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彭樹君談工業化寫作

 

作者：郭守先

 

彭樹君好！

 

　　由于忙手頭幾篇約稿，大作遲遲未曾細讀，近日居家辦公，方才抽出時間拜讀你推送的文本，批評遲復，還望海涵。

　　首先非常感謝你對本人及《文學自由談》刊發拙作《曹誰的聰慧與悖謬》的信任與厚愛。再次對楊雄君與時俱進，進行沿江、沿海村落詩歌調查，總結傳統農業社會詩學，主動對接城市化進程，深入信息時代前哨，提出工業化寫作表示贊賞；對你認真梳理“越人詩工化寫作”，身體力行創作優秀工業化詩歌，從詩歌寫作當下性出發，痛批傳統生產生活經驗寫作，進而提出 “去農業化寫作”，為探索當代詩歌發展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祝賀和感佩。但實事求是地說你所彰表的“嚴密的詩學邏輯”還是有不少間隙，你所說的“去農業化寫作”也有待深入思考，本文略談一二，以助力你和楊雄君們所倡導的文學理論能走上通衢。

   　“拉開‘工作化寫作’序幕”之說有些欠妥。據你文章描述，工業化寫作是“越人詩”公眾號主編楊雄君于2020年10月8日，在“變電所”專欄開篇的話《是時候拉開“工業化寫作”的序幕》中提出的，準確地說應該是“是時候大力推進詩歌‘工業化寫作’進程了”，因為“工業化寫作”由來已久，自從有了工業化就有了工作化寫作。譬如英國作家狄更斯于1838年出版的以霧都倫敦為背景的長篇寫實小說《霧都孤兒》就是一部工業化寫作，只不過是一部批判工業化的寫作。又如茅盾1933年出版的反映上海都市化紙醉金迷生活的《子夜》也是一部工業化寫作。1913年出生于廣州的草明，著有30多部作品，其中90%以上是工業題材。其代表作《原動力》被茅盾評價為“以詩人的素質，女性的纖細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還有1979年蔣子龍發表的影響深遠的《喬廠長上任記》工業題材寫作。

　　你會說我是在鉆牛角尖，我們說的是理論不是實踐，我們說的是詩歌不是小說。那我們就說說理論、就說說詩歌。說起工業化寫作的詩歌理論，早在20世紀初歐洲就產生過一個文學藝術流派，他的創始人是意大利詩人、戲劇家馬里內蒂，雖然他發起的這個詩歌流派，不叫“工業化寫作”，而是叫“未來主義”，但其中有些主張還是比較近似，譬如“反映新的現實和價值觀念”“機器文明”“贊美強烈的節奏、速度的美和力量”等等。就中國而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化題材的寫作業也進一步繁榮，上世紀90年小說方面出現了《車間主任》《機器》等力作，詩歌方面出現了影響廣大的“打工詩”，蔣子龍于是宣稱中國文學進入了“泛工業化寫作”時代。進入新世紀后不斷有評論家對工業題材的視域和主題性問題進行探討，譬如賀紹俊、巫曉燕等。2011年，全國首個省級青年產業工人作家協會在廣東成立，隨后又設立全國青年產業工人文學大獎，出現林堅、張偉明、任明友、周崇賢、王十月、鄭小瓊等廣東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學作家。2018年初工信部還舉辦了我國首個全國性工業文學大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業化寫作 “去修辭” “從日常出發”等主張，與后現代主義詩派“口語詩”拒絕農業文明時代的意象，用明白如話的語言給城里人寫一些好看東西，異曲同工具有工業化寫作的特質。所以自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化從來不曾以主角的面目被專門對待過”“是時候拉開‘工業化寫作’的序幕”等說法有些不恰當，其“祖師爺”其實已經存在。

　　“目前我國的文學成就還停留在農業文明時代。” （廖奔語）這也是事實，尤其在詩歌方面顯得尤為突出，借“鳥獸草木之名”抒寫情志者層出不窮。楊雄君主張、你所實踐的“工業化寫作”當然也很有必要。面對信息化時代來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進一步加快的新形勢，針對那些坐在城市的咖啡屋、忙碌在工業化流水線上幻想鄉村生活烏托邦的詩人和作家，給予應有的批評和忠告也很有必要（筆者2011年9月在文學評論《都市鏡像》中對青海作家迷戀“回不去的鄉村”也曾進行過有力的反詰）。走進東方大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力倡導“工業化寫作”，用詩歌弘揚工業文明，也很有必要，但切記進行理論構建的時候要思接千載、耳聽八方，用學術界一句慣用的話說，要“窮盡文獻”，用你的話說要進行“共時性的跨文化比對”“歷時性的回溯和積淀”，這樣建立起來的理論，措辭才能經得起推敲，內容也才會少一些自負的獨照、多一些辯證的圓照。

