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李星（陜西省作家協會《小說評論》主編、編審，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
 
　　培元同志：近好！至今仍衷心銘感九六年元月我患病期間你給我的關照，幾天的東府之行雖未能像你所祝愿的將“疾病去掉”，但卻使我從這件事看到你的為人。患難見朋友，今天當我已完全恢復健康的時候，愈加感到這種友情的可貴，并從種種細節之中，體味到你的忠誠、善良、寬厚與博大，在許多人將人與人關系變成一種赤裸裸的利用關系、交換關系的時候，你當時為我所作出的一切，更超出了你我的范圍，成為一種扶困濟弱、樂于助人的典范。

　　對不起的是，近50萬字、700多頁的傳記文學著作《群山》捎給我看，我雖一直放在案頭，隨時準備閱讀，但卻因為諸事纏繞，一直顧不上。直到3月下旬才一氣閱讀到600頁，4月上中旬因故又放下了，直到前幾天才將剩下的100多頁讀完。聽說盡管有首都的許多評論家給這部書以很好的評價，你仍然很重視省內幾個行中人——包括我的意見，這使我更增加了愧疚。然而因為5月份我又有幾次外出，時間安排得很緊，仍然無暇寫出莊重的評論文字，以與你歷時四載、竭力構筑的文學大廈相稱，只能以柬代文，談談我對這部書的初步閱讀印象。
 
　　《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確實是一座莊重的傳記文學大廈。這不只是因為你的傳主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者和創立者，是人民共和國的柱石之一，具有非凡的革命經歷和思想品質，重要的是因為你在這部著作中所追求、所實踐、所實現的文學個性和風格，如黃土高原一樣的樸實與坦蕩，如陜北的群山一樣的蒼茫和博大，如黃河一樣激情澎湃、奔騰跳躍。你在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雕像，為偉大的陜北人民的忠實兒子塑像，你為他們樹立起一座文學的豐碑，你用群山來隱喻革命、隱喻陜北兒女、隱喻從這塊土地上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由于你的忠誠的勞動，你對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的深厚感情，你長期筆耕不輟所錘煉的文學功力，《群山》也成為你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的界碑，成為你作為一個成熟作家的標志。

　　我讀過不少的各種名人、革命者的傳記作品，也深知為仍然健在的人，特別是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領導人寫傳記的不易。不排除其中有可觀者，但也有相當多的文學贗品，它們有的通篇都是空洞的贊揚的話，有的只是一部干巴巴的人物履歷表，毫無文學性，從而也毫無感染力和生命力可言，大不了只具有史料的價值，而無美學的價值。你對文學的長期追求，你在文學的創作上目前達到的成就和已經具備的修養，甚至還有你執著的性格，使你不滿足于只是將傳主的傳奇經歷羅列出來，還要讓自己滿意，無愧于文學，于是你走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創作道路。不只是調到傳主身邊工作，貼身體驗他的思想和個性，熟悉傳主的一言一行，你還采訪了數百個與傳主當年一起工作的同志，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檔案資料，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你沿著傳主當年生活、工作、戰斗的路線，考察那里的地形和地貌，熟悉那里的風土和人情、歷史和現狀，作了數十本筆記和札記，拍下了數不清的照片……在今天，那些動輒數十萬言的傳記文學作者，誰有你這樣的精神和毅力，誰有你這樣的自甘寂寞的創作態度?有一份勞動才會有一份收獲，那些僅靠簡單的采訪東拼西湊的資料堆積的作品，豈可與你將傳主的經歷，作為自己思想感情、生命體驗的作品同日而語！
 
