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漸漸丟棄修辭直奔內心”

——施施然詩歌觀察

 

作者：拜曉紅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

 

原載《作家》雜志2024年第6期

 

在喧囂、浮華的快節奏消費時代里，能以慢下來的姿態不斷向逝去的古典傳統頻頻回眸是難得的，尤其是把這種古典情懷通過詩歌巧妙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更是難能可貴的。而施施然就是這樣一位詩人，她在自己的詩歌隨筆中說“我愛古典戲曲的‘慢’，愛古典戲曲為了臺上一分鐘的十年砥礪”[ 施施然.柿子樹[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125.]。作為一名“唯美的信徒”，施施然的詩是考究的，對內容的考究，對語言的考究，無一不體現出她自古典戲曲借鑒而來的細膩、精致的特性，但這種細膩、精致又不矯揉造作，不管是語詞的運用還是詩意的捕捉，一切都顯得恰到好處，凸顯一種自然、平和、溫婉的氣息。對于優秀的傳統文化，她有著清醒的認知，并自覺地將其繼承和創新，實現了古典內容和現代技巧的完美融合。從早期詩集《柿子樹》《青衣記》，再到如今的《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隱身飛行》，在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歷程中，隨著詩人生命閱歷的增加及生活路途的寬廣，詩歌內容及言說形式有著顯著的變化，整體的詩歌創作道路展現了一種與女性成長相關的情思向度和生命把握，暗含了一種創作視野從虛構的幻想及回憶到面對現實的痛楚再到超越現實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詩人在語言的迷宮中不斷走向現實，走向更廣闊的心靈世界，探求著人生、宇宙最深邃的本質。

 

一、由內而外的自然轉變

 

整個世界無時無刻都不處于變動之中，大到一個時代的變遷，小到一粒塵埃的移動，都會影響這個世界的組成和運轉方式。而一個詩人內心的變動則是無聲而隱秘的，它是由成長經歷、閱讀和外在遷徙等帶來的自然轉變。歌德曾說，“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內心世界轉向外在世界”[ [德]愛克曼.歌德談話錄[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97.]，這不僅指的是詩人的內心世界，更是指詩人的創作。

 

“我摘取一首詩的時候，盡量保持它的天然風貌不受更改，無論是山水、風月等第一自然，還是內心、情感的第二自然。”施施然的這種自然、自由的詩歌創作，因為沒有外部環境的限制，就如同一顆草木按季節氣候、憑借自然天性茁壯成長。在這個生長過程中，不管是人還是樹，他們的生命閱歷及成長路途在由內而外的自然轉變中走向成熟和深刻。

 

循著詩人十多年的詩歌創作軌跡，我們在她前期的詩歌中，更多讀到的是詩人內在情感的抒發、面向過去的記憶書寫及豐富想象力虛構的唯美世界，如組詩《窗前的柿子樹》，十一首詩通篇寫的是對已逝母親的回憶和思念，望著《窗前的柿子樹》，回憶起兒時與母親一起種樹的場景，“如今，柿子樹一長再長，想象中的黃燈籠/卻從未見著”；作為人妻之后，從當下的家庭生活《情景》中，回味著母親曾經操持家務的種種細節，“她留下/這些不易察覺的細節/和脈管中流淌的祖輩的血/哪里都看不見，卻又/哪里都在，并且，將一直傳遞下去”，從這些熟悉的細節中，詩人感受到了生命血緣深處永不枯竭的河流。除了抒發對已逝母親的懷念、眷戀之情，詩人也會寫童年的美好記憶及爛漫單純的青春愛情，如“穿越操場最先抵達的陽光，以及/秋千架下通向未知的/散發著櫻花香的清幽小徑”（《踩著風拾級而上》）；“一簇閃著褐色光澤的蒿草/和風拂動，露出/石板路上的粉筆童年”（《踩著風拾級而上》）。

 

