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向歷史深處縱橫輻射的厚重之作

 

作者：王應昌

 

謹以此文獻給在天之靈的中國作家謝成:“您幾乎耗盡畢生的精力,為赤水人民奉獻了史詩般的巨著”——《仁岸鹽商》《黔邊1949》。

 

一

 

《仁岸鹽商》通過對鄺登亭一家三代人（本文以1911-1935年作為劃分鹽商輩份代數）在動亂與革命并存的特殊年代的人生命運的生動描繪，并以此為主線通過聯姻、過繼嗣子、婚喪節慶、商務往來等，將赤水幾大姓氏鹽商幾代人的命運沉浮，色彩斑斕的或直接或的展現了赤水在1911年至1935年這二十四年間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以及這種由各種階級關系變化所推動的軍事、政治與社會的演進趨勢。

鄺家轉折的命運是這樣開始的：辛亥革命爆發，鄺家兩代人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作為第一代的鄺幺爺和第二代的鄺杏生興奮異常，奔走歡呼，而作為第一代的鄺登高卻憂慮擔心可能是災難的開始。鄺家是自清朝乾隆批準開辟貴州仁岸在內的四個鹽道口岸以來,號稱赤水大熱商首富張百萬字鹽運商號的具體經營管理者。作為鄺家字一家之主的大亭登,親自日睹革命的結果是鹽道受阻,四大鹽商頃刻轟然倒塌。革命的另一個結果是，鄺登亭的幺兄弟參加同志軍在支援合江縣的同志軍攻打縣街時中彈而亡。鄭苦生的妹妹鄺杏雨青春萌動,被王家留過洋的少爺王成義瀟灑風姿所迷,王家父子是革命黨,省城自治派的革命領袖被暗殺,王家父子逃亡他鄉。杏雨無法解除情愫(尤其在得到王成義的許諾表示之后),氣絕而亡。深感已經落后并完全不適應于這種所謂革命潮流的鄺登亭,一心想把自己的兒子培養成一代高人,同時借自己還有余熱想趁亂跑一趟生意把家底夯實壯大。雖然如他所愿,實現了新潮流時代下的新四大鹽商并成為首富,但畢竟是他以生命為代價所換來的。接過父親重擔的鄺杏生和逃亡回來的王成義曾一度干得風生水起,在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實業救國”的王成義的影響下,鄺杏雨不但經營鹽運,還在茅臺以公司形式建立了股份酒業。正當他和王成義打算運兩千斤“回春酒”到重慶去開辟市場時,船行到落妹洋時船毀人散。杏雨在這個水難中被苗家爺孫女打救，被逼與高美成親,半年之后不幸回到家中,家產不幸散去不少,鄺二娘只好將土城的鹽倉出售。回家后的鄺雨生想重返鹽運事業已無可能,好不容易從鄺二娘手中要來一點跑散幫的本錢,幾趟下來,只見虧損,尤其是最后一次,完全落入別人設計好的圈套。被老表項幫昆點醒后的杏生一夜醒來，滿頭黑發全變白發,精神恍惚,郁悶呆滯,仿佛靈魂被人抽走,無論請神還是就醫也無濟了事。鄺家第二代表現出色的鹽商,終于在壞人當道的亂世中無法解除心中的憂郁,同他的胞妹一樣氣絕身亡。

鄺家在短短十來年就連死四個大,而且其中三個還是找錢供家吃飯的大男人,面對如此打擊，照理說，一向尖酸刻薄待人的當家主事的鄺二娘應當或多或少總結一點教訓,改一改以存的脾性。然而,鄺二娘對家人變得更尖酸更刻薄了。首先忍受不了的是鄺幺娘,提出要分家。這原本是順理成章的家事,找幾個族人長輩當面析產就可以,鄺二娘偏要打官司。良心被狼吃了的縣太爺接過狀子,發現死去上輩還有絕后的一戶,當場判全部家產一分為三,絕戶的那份充公,一心想治幺房出氣的鄺二娘只差氣得吐血。實在無法忍受鄺二娘‘嚴厲德性的杏生之妻劉芙蓉和鄺登亭的小妾穆姨先后吞煙土而自殺。至此，鄺家院鄺杏生的兩個女兒和鄺二娘,鄺吉生的大女兒鄺振華不愿過這種沒有一點生氣的沉悶生活,在段十爺和大表哥梁業廣的鼓動和感召下,投入抗日救國的文化宣傳事業中,由此和梁業廣產生了純潔的愛情。梁業廣因組織策制配合紅軍四渡赤水的戰略轉移的石鼎山起義過程中不幸被捕,雖成功營救回家,但因獄中受刑治療無效而亡。得知這一消息的鄺振華深惑人生絕望,狠心用剪刀猛刺自己的肚腹而亡。鄺振華的妹妹被鄺二娘打發遠嫁他鄉。至此,鄺家就孤伶伶的剩下鄺二婆獨守大院。