　　乍一看，長篇傳記文學《群山》的結構是平實而樸素無華的，基本上是按傳主的人生經歷、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結構的，但是行中人一看就會明白，它并不是那樣簡單，那里面實在滲透著你的深思熟慮，你是以傳主的人生經歷為經，以中國革命的歷史風云以及黨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為緯，精心結構全書的。于是作品中的時間和空間才像這樣廣闊，這本書才這樣豐滿而厚重。人們從中看到的不只是傳主做了什么，以及這樣做的意義，而且看到了一部艱難曲折的中國革命歷史。你在作品中恢復和再現了一幅幅真實的中國革命歷史圖景，傳主和傳主所生活戰斗的小環境、小背景，中國革命的大環境、大背景，在你的書中渾然一體、有機結合，這正是本書的主要成就之一。我想到了長篇創作中經常提到的穿冰糖葫蘆式的結構方式，想到了文學縱橫結事、故事性和情節性結事的創作經驗之談，這些你都領會并熟練運用了，所以作品才這樣豐贍充實，具有很高的藝術品位。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傳記文學的重要收獲——讀<群山>致忽培元》之第一部分 　　第70章：工作人員下鄉，只得住在群眾的牲口窯里。人在靠門窗的炕上睡著，窯掌里便支槽喂著毛驢子
 
　　 陜甘寧邊區，是在“雙十二事變”以后，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經過反復爭取，獲得的唯一的一塊被國民黨承認的紅色區域，為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有力的依托，其意義十分深遠。
 
　　這個在特殊時期和特殊情況下產生的特殊政權，在它的體制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按照實際情況的需要，經過不斷的調整變革，逐步趨向完善，終于成為了模范的抗日根據地，成為美好新中國的雛形。馬文瑞經歷了陜甘寧邊區的產生，發展，壯大全過程，并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他1937年冬天到隴東，1944年4月離開，先后整整7年。如果說，他投身革命以來，最初的十年是在白色恐怖下，為創建西北紅軍和西北根據地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那么隴東7年則是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而夜以繼日地艱苦奮斗著。這7年，是風雨交加、艱難困苦的7年，也是轟轟烈烈、卓有成效的7年。在這一時期，馬文瑞肩負重任，主政隴東，用青春和熱血譜寫了自己生命歷程上輝煌的一頁，載入了中國革命的史冊。
 