正如詩評家羅伯特·潘·沃倫所說：“幾乎所有的詩歌都是自傳的片段”，真實而有力量的詩歌都是詩人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不管是對童年、青春美好時光的懷戀還是對逝去情感記憶的書寫，都是詩人自身在創作中的意緒展現。而在她的一系列具有濃郁古典意境的虛構想象之作中，如《我常常走在民國的街道上》“我常常就這樣/走在民國的街道上，步履輕盈而優雅。四月天的/花香很近，沒有憤世嫉俗，只有兒女情長”；再如《預謀一場兩千年后的私奔》“想你之前，我要點一爐香/你可以管它叫沉香屑，或者薰衣草/紫色香霧是你延伸來的藤蔓”等，也展現了詩人內心深處對于忠貞、永恒的愛情以及對于民國時期那種浪漫、溫馨、詩意的烏托邦世界的向往。總體來說，施施然早期的詩歌有著少女的傷感和浪漫抒情，有著未經世事的天真和幻想，“應該說，與闊達的人生、現實相比，施施然的不少詩歌情思天地有些局促狹窄，聲音纖弱，未及事物的復雜和深層”。[ 施施然.柿子樹[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序言.]

 

“如果說兩年前的一些詩作對內心的觀照多一些，風格偏于古典，是在向傳統致敬。那么現在則完全趨向于鋒利和尖銳，趨向對現實的觀照。”施施然后來的詩作，將筆觸從內心的情感及虛構的唯美境界投射到了當下的現實生活，如詩評家謝冕在序言中所說的，“她的關切和悲憫出乎我們意料。她的很多詩作以生活為題，都是一些有感而發，豐富的眾生相，深刻的入世感。” [ 施施然.青衣記[M].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14：序言.]如她的《成長之詩》，“你沉浸在這樣的形象中/手捂胸口/體內的豹子左突右沖，你按下又按下……做一個梅一樣芬芳的女兒”,古典梅花的高潔與現代豹子的沖動在這里相得益彰，整首詩凸顯了詩人自覺的詩意轉變。她的詩歌里逐漸多了現實的因子，她的感情里多了幾分凌冽和傲然之氣，多了幾分惡狠狠處理現實的能力，“我悲傷我縱是極盡詩情畫意，也不能阻止粗糲的霧霾進入/親人的肺腑/就像錯判、冤獄、黑幕、奸殺、強拆空氣一般/圍繞著眾生短暫的一生。我悲傷”（《我悲傷》）。詩人西川評價她這一階段的詩歌，“忽然有了體積感，她的語言忽然有了重量，她在下手寫作時忽然變得準確而決絕”。而《行駛的大地》一詩可以作為詩人對過往青春夢幻的告別，以成熟的心境迎接新的人生階段的希翼，“人生至此，早已遠離了起點/但也遠未抵達終點。當我們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希翼/從一個未知，去接近/另一個新的未知。” 可以說，將創作視野轉向外部現實的施施然是西蒙娜·波伏娃意義上的“對世界有一種深切的責任感”的視文學為“一種使命”的寫作者。[ 周瓚.掙脫沉默之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8:44-45.] 她開始以深厚的人文關懷，立足于詩歌精神的“普世性”，從而完成了自我價值的重新確認。

 

當詩歌過多地投射充滿痛楚的現實世界時，詩人的思考開始深入事物、人生的本質，進入自我內心深處。2022年的新作《隱身飛行》，愈加凸顯了施施然的藝術自覺和不斷鮮明的個人風格，開篇以一首《宿命》驚艷了讀者，“我們都是匠人。測量，砍伐，重鑄/愛、恨，長出新生/我們立在我們的廢墟中/我們是我們自己的造物”，這是對她人生的總結，也是對她詩歌創作的總結。豐富的情感體驗和不斷奔赴的旅行路途，使她“漸漸丟棄修辭直奔內心/飄忽的思想的海洋” （《詩》）。面對愛情，她不再幻想，不再傷感懷戀，而是以一顆清醒、戒律的心審視著它，“她受夠了世間悲歡，漸漸斂起了/身體里的孔雀”（《戒律》），“同樣，我們這一生/愛過很多人/其實都是同一場愛情”（《風與愛情》），在戴濰娜看來，對于愛，對于詩歌，施施然有一份近乎禪修的態度，“她受過的苦，愛過的人，長過的刺，都落成了一行一行。”她的詩歌里涌現了很多理性而深刻的自我審視和剖析，如“我想我能如此理性地看待天空是因為/我常常脫離我的身體而出/坐在旁觀者的位置看我”（《遇雪》），“而我站在對角線的位置/注視著這虛無中的一切/提前寫下了身體/一部分死”（《死并不意味著消失》）。

 