鄺家三代人的悲慘命運深刻地折射出那個革命與動亂、正氣壓不住邪氣的特殊年代的社會對正當經營監運商家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在封道社會時期由朝庭官府指定的四個專營商號在這種特殊年代自然經不起時代的風浪,。問題是,象鄺家畢竟是在這次社會動亂中逆勢而起的新鹽幫之首,為何僅存在短短的十幾個年頭就消長了呢？鄺杏生的親老表項幫昆一句內心自白可以說道出了杏生的真正死因：他“知道杏生的忠厚和善良在這個社會是絕對混不下去的”《仁岸鹽商》232頁),忠厚和善良可以說是鄺家立事之本,是若干代祖輩傳下來成為鄺家精神基因。鄺杏生的父親就憑這種精神因素深得張百萬的信任,杏生父子倆也憑這種商業信任能在市上鹽最緊俏時期順利從生產地到銷售地從而仿佛一夜之間就成為對新時期鹽商的引領者。然而,仿佛是戲中人物,從登臺到謝幕,很快就結束了。項幫昆對杏生死因的認知,導出了世道的殘酷和商道的險。鄺家三代人的命運,完全可以用家破人亡來形容。在這一可怕的變故中,杏生和杏雨的死亡，芙蓉和穆姨自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與鄺二娘的刻薄與兇狠有間接的聯系,但在小說中,作者的真正用意不是為了塑造成給家庭帶來不幸的惡婦這一形象,而是把她當作表達無論是就時的鹽商還是新時期的鹽商都在商道上徹底結束了的一種象征。

前面說過,鄺家的命運在《仁岸鹽商》中既是描寫的主體內容,也是一條線索，也就是為展示赤水這個極為特殊的縣份在政治、軍事、經濟、民俗、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乃至于原始巫術等要素為一體為主線。鄺家就象一揮成長過程的大樹,它既把根部扎得很深,又隨著最大的過程不斷長出橫向枝桿。就縱向而言,本書通過鄺登高帶鄺杏生到自流井沿路見各種商務關系人士的路途中談到赤水的悠久的歷史,通過茶館里說懷書的藝人導生從四川保護運動到武昌起義的辛亥革命過程。就橫向而言,通過鄺登亭因地基與王子文產生糾紛,引出辛亥革命中誕生貴州自治派領袖人物的斗爭故事,通過鄺杏生和王成義入伙做生意，和鄺杏雨同王成義的生死相愛,引出受“三民主義”影響，一心想“實業救國”的留洋生王成義和他的同窗摯友陳玉生和陳玉昆的故事,通過鄺登亭建房,引出木匠師傅上茅山的傳說；通過鄺登亭為求鄺家平順請云鶴道人做法事,以后又因鄺登能、鄺杏雨、鄺杏生先后之死而請云鶴帶他的一班人馬事前來做道場,引出道家文化；通過鄺杏雨同親姨表妹鳳閨的親切關系,引出鳳閨在其兄被冤殺之后母親眼瞎哭氣絕而死,在其親人或親友一個離她而亡的殘酷現實中她無師自通成了串走陰陽西界,為眾生觀花請神的新一代巫婆,從中導出復活了的原始宗教文化；通過杏生行船遇難在苗家生活大半年,引出苗家出了自衛而孕育的蠱書原始文化；通過杏生和王成文的茅臺之行,引出貴州境內窮藝人生存的艱辛與苦難；通過鄺二娘在杏生死后為保住家業從鄺幺娘之女嫁到段家而所生之子過繼為杏生義子,引出段家好幾代祖先到赤水后的發展史,又進一步引出書香弟子段十爺的革命活動；通過鄺杏生的長女鄺振華受段十爺和大老表梁業廣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引出梁業廣等一系列革命家的活動；通過航道運輸,尤其是鄺杏生和王成義從茅臺運酒那些觸礁船毀人散事件,引出項幫昆這個特殊人物等等。項幫昆之所以特殊,不僅他是鄺杏生舅舅的兒子,而且這個人古道熱腸,急公好義,為人靈活機變,善于在爭斗激烈的各種政治勢力中周旋,能在亂世之中從一般船工做到舵手再到一個鹽幫幫主和赤水商會會長。自當上會長之后,他巧妙地、不露聲色地為鹽商從事革命工作的后代化解一次次危機,甚至調動一切關系將陷入牢獄之實的這些年輕革命后代營救出來。總之,他當會長,可以說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

