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抗戰時期，重慶臨江門丁字口我家旁邊有一家水煙鋪，我小時經常坐在作坊門檻看制作水煙，常見兩個伙計打著光胴胴，將煙葉鋪在一大木框里，再一層層噴水，然后再鋪一層煙葉，由此重復，待有半尺高就蓋上木板，再在框邊打楔子壓緊到只有兩、三寸厚再吊起，過一段時間待發出酒香時打開豎起，用木工樣的小推刨在側面刨，刨子兜里就刨出一簇簇金黃的煙絲。
女老板穿著叉開到大腿的旗袍，露出小腿上半透明的絲襪子，風姿萬千地坐在鋪子前，慢條斯理端著銅水煙壺，忽而“噗”地一聲吹燃紙捻，點燃煙壺嘴里的煙絲，吐出一串一串煙圈，而且能夠把后面的小煙圈從前面的小煙圈里穿過，那神情悠閑自得，把個煙鋪燒的香煙繚繞。有人來買煙就拿出中藥鋪那樣的象牙桿小秤幾錢幾兩地稱，然后倒在黃毛邊紙上，再豎著蘭指在麻繩上一繞就扎成捆，動作嫻熟而又優雅。只要她在，門前總站著一堆男人，她不時地遞出她的銅水煙壺交給那些男人吸上幾口，還伸出玉指點擊男人的手背，令男人丟魂失魄的，生意做得十分火紅。
女老板我們不知她的真名，因為她腰很細，走起路來像蛇在扭，大家叫她水蛇腰，有些大人說她是妖精，但我們小孩不知妖精是好是壞，總之很喜歡她，因為只要我們在她門口一站，她都要發餅干和糖果，閑時還領著我們做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戲。
我們不知她是否有男人，一次、一個軍人進去說了什么就走了，她立刻辭退倆個伙計關在鋪子里大哭，漸漸地沒有了聲音，幾天都不見她開門，我媽慌忙砸開門，見她已奄奄一息，我媽給她喂了米湯救活過來，才知道他男人是軍統，被秘密派往敵占區執行任務，受傷后被敵人抓住拷打，但他始終沒透露組織的半點秘密，最后被敵人喂了狼狗。自從，我們對她逐漸尊敬起來！
48年的時候物價飛漲，背一口袋錢出去買不到一口袋米，在這時候我得了猩紅熱，三天三夜不退燒，眼看我要死了，水蛇腰焦急萬分，脫下她的金箍子，金耳環和玉鐲子拿到街上的德國醫生那里換了幾針盤尼西林，我活過來了。
到49年11月下旬，時局緊張起來，一個被他男人掩護活下來的戰友穿著軍裝來到水煙鋪，他給她買了飛機票送來要帶她走，她先堅決不走，那男人說：“為了我那死去的弟兄，我一定要帶你走，因為我們走后這座城市將不復存在！”
她打了一個戰栗，不再堅持，但堅決要到我家來告別，她見我弟弟很乖，她因沒生育，考慮到了臺灣沒依靠，央求我媽把我弟弟抱給他，我媽有些舍不得，水蛇腰說：“過幾年就會回來的，只是幫你養。”我媽猶豫中，她說：“我給你照個像留個吧。”接著就把我弟抱到精神堡（當時已改名為“抗戰勝利紀功碑”）照了像，照像時我弟弟在水蛇腰懷中，側向著像機，臉向下，手向前下方伸展，像要掙扎出她懷中，撲向精神堡梯坎下的母親，可能正是這個動作，挽救了我的這個弟弟，當時我媽說：“讓我再抱一下他。”不想我媽接過我弟就走，一邊對水蛇腰說：“反正你還年輕，二天你自己生一個可靠些。”接著，她抱著我九弟再也不回頭了，那軍人不時地催她上飛機，她才悻悻然趕往機場。
那年12月初，早晨臨江門有霧，我第一個跑到街上，見街上竟然沒有幾個人，再一看街兩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站滿了穿黃衣服的軍人，從碼頭一直站到魁星樓，不久就見一串被解放軍押著的舊政權沒跑脫的那些人，聽說里面還有特務，這時，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我認出那是送水蛇腰走的那個男人。
那串人走完就見一群手拿小彩紙旗的學生從橋洞口下來，口里喊著口號，我也跟他們喊：“解放了，解放了！”
一段時間后，住在橋洞里的叫花子都被清理干凈了，街上也顯得清潔起來，街上天天都有人跳秧歌、蓮花路、金錢桿的，還有劃旱船、走高腳蹺的，熱鬧得很，我們覺得硬是換了個天地，天天在像過節一樣！
一個穿著紅綢衣褲扭秧歌的女人抱起我，她正是水蛇腰，原來她也沒走成。之后經過一些運動，她總說：“我不是壞人！”
我媽那時是居民委員，總是安慰她：“人民政府對沒參加內戰的抗戰人員有政策，況你只是家屬。”雖說她也受了一些委屈，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但總算過來了，她去世前眼睛一直盯著閣樓上一個箱子，我媽叫我把箱子拿下來，從中找出一張蓋著人民政府大印的獎狀，上書：“獎給人民衛士曹淑敏”，她看了抱著那獎狀才瞑了目。
我媽猛想起解放初期一個風雨之夜，水蛇腰硬拉著她連夜上了公安局，第二天，就公安部隊就從全城的下水道取出幾十車炸藥。
我媽猛叫了一聲：“沒有她就沒有了我們！......”
原來正是她挽救了這座城市——她檢舉勸說了她那個男人的戰友特務交出了他們在下水道埋下的爆炸裝置，為這座山城平安完整回到人民手中立下了大功！
我媽含淚說：“只要亮出這本證書，什么事也沒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