從內走向外的詩歌視野，幫助她更好地審視自己，與自己對話；同時，她也與更多歷史與現實中的女性對話，思考女性的人生和命運，如《我的國畫老師》“縱使幼年喪父。中年失母/離棄了婚姻。無子。/一人獨住。放棄了嬌艷/的綢緞，和襟上的荷花……”，她“目光篤定，如參禪”；而《在蕭紅故居》，嘆息著一代才女坎坷、短暫的人生，“墮落的愛人/又和別的女子好上了。豆油燈下/鋼筆尖在紙上沙沙響/嬰兒只來得及/悶哼一聲，就隨馬桶的流水/消失了”。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說：“歸根結底，最有資格闡明婦女處境的，似乎必定還是婦女”[ 西蒙·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王友琴、邱希琴，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20.]。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逃避自我，而是發掘自我，在表面的貶低自我的內里，實質是在展現自我，憑借自己的力量去愛。”[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強，譯.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261.]因此，施施然的文本里不僅有著與自我的對話，也有著與女性之間的對話，她們在追求愛情、贊美愛情的同時，也清醒地審視愛情、審視女性的命運，以一個更加完整、自信、獨立的我回到自我內心深處，開始了與這個世界的終極對話。

 

二、古典文化的現代性升華

 

自中國近代文學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后，“現代化”、“現代性”等詞語逐漸成為了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概念。通常來說，這些概念與“古典”、“傳統”等詞相對立或對應出現，正如貝爾所說，“現代性”是“同作為過去的過去的決裂，同時又把過去彈射進現在”[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趙一凡，等譯.上海：三聯書店 ，1989：148.]，而臧棣則認為正由于現代性的出現，“傳統”才能被意識到其存在。[ 臧棣.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J].文藝爭鳴，1998（3）.] 因此他提出：“一個有出息的當代詩人并不是傳統的繼承者，而應是傳統的生產者。”[ 王家新.一份現代性的美麗[J].詩探索，2000（1）.]而施施然正是作為一個傳統的“生產者”來創作她的詩歌。

 

縱觀施施然十多年的詩歌創作，始終不變的是她對古典文化的誠摯熱愛和別樣“生產”。在此過程中，她一直堅持以現代性的視野重新挖掘和闡釋傳統文化。對古典文化在詩歌中的表現做不斷的“升華”。

 

施施然早期的一部分詩歌具有濃厚的古典文化底蘊，運用較多舊時代印記的審美意象。如《我常常走在民國的街道上》“我常常走在民國的街道上，步履輕盈/而優雅。當當作響的電車，從默片里開出來/灰色長衫和月白旗袍禮讓著上下”，整首詩運用了較多的古典意象，如“民國的街道”、“電車”、“長衫”、“旗袍”等等，典雅而生動，營造了一種唯美、舒緩、浪漫的意境，如一幅生動的畫，給人以美的享受；而《戰亂年代》則以豐富的想象力，還原了古代英雄佳人的浪漫愛情故事，“希望生在戰亂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將軍。佩劍，戰騎，殺氣……/我買胭脂的當兒，被你擄上馬背/絕塵而去。我哭哭啼啼/做了新娘，還生下一對兒女”，以簡短明快的詩句，勾勒出了一幅亂世里悲壯而濃烈的愛情畫面。在早期詩集《柿子樹》第三輯中，以“那些古來的英雄和美人”為主題，書寫了眾多的歷史英雄和美人，如《嫦娥》《青衣》《青蛇》《貂蟬在枝頭》《你是貌柔心壯的蘭陵王》等，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形成了與歷史人物的對話。總體上來看，施施然早期的詩歌多用豐富的古典意象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虛構了屬于自己的古典世界，注重營造詩的古典意境，唯美而典雅，但缺少與當下現實的對話。

 

