十多年以來，我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奇怪的是，不知為什么，一只手和李老師后來竟然都沒有為那封信找過我。
    一年后，一只手結婚了，新娘是老家的那個年輕的代課女教師。我的李老師也在隨后嫁給了祖籍本地的一個獨臂軍官，并隨軍去了西安，據說生活的很幸福。
    我不知道一九八五年的那封雞毛信里寫的是些什么內容，我想，有可能是一只手的繾綣，也有可能是一只手的決絕，還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無關緊要的字句。
    但是，現在看來，不管怎么說，那封信和那段歲月都已經被當年的那場大雪漂白成了一個夢，漂白成了一段沒有結局的傳說。
    一如生命中的一個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