從《仁岸鹽商》這部書的結構看,項幫昆原本是從鄺家這棵大樹生長出的一個枝丫,但這枝丫卻越長越粗壯,后來取代樹桿成為樹枝上的主干。

作家謝成在描寫鄺家的命運時,橫生出如此多的枝丫,凡是從辛亥革命到長征這段歷史所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戰爭、商務、婚姻、傳統道佛文化乃至原始巫術文化等等都無一例外的涉及了。作者把這些仿體與主線不相關的事都寫進去了,是不是表達多種主題呢？從本書的主線與這些文化相關的內容來看,作者就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表現赤水這二十多年的歷史變遷。社會形態是一個表達事態多樣性和廣泛性的名詞。把社會形態作為反映社會歷史變遷的寫作內體主體,在中外文學史上并不多見。從我的閱歷來看,成都的作家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可稱得上是從社會形態表現歷史變化的三部曲。李劫人的這部三部曲,無論是書中的人物還是情節,都沒有內在的聯系,但三部曲合在一起,我很能享受到社會風氣的演變。可能是生活的地域關系和作家本人的有限經歷的關系,李劫人三部曲所表現的社會形態僅限域鄰里之間的禮尚往來和家長里以及一些風情民俗。相較而言,謝成的《仁岸鹽商》在社會形態方面的內容表現要廣泛得多。即使不算全面的社會形態描寫,都會讓當代著名作家和學者的劉心武感慨“李劫人是被嚴重化的作家”。《仁岸鹽商》可稱得上是一部反映赤水特殊年代的社會百科全書。我閱讀這部作品,仿佛走進一座流光異彩的社會與歷史的博物館。

 

二

 

鄺登亭帶兒子鄺杏生到自流井的沿途中講了一番赤水鹽運的歷史,其中提到川鹽入黔的稅收是清廷的肥水,因此允許比間播形進的運輸與銷售。張百萬的祖先張淳捷足先登,穩居榜首,已有二百六十多年仍是赤水四大鹽商的首富,仁岸之所以成為首岸,是因為“仁岸到貴州腹地運輸線最短,但水運域最長。因此運量大,成本低。雖然經過數次起灘，但綜合起來,效果仍然最好,所以號稱首岸。銷區不僅覆蓋了貴陽、安順,還直達黔西南興仁、興義，生意紅火時赤水河上簡直是桅檣林立,鹽船首尾相接,纖夫結隊,赤水號子此起彼伏,響徹云霄。赤水城客商云集,百業興旺,酒市勾欄，夜夜笙歌。那銀子就像赤水河的水嘩嘩地在河里流淌,哪怕你是一個只有力氣的控船人,跑兩趟生意下來,都可以大酒大肉地吃喝一段時間。”(85頁)

這段文字可以說既描述了赤水因鹽運帶來的繁榮,也交代了這種繁榮持續時間的遠久,整整兩百多年。朝廷允許民間從事鹽商的運銷,勢必會激發全國各地有頭腦有膽識的商家成群結隊的到赤水來開埠建鋪經營鹽巴和為城市各類人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仁岸鹽商》中提到以禹王官和別的會館,就是來自別的省份的商人到赤水后為家鄉人提供食宿方便而建造的館所。全國四南八方的商人到赤水,除了商務上的交往,也會在生活、習俗、文化等方面交流融匯。久而久之,通過婚配而繁衍的幾代人,就會形成赤水特有的包客、開館、豁達、互助的文化個性。這種文化的性格特征,在項幫昆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項幫昆不管他如何圓場與權變,但他內心的出發點始終是不變的,那就是要盡自己能力和條件的范圍,幫助商藍受難的后代,盡自己權力所及以可能解救那些陷入政治危機中的赤水人。他本身讀的書并不多,但他懂得教育對鹽商的下一代的重要性,所以他能隨機應變地趁周西成離開赤水入駐省城成為黔人之首的興奮勁,隨機提出在赤水辦中學的請求,周西成當即應允,而且當場命名為“省立二中”。項幫昆不是共產黨人，他也未必贊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但在他已知或預感到作為共產黨員的段雪笙和梁業廣即將被周西成抓捕時,他立刻叫他的侄子項懷玉前去通知他們趕快轉移。

由于從商時期的遠久,赤水成了全國最早進入商業文明的縣份之一。商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區別在于,農耕文明是傳統文明,商業文明是現代文明。傳統文明趨于保守、落后與固步自封,現代文明講究民主、獨立、包容、平等、互助互愛。一批接受西方教育回來的留洋生,傅風衍成了善于雄辯的一代名士,李極齋信奉“教育救國”辦起了學校,自任校長,王成義和陳玉生信奉“實業救國”,興辦養桑業。接受現代文明與文化教育的鹽商后代,在政治風云變化的年代,他們更容易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主張,而當辛亥革命失敗后,他們已被開發起來的心智必然會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將如何生存？中國將向何處發展？