　　1938年3月，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決定，將陜甘寧分區劃為三邊、慶環兩個分區，將定邊、安邊、鹽池等縣劃出，歸三邊分區。留下曲子、環縣、固北、華池等縣歸慶環分區。馬文瑞任中共慶環分區黨委書記，馬錫五任專員。同年五六月間，中央決定，隴東特委、慶環分區合并為隴東地委。地委所轄除“老區”和“統戰區”之外，國統區平涼一帶地下黨組織，也劃歸隴東地委，原甘肅地下黨省工委所屬組織也劃給隴東地委管，原工委書記孫作賓擔任地委統戰部長。這里的地下黨組織分布在蘭州、隴南、河西一帶。馬文瑞擔任中共隴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1942年后兼任駐軍三八五旅政委。 　　陜甘寧邊區的大部分是原來的蘇區，它的發展和鞏固，從始至終都是在同困難的斗爭中前進的。當時的軍隊、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都存在很多困難，困難的原因更是十分復雜。當馬文瑞初到隴東，這種種的困難擺在他的面前。在各縣的多數地區，并看不到多少像歌子里所唱的那種“三間間房，兩盤盤炕”的青磚瓦房，大部分是破破爛爛的土窯洞和草棚泥屋。有些地方，一戶農民只有一間住房，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下鄉去，只得住在群眾的牲口窯里。人在靠門窗的炕上睡著，窯掌里便支槽喂著毛驢子。驢子就地拉屎拉尿，搞得臊臭不堪，也只能忍受著。工作人員實行供給制，實際上是遠遠供不應求。夏季穿得破舊一些倒也無妨，冬天可就很難熬，眼看到了隆冬臘月仍然無法換季。上級下撥的布料和棉花，不夠縫棉衣，為了節約只得每人發一條棉短褲、棉背心過冬。棉短褲穿著，兩條光腿凍得受不了，就用破棉絮襯著打起裹腿御寒。到最后，連短褲背心也沒有了，只得四個人發一件大衣。在那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季節里，馬文瑞看到一些同志被凍得鼻紅臉青，心里十分不安。而當地農民的穿著，也比“公家人”強不了多少，貧困的程度可想而知。在生活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工作任務卻很繁重：地方的政權建設需要健全完善；老區的黨組織需要鞏固發展；統戰區需要健全和擴大黨的組織；新改編的八路軍需要擴大；地方自衛軍得加緊整頓訓練；各級黨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員需要培訓提高；公糧要征收；抗日救亡、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鼓動工作需要開展；農民掃盲識字和各項文化事業需要發展……真可謂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年輕的地委書記一上任，這些方方面面的困難和問題，像一座座無形的大山，朝他壓下來。他感到肩頭的擔子很重，感覺比過去在陜北冒著生命危險于白色恐怖下開展秘密工作壓力大得多。這種情況下，他沒有絲毫的畏難情緒，他的那種陜北黃牛一樣的一聲不吭、勇往直前的韌勁和倔勁，又一次強烈地表現出來了。他親自下到各地了解情況，出席各種會議，同各界人士談心，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虛心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他把調查了解到的各種情況簡明扼要地記錄在筆記本上，把亂麻一樣頭緒混亂的困難和問題裝進腦子里面，慢慢地分出輕重緩急，理出層次和頭緒來，這一切都是在不聲不響地進行著。他的力量——更確切講，他的政治家的魅力，就像陜北的黃牛那樣，是在沉默中腳踏實地逐漸體現出來的。他時常講，自己是一個“實際工作者”。熟悉他的人才懂得，這個普通平凡的稱謂在他的身上早已具備了特殊的含義。他在隴東開始打開工作局面靠的就是扎扎實實的一個實際工作者那種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求實創新精神。在新上任的那半年時間里，人們看出來了，馬書記是聽取意見多表態少，思考問題多講話少。他也曾下過這樣一個決心：務必在短時期內，使飽受戰爭和災荒之害，飽受軍閥、官僚、土匪和地主土豪壓榨之苦的隴東人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支援抗戰。但這個話在開始并沒有講出來，他是在目睹了人民的困苦境況之后，暗下決心的。這一條實際上成了他在隴東7年工作的基本的指導思想。他是等到把困難和問題及其存在的原因揣摩清楚了，對解決它們有七八成把握時，才會表態講話的。因為在他看來，自己的態度和講話，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黨組織。因此他每一次表態和講話，都要力求符合實際，有益于困難和問題的解決。新上任的年輕地委書記，在默默無聞、腳踏實地的工作中，開始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取得了領導工作的主動權。 　　隴東各方面的工作，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整個地區像一部機器，經過努力發動，終于轟轟烈烈地運轉起來了。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馬文瑞一連好幾天，閉門不出，認真閱讀這個既簡明而又令人十分鼓舞的決議。“……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作為長期從事黨的地方工作的領導人，他最能理解中央決議的深刻含義。他深深地懂得，在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進行如此波瀾壯闊的、空前偉大的革命運動，沒有一個堅強而力量無比的黨，沒有相當數量的信念堅定又富有犧牲精神的黨員，是斷然不行的。他也深知，身為一個地區黨的領導人，應當也必須時刻把黨組織的建設和黨員的發展工作當做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隴東的實際狀況是，老區的黨組織需要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統戰區黨的組織必須盡快健全和發展，同時建立發展農會、自衛軍和工青婦等群眾團體。此項工作，他親自動手來抓。有一位同志被派到一個村子去組織農會。馬文瑞事先到過那個村子。村里有多少戶、多少口人，他都清楚。那個同志回來向他匯報工作，說農會組織起來了，有四百多名會員。馬文瑞笑問：“四百多名?那是連吃奶娃娃也統計上了吧?”那個同志是陜北吳堡人，很老實，嚴肅地說：“那當了。”（意思是“那當然”）可見隴東地區十分注重了組織群眾的工作，許多鄉村幾乎把每一個農民都組織到了一定的團體中。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習仲勛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