“我拒絕做一個沉浸在唯美意境里的純粹的古典派，力求在吸收古典文化營養的同時更著重融入現代人的觀念和事物，以我自己的心靈做投射點向外輻射。”隨著詩人開始跳脫出小我的世界，著眼于當下現實，進入事物的深處，她以古典的精神思想掃描現實的悲喜，以詩意而知性的筆觸描摹眾生相，對于宇宙、人生發出哲理性的追問和思考，充滿了宗教性的色彩，“假如，許我以上帝之眼/你會看到人類螞蟻般的/爭斗，猜疑，貪妄/世世代代/不倦不休”（《雨中走過皇帝街》），“官員，剃頭匠，妓女，郵遞員/‘沒有誰能真正地懂得另一個/唯有死亡包容一切’”（《謁梵高墓》），她以知性的視野觀察世界，并在質疑、否定中，使現實世界獲得另一種新生，“即便如此，我們的存在/這一切才被賦予意義”（《雨中走過皇帝街》）。詩人林馥娜指出，“這既是一個旅行者試圖對一個地方所進行的深入探解，也是一個詩者對一切世相的通約性靈視。”在《直到一切歸于平靜》中，凝視著令人恐懼的水域和“大海掀起的風暴”，詩人以睿智的心靈悟到“但其實那只是原始的存在/它容納生。也容納死”，再由自然界的水聯想到了肌膚里日漸消失的水分，它們“流失如我的父母兄長在生活中隱沒/已走過的日子/正在匯聚成一小片海/它敞向好的事物。也坦然敞開壞的”，不同形式的水，它們終將是同一種物質，并與“我”息息相關，從外在的自然到內在的血緣親情，從生到死，一切都是“齊物我，齊生死，齊大小”[ 莊子.莊子今注今譯[M].陳鼓應，注譯.北京：中華書局，2009.]， “宇宙萬物無不相對者。此老子所以稱道為‘一’者也。不獨宇宙萬物而已，人事亦然。”[ [清]王國維.一個人的書房 [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5：5.]

 

尤其是在現代化的都市中，現代性與科技、經濟發展的聯結導致了人的生存焦慮和心靈的異化，“十字路口擁堵著急于回家的汽車/晚歸的人們焦灼，疲憊，并不關心林立的樓群中/哪一個窗口，新生兒在降臨，哪一個/有人正從高處跳下去”，然而無論生死、貧富，“我們都是這船上的人” （《月光下》）。面對這不斷扭曲、喧囂、浮躁的眾生相，施施然在詩歌中追尋著答案，“秋天開啟了通向寂靜的門/門內透明的黑洞永恒，深藏著/我在這座城市丟失的事物”（《白樺林》），“長久凝視。被寂靜包圍/我仿佛變得透明”（《延伸》），“我人生的旅程中，在此地的/短暫停留，終將變得虛無/……而更廣闊的虛無，將是最后的真相/寂靜加重著它的真實性”（《遺址》），“靜候/那奢侈的寂靜如期而至”(《奢侈的寂靜》)，最終發現，唯有禪修般的寂靜，才得以療愈我們的心靈，讓我們重返個體的原初。

 

施施然在衡量、審視現實世界的眾生相時，以現代性詩行重新生產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國古典哲學強調人心靈的平和、寧靜和澄明，如道法自然觀主張雕琢復樸的人性復歸，以“致虛極，守靜篤”“滌除玄鑒”“心齋”“坐忘”（《老子》《莊子》），糾偏人性異化傾向主張至公精神，用以扼制人們過分的權利欲和占有欲，而儒家以“中和”思想強調人的心靈的和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人只有與外界保持“中和”之境，以自律、節制的生活方式積極入世，才能在現代化的快節奏社會里達到身體和內心的平衡。

 

施施然的詩歌創作在為中國21世紀的新詩提供了新的藝術表達形式參考的同時，也無疑對內含現代性危機的一味追求利益、喧囂浮躁的社會現實以深刻的啟示。

 

三、抒情與敘事的合一

 

2014年，《綠風》雜志第六期刊載了施施然的一篇創作談，她談及自己近些年的寫作變化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和視野轉向，“當積聚心中多年的關于歷史、關于情懷的題材被我以詩的形式一一釋放過后，自然而然，我的目光要回到我生存的現實當中來”。面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現實，她開始采用一種新的表達技巧——抒情與敘事的合一，以此來增強詩歌容納復雜現實的能力。

 

中國新時期詩歌中敘事性主張的出現與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轉型有著深刻的聯系。21世紀的今天，詩歌為了適應更加復雜、豐富的現代生活和現代情緒，敘事性的廣泛運用是詩歌內部發展的必然規律。更深入來說，敘事性得以產生的原因與詩人隨時間而增加的生活閱歷息息相關，“在詩人眼里，敘事性使詩歌從一種‘青春寫作’甚或‘青春崇拜’轉向一個成年人的詩學世界，轉向對時代生活的透視和具體經驗的處理”。[ 王家新.當代詩學的一個回顧[J].詩神，1996(9).]與青春抒情走向知性敘事同步，施施然在詩歌創作中采取敘事性的表達策略是順其自然的轉變。