作為鹽商第二代人物的段雪笙在同輩同齡人中書讀得最多,頭腦更為靈活,思考問題更出深層,所以他能走出家門,同惲代英等革命家共同探討如何救中國之路的思想理論問題,并與之共事.而作為鹽商的第二代人梁業廣等則在段雪笙、惲代英和毛澤東等革命家的直接指引和領導下,堅定走上無產階級的革命之路。梁業廣在廣州講習所聆聽毛澤東對革命的分析與解說之后回到赤水發展組織,其中對么妹說的一段話,表達了現代文明教育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其實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最先還不是工人、農民,而是覺醒的知識分子。說起共產主義,這還是外國人發明的東西,是主張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飯吃，有衣穿的大同社會的。”(340頁)現代文明教育,不但產生了象王子文信奉“三民主義”的資產階級家革命家,也產生了象段雪笙信仰共產產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赤水商業文明底蘊的深厚,使鹽商的后代在接受現代先進思想能做到敏捷與快速。武昌起義的消息,很快就傳到赤水。

辛亥革命失敗后,赤水鹽商們面臨空前的災難,各地軍閥到處割據,一次次把手伸進鹽商們的腰包。原來暢通的河道被軍閥們故意設分割成若干段,高額反復的過路費活活把鹽商不多的利潤也要榨干。周西成主政赤水時期曾一度又繁榮起來，鹽商們在這個開明的軍閥保護下腰包又鼓了起來。但隨著周西成的離開,不開明的軍閥只知道為擴充軍隊而不斷榨取鹽商。

鹽商們的苦不堪言,但又無可奈何。鹽商們又重新回到黑暗時代。一個嚴峻的向題擺在了鹽商們的面前：中國將向何處去？鹽商的出路又何在？面對軍閥混戰和民不聊生的現實,第二代鹽商之后毅然走出家門,踏上了一條尋求答案的艱難艱險之路。中國共產黨誕生不久,第二代鹽商就秘密加入并回赤水建立地下支部,赤水之所以能為配合紅軍長征“四渡赤水”戰略大轉移發動石頂山起義,就是因為共產主義的信念已經在他們頭腦中生根,并成為他們這一代鹽商之后的精神主體因素。

正好接受少共干訓班學習的鄺么妹,她從思想的升華到英勇就義,令讀者感受到一代鹽商后代為尋求中國人真正出路而不惜犧牲生命的悲壯人生:“到少共干訓班學習以后,她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她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共產主義這種無比壯麗的事業……。她知道了全國革命的形勢,知道了中國到處有工農紅軍建立的革命政權,中國的革命事業正在蓬勃發展,全國許多有識士卻投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偉大革命。她慶幸自己終于走上這條光榮的道路,也理解了大老表梁業廣人生選擇。”(438頁)

到此為止,我們總算明白了作家謝成為什么要把《仁岸鹽商》的題材限定在1911年至1935年之間的其實原因所在了。在本書中,以辛亥革命開篇,以紅軍四渡赤水結尾。作家的創作意圖十分清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中國現有條件不會成功,唯有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是中國,也是鹽商們走出困境擺脫死亡的唯一之路。

 

三

 

有必要對《仁岸鹽商》中描寫的兩種革命(舊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必要的分析,因為這是我們對作家創作意圖進行探討的一個關鍵因素。

辛亥革命一哄而起,赤水第一代鹽商的王子文成了貴州自治派的領袖之一。從他對鄺家主動和好，在地基問題上主動讓步,以及他主動到鄺家幫助解除因親姨侄大牛前來參與辦喪事時要遭警察抓捕這一事件的政治危機,以及他在赤水的自治派同僚主動邀請已被推翻的前清官僚共同組建新的政府等一系列事情來看,這些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所作所為,可確體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權中的平等、自由、民主與互愛。

前清家僚們是些什么人呢？他們根子里就只有皇帝皇權,改頭換面穿上皇袍的袁世凱立刻就會得引他們的擁護。他們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憲政派。自治派主動邀請他們共同組建新政府,只會給他們帶來復辟的好機會。他們勾結土匪將省城的自治派領袖一一暗殺。王子文因還在赤水躲過這一劫難,隨之而來的是父子大逃亡。后來因蔡鍔起義貴州獨立有一定轉機,但也死在北上的路上。

同樣信奉“三民主義”的陳玉昆的命運更為悲愴。陳玉昆用他的耍陳玉生也是尚與日本的留洋生,學習政治,回國后做官。辛亥革命嚴重受挫,他想回赤水拉起一支隊伍。原本想借助官場有一定交往的和紹孔團長的關系和名頭招兵買馬,沒想到反而被徹底封建官僚土匪化的和紹孔所利用。陳玉昆一家在赤水畢竟是有信譽的官誥之家,他出面畢竟有一定的號召力。當年參加同志軍的赤水人,紛紛加入招安軍。沒多久,由四百八十七人所組成的招安軍,被和紹孔帶來的三個營集體包圍全部屠殺。此外,還將遺漏在鄉間的當年同志軍抓捕處決。一千多人的鄉黨親人瞬間失去生命,這對陳玉昆所形成的內心打擊可想而知,因始傳無法原諒自己的愚蠢過失,陳昆憂郁而死。

