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文化與武都古代鄉賢邢澍

 

作者：婁炳成

 

　　曾有一度時間，隨著鄉賢的消失，“鄉賢”這個名詞也消失了，盡管筆者已經年逾花甲，但對這個名詞也是很陌生的。直到當下，“鄉賢文化”又被學界重新提起，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視，才又使其“死灰復燃”、重見天日。“鄉賢”和“鄉賢文化”的再度興起，是與我們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大背景、大氛圍分不開的。以“鄉賢”為主體所代表的“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扎根于廣大鄉土的母本文化。

 

　　“鄉賢”的定義是什么？也就是說，什么是“鄉賢”？“鄉賢”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鄉賢，他們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聞名。鄉賢是封建農耕文化的一種產物，鄉賢指民間基層本土、本鄉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為當地民眾所尊重的人。鄉賢是一方地域品德、才學十分優秀的人，是為廣大鄉民推崇、敬重的人。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可以說，三皇五帝都是中國進入文明時代早期最古老的“鄉賢”，而孔子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鄉賢”。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人為賢者，這七十二人都成了各個地方的“鄉賢”。“鄉賢”的標準是品德高尚、才學豐厚，是公認的社會賢達，因而其構成成分既有官員、士人，也有鄉紳、布衣，并不是單純的“鄉賢”一族。

 

　　中國古代社會鄉賢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和官職而獲得的。傳統時代的身分等級制度是賦予他們擁有獨特地位的制度性基礎。科舉制度下，鄉土紳士的身分具有雙重性質，即"士"，讀書求功名者；"仕"，為官或準備為官者。士為"四民之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紳士是整個封建官僚或國家機器的社會基礎。科舉制度以其具有外顯標志和社會文化內容的"功名"身分，把社會力量的紳士同政治力量的官僚緊密結合在一起。鄉紳作為一個居于鄉村領袖地位和享有特權的社會集團，在維系正常社會秩序的官、紳、民三種力量中，使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也更為多樣。

　　鄉賢文化是扎根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它以鄉愁為基因、以鄉情為紐帶、以鄉賢為楷模、以鄉村為空間，以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村民安居樂業為目標的一種文化形態。鄉賢文化既具有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特征，又呈現出自己相對獨立性的一面，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人本性、親善性和現實性的獨特特征，是教化鄉里、涵育鄉風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們隴南武都也有一位古代鄉賢，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邢澍。他雖然涌現于古代，但距我們當代僅有二百余年。一方水土滋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而一方文化總會有它的代表性人物，我們隴南武都歷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便是邢澍，他既是隴上（甘肅省）的歷史文化名人之一，也是我們隴南武都的歷史文化名人、古代鄉賢。說到武都歷史文化，就不得不說邢澍，他是我們研究、傳承、弘揚武都歷史文化和鄉賢文化繞不開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非常重要的人物。

 

　　邢澍，字雨民，號佺山，階州（今甘肅隴南武都）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其生前身后，都被公認為清史學家、史志目錄學家、金石學家、藏書家，歷任浙江永康知縣、長興知縣、江西饒州府知府、南安府知府，為官清正，案無留牘，百姓稱之為“邢青天”。曾博考秦代圖籍，撰寫有秦代目錄史料，竭二年之力，精心搜采，成《全秦藝文志》八十卷。工于書法、金石、碑板，其著述有“取材博而用心審”之稱，曾與孫星衍同輯金石學名著《寰宇訪碑錄》行世，收錄碑石七千七百零六種。著有《兩漢希姓錄》《金石文字辨異》《關右經籍考》《南旋詩草》《舊雨詩譚》《守雅堂詩文集》等十六種，現多半已散佚。

 

　　邢澍鴻才碩學，著述十分豐富，清末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附錄中，將邢澍列為金石學家推薦。邢澍在史學考證方面功夫很深，治學方法科學。他在《武階備志序》中說：“輿地之學，非多閱古今書不能也，閱書多矣，非身履其地，參互考驗，仍不能也。”又說：“余嘗謂學問之道，博與通相資，而固與陋相踵。”邢澍在這篇序文里指出，不僅要讀書本，而匝要讀石刻；不僅要讀文字記載，而且要親自調查訪問；不僅要知識豐富，而且要見識通達。是為治學、尤其是進行文史研究的至理名言，發人深省。

 

　　邢澍還是詩人和詩評家。他的詩收入在《南旋詩草》，共有古今體詩七十首，為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1818）秋從北京回秀水途中有感而作。詩句流暢，感情豐富。他在《舟行紀事》中寫道：“耳目磨煉生智慧，格物何必皆讀書？老兵知戰農知歲，吾曹博覽恐弗如。”把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作了對比，感到在打仗和種田的知識方面，作為封建文人的自己是不如“老兵”和“老農”的。懂得這點道理，對于一個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官僚來說，實在難能可貴。在《長興縣志》中也收有他的幾首詩，其中一首寫道：“摘芝何處覓園公？罨畫溪邊系短篷。十里路行松影里，一家村在桂香中。亭軒曉霽仙巖碧，魚唄宵深佛火紅。我亦有山歸未得，年年猿鶴怨秋風。”這首詩是邢澍在長興知縣任內作的。從政之暇，他到欽氏山游玩，一路上松影滿地，桂花飄香，景色十分幽美。他觸景生情，想起了故鄉階州的山水，從而引起了“有山歸未得”的感慨，抒發了他對故鄉的眷念之情。邢澎的詩評保存下來的不多，但都很有價值。《與張叔未書》中說：“《清儀閣雜詠》披閱數過，典雅流麗，不乏情韻，可傳無疑。袁隨園嘗以'泠癡’、'鈔書’嘲近日詩人，不知誰指，然犯此病者實不少。”主張詩要有“情韻”，也就是要有詩味，反對把詩寫成宣傳金石考據之學的押韻之文。此詩論是其經驗之談，對有志于詩歌創作之人，具有很好的指導教誨意義。