　　“去農業化寫作”的本質是現代性寫作。正因為楊雄君的“工業化寫作”有間隙，故你說：“工業化寫作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詩學概念。它對中國而言是歷時性的寫作，放在世界詩歌中又是一個共時性問題——甚至是過時的”，筆者所見略同。接著你針對“越人詩”工業化寫作方陣存在的平面化、機械化及創作隊伍素質不夠、創作氛圍不濃等問題，提出了 “去農業化寫作”，試圖彌補“工業化寫作”這一提法的局限性，拓寬工業化寫作的疆域，即希望“將工業化寫作拓展到不僅包含工業化進程自身，也包含其所有影響到的一切現代化進程當中——信息化寫作，智能化寫作，新媒體寫作，城市化寫作，私人寫作，新消費寫作，寫實主義，身體寫作，當下性寫作，不一而足——的各個領域。一句話，倡導工業化寫作，即是拋棄我們當下詩歌中與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背道而馳的文化”，這樣的說法固然能解決“工業化寫作”局限性問題，但一個“去”字，又將理論推到了一個顧此失彼的極端。雖然村落經濟一度出現過凋敝和空心化等狀況，但說傳統農業社會“一去不返”也有些言過其實。中國農業人口基數大、農村面積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差距很大，除東南沿海少數都市能謀求與國際接軌外，廣大西北地區還徘徊在農業文明如何實現現代轉型的階段。另外，農業依然是當代中國的支柱產業，糧食安全當下又被國家提上了戰略決策的高度。據2021年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的農業人口還大約有5.56億人之多，也就是說，中國14億人口中還有40.42%左右的農民，村落經濟隨著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也有回暖的跡象。

　　從寫作發生學的角度講， “一個人的精神活動方式或審美追求，仍然受制于其文化記憶尤其是童年時期文化記憶的影響”，也就是說從農村遷居城市的50、60、70、80后寫作者，依然無法擺脫農村生活的影響，這樣農業化寫作群體估計短時間內還不會低于80%，這也是工業化寫作“整體寫作氛圍沒有形成”的根本原因，所以農業化寫作不是你說“去”就能“去”得了的，譬如“越人詩”工業化寫作第六輯所編《車過秦嶺——西康鐵路勘探人寫在鐵路開通20年之際》，雖然名為“工業化寫作”，但詩從“秦嶺以南牛背山下”到“依山傍水的燈火人家”，從“密林深處棲息的村莊”到“贈我以戴斗笠的詩集”，從“長滿綠花生的田疇”到“低矮的村舍”，從“碗里的紅薯粥”到“大山的子民”，從“風霜的獵人”到“我是消失了的犁鏵和壟畝” ，全篇到處都遺留著農業文明的元素。

　　盡管我們周圍不乏你批判的“偽文化尋根心態”“破落戶式的田園寫作”以及“矯情的山水寫作”；盡管“全面指向當下的、真實的、具有時代現場感和生活氣息的審美情趣和詩學觀，是與時俱進的、全面擁抱現代生活的當下性寫作，是最真誠的寫作”，的確也發自肺腑，但“消極自由”優先于“積極自由”，我們不能因為自己身處現代都市、現代工業的核心，就大力倡導工業化寫作，卻以真理在握的心態徹底否定這80%人的寫作，就有些不妥。更何況其中也不乏對傳統農業文明反思和批判的寫作，譬如閻連科、李佩甫等用現代理性審視農村現實、而非發現原始正義的寫作，他們的人文批判反而有利于諸君開展工業化寫作的建構；他們“與時代嚴重錯位或嚴重落后”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真實和真誠，問題的關鍵不在“寫什么”，而在于“表達什么”，或者說有沒有普世的現代價值觀。

　　另外，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并置疊加的時代，審美現代性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反思也早已開始，工業化對人的異化也確實存在，繼美國作家梭羅《瓦爾登湖》之后，“作家們普遍地把鄉村文明作為醫治城市文明病癥的良方”（徐國俊語），自然主義、生態主義寫作也已經蒸蒸日上,說“去”也已經有些不合時宜，或者說已經不可能。從你表述的“去農業化寫作”的本質上來看，其實你想張揚的是現代性寫作，現代性寫作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都已經被中西文學評論界所接受，這時候再提出“去農業化寫作”是否必要?有沒有太多的理論創造意義？值得思考。實際上傳統、現代概念下討論的就是這些問題，“工業化寫作”也好，“去農業化寫作”也罷，不過是術語轉化或概念表述的問題，對象并沒有變化。

　　最后我想說的是，當下不少貌似工業化的寫作，其實販賣的是對鄉土文化的眷戀，抒發的是古典主義情懷，你和楊雄君倡導“工業化寫作”和“去農業化寫作”，弘揚工業文明的競爭意識、契約精神和現代價值觀與現代性寫作的追求一樣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希望能進一步完善詩歌理論，以期發現與現代性寫作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就此作為閱讀大作的一點粗淺感觸，不妥之處請批評。祝“工業化寫作”創作豐收！希望“去農業化寫作”以無與倫比的創作實踐刷新“歷史發展的必然”，呈現這“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精神和風采！

 

郭守先

2022年12月1日

 

　　作者簡介：郭守先，字蘇墨，號西海劍客，曾組織高大陸七棵樹部落。現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青海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內蒙古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詩集《天堂之外》、文集《稅旅人文》、評論集《士人脈象》、隨筆集《魯院日記》、文論專著《劍膽詩魂》等。作品曾獲第四屆青海青年文學獎、第三屆全國專家博客筆會優秀獎、第二屆青海文藝評論獎等。作品入選《開創文藝評論新風——第六屆中國文聯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論文集》等。

 

本文由史映紅推薦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