民主革命就這樣失敗了,是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適合中國的發展呢？不是。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指出:“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術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42頁)

由于民族資產階級過于弱小,具有封建思想意識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大清遺留下來大批遺老遺少的舊知識階層過于強大,加上孫中山的共和理想就包括這些封建成分的反動勢力進入政府擔任一定職務,致使革命陷入失敗的境地。當孫中山意識到民主革命的本質是必須依靠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而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時,一切都來不及實施就徹底結束了。難怪到寧說“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同上426頁)

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完成,然而這也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任務了。相對而言,中國無產階級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徹底成熟,這比民族資產階級始終強大得多,理所當然地承擔起領導民主革命的歷史重擔。由于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組成中國共產黨十分清楚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先進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民族資產階階。在這革命的力量中，工農又是最基本的力量,因為他們受苦最深,人數口最多.深入最低層,發動工人運動和農民主動,就成了一個時期政治斗爭的需要。具體在《仁岸鹽商》中,第二代鹽商之后的段雪笙舉辦讀書會,第二代鹽商之后的梁業廣所開辦的夜校,就是通過提高政治覺悟認識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下一步進行殘酷的武裝斗爭所作的思想動員準備。在梁業廣的指導下,鄺幺妹以工人爭取增加工資福利為突破口所發動的工人運動取得了勝利,從這次勝利中感受到共產黨是為天下窮苦人謀幸福的政黨,致使這些工人中其中一部分投入到石頂山起義的隊伍中去。在《仁岸鹽商》中,謝成并沒有來寫到共產黨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但我們能從他將兩種革命對比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現形式展現在讀者面前,感受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必將在中國取得完全徹底的勝利。

其實,我們從一個人稱鄒大爺的特殊人生經歷體會的自述中,也能看到共產黨所從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取得勝利。鄒大爺屬于那一代鹽商,名叫鄒華仙。在一次同項幫昆的交談中,鄒大爺是這樣說的“我出世以來,哥老會我也干過,蔡鍔將軍我也跟過,劉顯世、周西成我也見識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也了解過,這共產黨的主張我也知道一些。相比起來,還是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實在些,若按‘三民主義’干下去,我們中國應當富強起來。其實共產黨說的那一套和‘三民主義’也有共同之處,都主張平均地權.但共產黨的做法似乎更現實點,他們把農民一組織起來,農會一成立,就打土豪分田地了,這樣一干,農民還不支持嗎？所以現在全國都鬧開了,說這叫鬧革命。”(《仁岸鹽商》392頁)

當項幫昆懷疑鄒是共產黨時,鄒大爺說:“我還真不是共產黨,不過,我覺得他們真的干得成,中國的希望將來應該在他后身上。”（同上392-393頁)

 

四

 

《仁岸鹽商》取得下面幾個方面的藝術成就：

一、從動態的角度,從人物所處的各種關系如家庭、人際、職業等角度,從文物個性與在世態變故中的心理狀態等高度去刻畫人物,展示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命運；

二、創造了本書特有的樹型結構；

三、獨創了謝成式敘述體語言。

下面先談謝成對人物形象的塑造:

《仁岸鹽商》涉及到的人物,多達七、八十個,其中,具有鮮明個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就有二十多個。作者是怎樣將這些人物刻畫得有血有肉的呢？同傳統的現實主義注重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一樣的,作者善于從人物所特有的各種關系,如家庭、親友、職業、生存環境以及社會變故的影響等因素,動態性的展示人物的命運。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在刻畫同一時期具有相同社會環境中的同齡人,因為某個特殊因素對這同齡人的影響程度不一樣,這些同家人會有不同的命運,下面不妨以幾對特殊人物為例說明這一藝術成就。鄺星元和鄺振華：鄺星元又被大家稱作鄺幺妹,家境窮苦因平時和哥哥挑水到鄺振華家，和鄺振華結成很好的姊妹關系。鄺振華家境富裕,所以能接受較多的書本學習,鄺幺妹家境貧寒,接受的書本教育少。鄺幺妹過早承擔趙家庭生活重擔,職業原因接觸的社會面廣,所以養成了潑辣、大力和敢于面對困難的個性；鄺振華衣食無憂,愛好學習,雖有追求進步的向往,在畢竟居于纖纖溫柔小姐。這就是雖然同樣受梁業廣的影響,梁業廣把鄺幺妹吸收到黨內,并通過組織關系,把鄺幺妹培養成能獨立從事地下工作和開辟新的事業的黨的基層干部。而鄺振華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但始終未能把她吸收到黨內成為黨的一員的主要原因。這兩位女性的結局,鄺幺妹英勇就義而顯得悲壯,鄺振華因自己所愛之人的死亡而自殺里得凄涼。