 

其實從早期創作開始，施施然就不斷探索新的言說形式。在早期詩集《柿子樹》序言中，詩評家羅振亞就已點出了施施然的形式探索，“施施然詩歌中引人注目的還有大面積啟用事態結構，介入、處理復雜的現實生活和心理世界”[ 施施然.青衣記[M].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14.序言.]。施施然的這種“事態詩”對小說、戲劇等文體的吸收和擴張，極大增強了詩歌處理大容量事物的能力，它在敘述一段連貫性的發展變化事物的同時，既“是敘事性的，但更是詩性的，它在使詩人的情緒抒發獲得沉實的依托同時，也布滿了真切、具體的生活趣味兒。”[ 施施然.青衣記[M].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14.序言.]施施然早期的事態詩以小兒女的心態，多著眼于虛構的歷史唯美愛情故事，如《帶上我的名字去輪回》一詩，以青春爛漫的小女生口吻對即將去輪回的心上人的不舍和囑托，“我要在你心上蓋個戳。”、“上面工工整整篆寫著我的名字/再蘸取生命的顏料”、“倘若不小心/你被別家的小姐愛上了，只要/給她看看你前世帶來的施了咒語的名字”；而《從一世雨季里隱去》則生動寫出了小女生默默愛戀兄長的內心悸動，“我固執地愛著旗袍和父兄。入夜/愛你窗口的燈亮著。想起你擱筆一笑/風骨和柔情/就從民國的舊紙堆里走出來。”此外，也有幾首涉及現實生活，如寫日常做飯、一家人圍坐在桌子旁吃飯的《情景》， “擰開水龍頭，用一只藍花瓷碗/淘洗白米。吹口氣試水，米粒在/小小漩渦的中央一閃……”、“不久/廚房就彌漫起烹制的香味/家人圍坐在一起，分享鮮嫩的魚肉”，充滿了生活氣息的平淡日常，在詩人的筆下別有一番詩意。 

 

近些年來，隨著詩人的詩歌視野轉向豐富、復雜的現實世界，她的抒情與敘事合一的言說形式也越發成熟、精到，感情越發的深沉、克制，顯示了一個詩人在藝術上的不斷修煉。正如T·S·艾略特所說的：“如果一個人作為詩人成熟了，這意味著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體驗同其年齡相稱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體驗青春情感一樣的強烈。”[ [英]T·S·艾略特. 艾略特詩學文集[M].王恩衷，編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166.]如《西單表妹》一詩，“表妹是妖精的表妹……從16歲開始，美，就將表妹/遮蔽，成了她唯一的外衣”，然而“表妹的故事終止于一場意外/在昌平，為了避開馬路上踢足球的/兒童，她和一輛卡車迎面相遇/死的時候還是處女”，全詩簡潔、克制，然而在不動聲色的講述下是波濤洶涌般的悲痛和惋惜；《暮色中接聽手機的男人》更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寫出了城市外來打工者的悲慘遭遇，“省腫瘤醫院的/化驗單像一顆悶雷/此時就在他口袋里靜靜蟄伏/他幾乎聽到，身體的大廈正在/一點一點地坍塌，沙石四濺/他想起家鄉那條長長的/開滿了油菜花的田埂/想起來從赤腳邁進城市的/那些日子。……有一天，僅僅一份病歷報告/就輕易摧毀了/他苦心經營的這一切/他想罵人。想砸碎一些什么/想就地蹲在馬路邊發瘋似的號哭……”,全詩無一字寫人物的悲痛情緒，然而處處都是人物不斷醞釀膨脹的情緒，“坍塌”、“沙石四濺”、 “蹲在馬路邊”、“掐滅煙蒂”、“吃掉”等一連串的動作，詩人把握的恰到好處，平實貼切，生動捕捉到了人物內心壓抑、克制的情緒。如電影鏡頭一般，再一次體現了詩人敏銳的觀察能力。正如詩人鄭敏所說，“詩人在創作中要將我磨成利刃，磨成最精密的鏡頭”[ 鄭敏.詩歌與哲學是近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3.]，而施施然在創作的這些年里不斷磨礪自己的鏡頭，使它越來越精密，越來越犀利。她把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所感知的細節融合在一起，不管是情緒還是動作都表達的極其準確，如《戒律》一詩中，“目光/相互刺探/猛虎伺機而動”，寫受過情欲之苦的僧人和塵世女子的相遇情形，描摹的十分到位；《暮色中接聽手機的男人》中，“他消失在建筑物龐大的陰影中/暮色正一口一口吃掉這座城的孤獨”，寫出了人的渺小、脆弱和城市的冷漠、孤獨。