 

　　邢澍晚年因疾辭職到秀水（浙江嘉興）休養，六十二歲時從浙江秀水回到了老家甘肅武都，以著書自娛。他因身患疾病，在家鄉只待了兩年就去世了。據說，邢澍晚年休制回到老家后，因他深諳風水學，便在武都兩水后村的自有地里給自己勘探了墳塋寶地，并囑咐兒子們將他安葬在他自己選定的墓地里。但使他生前始料不及的是，他在自己勘探的墳塋寶地里長眠了一百四十多年之后，其墳墓卻被意外地而毀挖掉了。一代學者鴻儒邢澍離我們遠去了，墳塋不存。但他的鼎鼎大名和許多著述卻流傳了下來，彪炳史冊，光照后人。

 

　　誠然，邢澍是“封建官僚”，是古代社會賢達，是受傳統儒學教育而成長起來的一代鴻儒。但是，中華悠悠五千年的文化連綿不絕，從黃帝、堯、舜、禹、湯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直到孔子集大成者。中國文化的發展，每隔數百年就有開創性的文化名人出世，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創新，不斷把中國文化發展到新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位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陽明，就有兩位是很大的“封建官僚”，孔子代理過魯國宰相，算半個。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曾經是“封建官僚”，就否定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作用、地位，以及他們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縱觀歷史，無論作為行政區劃地名還是作為歷史文化地名概念的“武都”，都有“大武都”、“小武都”之分。所謂的“大武都”，就是秦漢以降，被稱作武都道、下辨道、武都郡、武都國、武州、階州、階州直隸州等行政管理機構時，所治轄的隴南廣大地域或其中的一部分地域；所謂的“小武都”，就是民國和新中國建立以后，被稱作武都縣、武都區的行政管理機構時，所治轄的大幅度縮小了的現當代北裕河流域和白龍江一部分流域的這片地域。

 

　　然而，滄海桑田，無論歷史沿革怎樣變遷，行政區劃如何變化，我們隴南市武都區都始終屬于“大武都文化圈”。歷史上，中原文化、周邊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加之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伴隨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隴蜀古道的商貿活動帶來的文化傳播，形成了既多元又具有鮮明特色的隴南文化——亦即“大武都文化”，使得我們武都區的歷史文化積淀異彩紛呈，成了全中國文化形態最復雜最瑰麗的地域之一。

 

　　關于武都歷史文化，我們可以從考古發現、歷史遺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生活方式、鄉風民俗、民歌方言、古老村落、民族村寨、廟會社火、鄉賢著述、民間傳說、山川掌故、甚至是地方物產、飲食小吃等各個方面，寫出許許多多的專著或者文章，我們會懷著對這方熱土深深的眷戀之情、熱愛之心，如數家珍，引吭高歌。

 

　　弘揚歷史文化，傳承地域文化，離不開一大批熱心的專家學者、文史研究愛好者，對已經沉淀淹沒久遠的本地域的歷史文化人物，及其生平事跡、文化遺留、歷史建樹等進行發掘、鉤沉和潛心研究。我們武都歷史文化積淀非常深厚，是秦文化、秦隴文化、羌氐文化、茶馬文化等歷史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在經歷了漫長的先秦時期、秦國崛起時期、游牧與農耕交替時期、民族大融合時期、歷史大變革時期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研究武都歷史文化，傳承武都歷史文化，弘揚武都歷史文化，并為武都歷史文化賦予新時代新時期的豐富內容與鮮明特色，使之發展壯大，為武都的經濟建設、社會進步、文明提升、民生改善提供“軟實力”服務，任重而道遠，意義十分重大，是我們這一代人神圣而光榮的使命。

 

　　歸結到鄉賢文化上，鄉賢文化是鄉賢主體所擁有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和風俗習慣的復合體，具有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愛等特點。弘揚鄉賢文化的耕讀精神，引導農業公民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營造學習型鄉村共同體；發揮鄉賢文化的教化功能，引導農業公民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自覺遵守相關禮法，重塑鄉村的倫理共識;以優秀鄉賢文化涵養鄉村文化，最終實現培育文明鄉風的目標。

 

　　《甘肅歷史文化名人》《人文甘肅》《甘肅通志》《直隸階州志》《武都縣志》等史志文獻，都將邢澍作為“隴上翹楚”收錄其中，并對其生平事跡、立言著述、歷史貢獻等詳加介紹，已經蓋棺論定，無容置疑。我們完全可以把他作為武都歷史文化名人、武都古代鄉賢、武都人文歷史遺存和傳承發展的代表性人物，來大力宣傳，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為其建設完善紀念性祠堂，塑像，并以其名字作為街道、文化堂館、文化學社、文化沙龍等命名冠名，不至于使其墻內開花墻外香，長久地埋沒于故紙堆里，僅為少數學界人士所知曉。

 

　　作者簡介：婁炳成，男，甘肅省隴南市人大常委會退休干部，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曾擔任過隴南地區文聯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等職，從事文學創作近50年，在報刊雜志、文學網站發表小說、散文、戲劇、紅學評論、文藝評論等作品300萬字以上。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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