項幫昆和鄒華仙:項幫昆是第二代鹽商,鄒華仙是第一代鹽商。他們都因為急公好義和古道熱腸的個性而成為忘年交交。項幫昆讀書少,他的能力全靠自己豐富的經歷和他善于總結前人的經驗和教訓。鄒華仙讀書多，而且善于思考,他們能力雖然也源于自己特殊的經歷,但能將自己的理論知識去分析問題,常常比那些單憑經驗認識問題的鹽商們更深刻。比如去找云鶴道人求簽,以測算一下在周西成死,毛光翔下臺后自己能否登上省長之位,便抽了一塊寫著“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的上上簽,參謀長怒斥道長指“小兒科伎倆”,項幫昆卻借機說:“簽上的詩句本有多解,而這簽是旅座自己抽的,當屬天意。”(399頁)

項幫昆的說辭因有討好候之擔的一面,但是一面也反映出項幫昆由于知識不深的欠缺而迷信些玄學。而這些玄學,就麻哄了鄒華仙。最典型的要算候之擔為自己的母親造墳址一事。候之擔已有八個團的兵力,自已有登上省長的資本。而他擔心的是,能不能登上坐穩,還要靠運氣。運氣從何而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祖墳埋端正”。(425頁)

為此,不惜重金將重慶、成都的堪輿師和本地的云鶴道長請來選址。奇妙的是,三位風水師各自拿羅盤去考,井然在匯總并上山落點竟然卻是相同的點。當在現場的項幫昆和其他赤水名人一同驚訝稱贊“太神奇了”。項幫忠把這一情況向鄒華仙轉述時,鄒華仙竟說:“他們做得有點過了。”項幫昆一臉困惑,鄒華仙只能說:“天下真有這樣湊巧的事嗎？”(433頁)這種認識上的巨大差異,也決定他們二人的不同政治走向：鄒華仙和梁業廣一起策劃了石頂山起義,項幫昆跟也就只能將無人可以取代的商會會長干到底。

周西成與候之擔:這二人都是曾雄居赤水的軍閥,并且有許多相似之處:同屬于桐梓系,從軍由低級軍官干到高級軍官，都想擁兵自重做一方諸侯,等等。所不同的是,周西成真正做到了貴州王。候之擔才起的夢想就一下子就被滅了。作為軍閥沒有不迷信的,但周西成并不完全陷入其中,只是把風水之地當作為自己帶來好運的一種可能,而候之擔則把風水看作能為自己來遠轉的根基。

周西成想干一番事業,但他知道,必須一步一個腳印的走。他青少年時就苦讀詩書,只有讀的書多了,才會明白世間之理,一個只知道在亂世中靠搶去起家是長不了多久的。“四書五經”讓他明白了治理社會和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從他還未進駐赤水而帶兵三次攻打重慶制錢廠并將制錢的模板抱走這件事來看,還處于中級軍官的周西成已經就另一自己以后獨掌一方并如何將這方治理成經濟繁榮之地而作必要的準備了。因為赤水地處川黔要沖并且又順河而下重慶,這無疑是打造經濟由死變活的理想之地。各地軍閥混戰，都把眼睛盯住赤水鹽商們的錢袋子。這些軍閥不僅各占一段河道收取保護費,還將鹽商所獲不多的余錢勒索干凈。周西成知道，要想在貴州當王,必須有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這支軍隊數量要足夠,本領要過硬。需養這樣一支軍隊,必須有強大的財力，而這龐長的錢財從何而來,只能借出于鹽商,把商業繁榮起來。要使商業繁榮就要保護這些商人,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而調動這些高人的積極性措施,就是制定嚴格合理的稅收制度。一下子赤水鹽路暢通起來。一商帶動百業,加上周西成為了自制武器,建起了兵工廠、電廠、棉被廠、制鞋廠等等,赤水的經濟達到空前的繁榮。周西成還鼓勵農民種鴉片,農民和商家高價賣出,他又可以得到一大筆稅收。周記銀質貨幣的制造,更是另一種不菲的收入。由于社會治安良好,稅收又合理,這樣的經濟繁榮心然為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利益,所以在周西成在離赤赴省去就任之際,赤水百姓沿途為他設置香案,香案上擺上一大面水銀玻璃鏡和一銅鼎清水,喻周省長“清如水,明如鏡”的官風,足見赤水百姓對周西成的感恩之情。不管周西成的動機如何，他對赤水的治理是成功的,他在赤水的辛亥革命前的穩定的商業文明基礎上,又大大的推述了一大步。可以說,周西成是一個文明的軍閥,是一個開明的諸侯。