 

相比早期的浪漫抒情和幻想，如今的施施然有著隨時間而來的智慧和知性。抒情與敘事的探索與她逐漸走向廣闊的詩歌視野相聯結，不管是語言的重量還是詩歌的體積，都因敘事因素的增加而變得平實樸素，卻更接近當下時代的詩歌本質。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詩評家張德明面對博客時代女性詩人大量崛起的勢態，將其命名為“新紅顏寫作”現象。作為“新紅顏”之一的施施然，張德明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并提出“我們的疑問就是她們給這個時代的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什么嶄新的素質和新的閱讀體驗？”[ 李少君,張德明.海邊對話:關于“新紅顏寫作”[J].文藝爭鳴,2010(11):39-42.] 如今站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終點，或許施施然近幾十年的詩歌創作給予了最好的回答。

 

走過翟永明、伊蕾等充滿激情控訴、大膽對抗的80年代，進入李輕松、安琪等突破性別意識、走向廣闊日常生活和及物書寫的90年代，迎來現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相碰撞的21世紀，中國的女性詩歌一直在不斷突破、不斷超越。如今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頭，放眼目睹這二十多年的女性詩歌，以50、60后為代表的翟永明、李琦、海南等老詩人還在不斷耕耘，而70、80后的宇向、西娃、施施然等處于創作走向的成熟路途中，此外，90、00后的年輕女性詩人已經在前輩的引導和鼓舞下，大膽創新、犀利表達屬于她們的時代心聲。作為新世紀女性詩人群體中的佼佼者，施施然以一顆古典柔軟的心，走向不斷開闊、深邃的詩歌道路。她突破了“新紅顏寫作”的種種局限和不足，忽略了博客時代的消費法則、娛樂精神和市場文化對詩歌創作的影響，她以新世紀都市女性的視野，用犀利而尖銳的筆觸揭露這個時代里人們生命中的疼痛，以超越性別、突破內視角的寫作姿態，嚴峻審視著不斷復雜、冷漠的現實，并以一種悲憫、平和的心境，以現代內容詮釋古典哲學，以古典思想掃描現實病痛。相比同時期的許多女性詩人，如60后路也的超驗主義的自然詩學，70后余秀華的底層女性生存敘事，80后鄭小瓊的打工詩歌，施施然的詩一直在守護和回歸著古典詩意，在傳統文化中尋找著現代人所缺失的精神品格，將現代社會逐漸忘卻和遺失的寶貴傳統文化以詩歌的形式重新打撈，賦予現代詩歌新的質素和活力。

 

施施然的詩歌探索不僅有力證明了“新紅顏寫作”并非是一時的熱潮，而是女性詩歌真正的崛起，更為當下女性詩歌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能量，提供了古典與現代對接的新的詩歌形式，極大促進了現代漢語詩歌的民族化和現代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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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曉紅，碩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致力于研究新世紀女性詩歌、少數民族女性詩歌，文論發表于《作家》等刊物。

 

施施然，本名袁詩萍，詩人，畫家，主編《中國女詩人詩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術專業畢業，詩歌小說散見《中國作家》《人民文學》《詩刊》《十月》《上海文學》等報刊，出版詩集《隱身飛行》《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等5部，曾獲中國十大女詩人獎、河北省政府文藝振興獎、《現代青年》當代十大青年詩人獎、中國長詩獎、石家莊市文藝繁榮獎等，詩作被譯介到英、日、法、阿拉伯、羅馬尼亞等多國報刊，畫作多次參展或被收藏。

 

值班編輯：李吉偉

審核：祖翠娟

監制：王子龍

來源：石家莊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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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