侯之擔同樣是一個軍閥,但他是一個魯莽、兇狠與歹毒的軍閥,他膨脹的野心除了只會野蠻略奪,從不知道如何護境安民。周西成把一個秩序嚴謹的赤水交給他,幾年功夫就變商人無利可圖,民生凋散的混亂之地。對百姓無止境的勤索,是為了多榨錢財好擴充寫隊。周西成的大開煙業是為了增加財稅收入,而候之擔則把這些鴉片一半用來提高士兵的所謂精神氣。財稅既減少且不說,還養成了一大批雙槍兵。這些雙槍兵怎能阻擋紅軍英猛的進攻呢？除了慘敗在溜溜的閉門思過等待上峰的軍法處置,你這能再干什么呢？

周西成的死在于他未能發現潛伏于身邊的小人暗算,而不是向候之擔那樣無軍事才干又獨妄白大。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周西成的死于他對時代大趨勢缺乏清醒的認識。周西成接受了很深的孔孟之道,對未來中國的發展趨勢一概無知。中國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農耕文明時代,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兩種之明的交替混和發展時代。這樣的時代必然導致政黨的出現而且是未來主宰中國命運的政治力量。周西成鎮壓共產黨,對國民黨更加排斥,這就意味著他會成為兩個正爭奪天下的政黨的共同敵人。蔣介石在統一天下的過程,必然要把他徹底剿滅。周西成遭小人暗算就在情理之中。

候之擔雖然通過重金賄賂擺脫了問責,但也不能領軍從政,從此仿佛從社會申消失。在《黔邊1949》里,我們又見到了他的身影,在人民解放即將攻打赤水時,他被省主席谷正倫任命為黔北反共救國軍司令,不甘寂寞的候之擔能為的將覆滅的國民黨挽回敗局嗎？隨著赤水工作的結束,逃亡的候之擔落了個被槍斃的下場。為什么已經賦閑在家十多年的候之擔一接到任命就欣然接受呢？難道他不知道這是替蔣家王朝殉葬？這是因為愚昧,無知和權欲熏心的結果。他同周西成一樣,從軍閥這個角度,他倆卻必然會有共同的結局,而從自身的知識結構,各人伴繞著完全相反的人生戲劇。

謝成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無論著墨轉多或著墨較少的人物,他都抓住人物全部因素中最主要的傾向特征。正是這我傾向性的個性特征,往往決定著這個人物命運的最終走向。

 

五

 

現在我們來分析《仁岸鹽商》的結構和語言：

之所以要把這兩個問題聯系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在本書中,結構與語言仿佛是欒生的兩姐妹，誰也離不開誰。不好設想一下,《仁岸鹽商》涉及的時期,多達二十四年,涉及的人物多達七、八十,涉及的事件多達幾十起,涉及的商務活動之廣,涉及的因婚姻、友情、商務、教育、事業、戰爭、事變等各種的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是如此盤根錯節。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的共生共存,也就是信仰科學和信仰神鬼的各行其道,而這些種種屠殺社會形態要想將它們很有秩序在僅有四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將它們一一全部展現出來,沒有十分穩妥結構和沒有恰到好處的語言來表達,是不可想的。在這方面,謝成的創造了屬于《仁岸鹽商》自身的結構和語言。

《仁岸鹽商》的結構可以歸結為樹型結構,也就是說,《仁岸鹽商》把鄺家的命運作為整部小說的主線,就象正在成長的小樹,隨著它逐漸長成參天大樹,它會不斷長出與主干相適應的枝丫和茂密的樹葉,這些枝丫和樹葉,就象與鄺家相關相聯的無窮的事件和各種社會因素。不妨沒想,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結構,《仁岸鹽商》所描寫的那復雜與龐大的題材,將如何安置？稍有不慎,這些龐雜的素材就脫離主題,難以在整部不說中形成有機統一。

在以往的作品中,包括謝成的《黔邊1949》都采取這樣的結構方式:要么單線,要么雙線,雙線結構又分為單行雙線和十字交叉。《黔邊1949》就用十字交叉型.《仁岸鹽商》打破歷史創作慣例,運用樹型結構方式。不能不說是一種創新,是謝成式的創新。而且,我們還可以肯定，如果以后再也不會出現以社會形態為作表現歷史進程的作家出現,推理結構將會時為獨樹一幟的藝術類型。

從某種情況來看,《仁岸鹽商》的語言也同樣較為獨特,我們也可以稱作謝成式的語言特點。貫穿于本書的語言句式是敘述體句。在傳統語言表達方式的分類中,敘述并不成為小說型的句式，原因要敘述具有抽象,平穩的特點，多用于公文。在小說中則用于交代人物、事件的背景以及相關的聯結。在《黔邊1949》中有敘述的成分,但整部書還是以描寫為主。傳統文學對語言表達方式嚴格界限的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類文學靠情節的推進。《黔邊1949》也是靠情節的推進，這類文學只能依靠描寫,敘述只起輔助作用。

《仁岸鹽商》卻不靠情節推進,而是靠社會形態的推進。社會形態的種類本身就繁而多,除了依靠敘述沒有別的辦法做到這一點。然而,傳統的敘述無法做到文學所要求的形象性。既要將社會形態中雜亂繁多的題材融合在一部書中,并且還保證書不脫離形象性。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對傳統的語言,尤其是敘述這一方式進行改造。

其實,對傳統的語言進行改造，不光是中國遇到這個問題,世界上的文學大國,同樣面臨類似創作困境。首先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的還不是先進的歐美，而是相對落后的拉丁美洲。

《百年孤獨》就是這種語言改造成功的范例。中國信家如陳忠實創作《白鹿原》和王安憶創作《天香》時,就充分借鑒了拉美文學的語言句型優勢。

看得出來,謝成創作《仁岸鹽商》時,也充分應用了別人成功的經驗。改造過的敘述仍保持它原有的簡捷聯結的功能,但由于加進了具有具體形態、色彩與動態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敘述的功能太太擴大,而且還有取代描寫這一句型的趨勢。

《仁岸鹽商》除了少量的描寫句外,整部書幾乎全都用這種句型。不妨將《仁岸鹽商》、《白鹿原》和《天香》這三部書進行比較。《仁岸鹽商》以敘述為主,描寫為輔。《白鹿原》指寫為主,敘述為輔。《天香》將描寫和敘述交替混和使用,很難區分誰主誰輔。謝成之所以把敘述擺在主體語言的位置,是因為經他改造過的敘述,完全具有描寫的功能，是以將描寫取而代之。這就是我們說《仁岸鹽商》的語言,是謝成獨有的語言的原因。

 

六

 

需對全文作一個簡單的總結。

由于赤水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赤水早在清朝鼎盛時期就緩慢進入了商業文明的時代,由此決定了它能跟上全國發展的步伐乃至世界文明的步伐。赤水在商業方面的繁榮,決定了它必然成為川黔地區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戰略之地,赤水的富庶,又導致它成為各大軍閥圍獵的對象。以此為背景創作的《仁岸鹽商》,必然折射出全國由辛亥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歷史進程及其必然性。這是《仁岸鹽商》在思想題材上所取得的成就。

《仁岸鹽商》在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獨創了特殊的樹型結構和描寫型的敘述體語言。

本文題目隱含一個不可忽視的前提,那就是以什么為起點向歷史延伸，當然只能以《黔邊1949》為起點,也就是說《仁岸鹽商》是《黔邊1949》的倒敘、回溯和歷史的解答。

 

作者簡介：王應昌，1950年3月生。1966年赤水一中初中畢業，1984年畢業于遵義教育學院。學歷大專。十五歲自學哲學，十六歲自學邏輯學，十七歲自學經濟學和歷史學。以后，又自學社會學與政治學。1982年任赤水四中（初中）校長，1985年任赤水一中高中部語文教師，中學高級教師職稱，直至退休。有幾十篇論文發表在各種刊物上。其中，《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理與心理內涵>的一點意見》刊于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第二期上,《西方國家的相對市場與極限市場》刊于1983年《財經科學》第三期上。同年被人民大學報刊復印中心《政治經濟學》總論轉載。該文提出農民離開土地向城市轉移是刺激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五年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組將這一觀點寫成學術報告向中央進言，由此開啟中國城市化進程。如今，這一觀點已成了指導中國宏觀經濟的理論之一。1995年的軍事論文《戰爭藝術奧秘與戰爭元件分析》，在鄭州高炮學院交流。會后，該文刊于《鄭州高炮學院學報》1996年第一期上。《可拓哲學二元論》、《論可拓原理的哲學背景》分別于2000年北京、2004年廣州召開的全國可拓學及物元分析學會的年會上交流。赤水作家陳谷一的長篇小說《地債》2000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初版時我為之寫評論式的序言《一部審視共和國土地關系變遷史的現實主義力作》，2013年由光明報出版社再版時為之寫《再談<地債>的時代精神和深遠的歷史意義》。2005年，《明治時期大和民族精神中的武士道與國家神道》分析日本為什么不肯認罪的精神根源，該文在北京大學網站一經刊出，引起首都各大學轟動。2006年《德國法西斯形成與戰后認罪轉變的歷史分析》刊于《吉林文學》附刊上。《西方神權高于王權和東方王權高于神權是由土地所有制性質決定的》刊于2006年《貴州大學學報》附刊上。此外，還有數十篇教育論文發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